姜占春在延安努力学习的时候，老家平山的山沟里，他的妻子和女儿正一次次经历生死磨难。姜哲平这样记述：
1943年11月5日，太行山东麓水峪惨案发生……那天早上，敌人突袭白草山一带，追击我八路军八大队（晋察冀四分区部队），我韩姓堡垒户姑姑一家7口，当天被敌人用刺刀挑死了姑父和两个表哥。大表姐韩瑞兴是村长，因拒绝供出村中的粮食和八路军的去向，还正气凛然破口大骂当时出卖她的汉奸，被敌人挖了眼睛，割了舌头，刺刀穿透心脏，挂在树上活活烧死；二表姐不忍束手就擒，面对望不见底的山崖绝壁用饭碗遮上眼面，纵身跳了下去……此时，母亲紧紧搂着我藏在山坡上两个石头的夹缝中，未被敌人发现……我还记得敌人“扫荡”时，老乡不顾自家安危，深夜背着我送往山洞里躲避，跟母亲下乡吃派饭，大叔、大婶看我年龄小，父母又都为穷人搞革命，总是爱怜地嘱咐我多吃点，临走时，还往我口袋里塞上些花生、大枣，因为下顿饭还不知道何时何地才能吃上……后安排我寄宿到无儿无女的女村长、劳动模范王美花家，她待我如同己出，给我做鞋袜、衣服。1945年她不幸得了肺痨，怕传染给我，把我安排在本村另一个李姓家里寄宿，这家女主人叫白妮，冬天她总把我的被窝暖在最热的炕头上。王美花阿姨临终时，还呼喊着我的乳名……1952年，我从北京返回中古月村，在王美花的坟前，挥泪肃立，寄托我深深的哀思，深情地怀念她对我童年时的关爱……对白妮房东，我把她女儿超生的男婴，通过国家环保部曲格平局长，转给设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位华裔官员李我炎做养子，使得当时穷山沟里的这户超生人家，免遭计生政策为其带来的严重后果，至今，这个不知亲生父母，随养父母在异国他乡的男孩二十多岁了，已经被培养成人成才……
这些记述很朴实，读来却让人感慨万千。命运的残酷与脆弱，情感的产生与报答，一切都那样真实且离奇。
在延安相对平静的岁月中，栗家人保持着一贯的仁厚、忠诚和勤奋。
在南泥湾团部工作的栗政民，没有叔叔的温文尔雅，忠诚、正直永远伴随着他那火爆脾气。据栗家后人回忆说，因为栗政民的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守寡，栗政民高大漂亮，大家庭里的长辈都非常溺爱他，所以他个性极强。上小学时，一次面对老师体罚学生，他腾地站起来当面和老师顶撞。他的战友回忆，一次作战时，他竟然孤身一人冲上山头，发现两个敌人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手抓住一个敌人的脖子，右手用枪顶住另一个的额头，大喊：“不许动！你跑我就打死你！”两个敌兵吓得双腿哆嗦，连喊饶命，放下了武器。
在南泥湾时，他担任团部的织布厂厂长，办事坚持正义，和同事们和平相处，对上级的错误绝不畏畏缩缩，敢于反抗。一次，团政治部副主任认为织布厂的会计常康贤有经济问题，要处理会计。栗政民通过自身观察，认为常会计没有问题，这样和那位副主任就顶撞起来，在争执中栗政民暴躁地拍了桌子。常会计知道后非常害怕，就悄悄逃跑了。后来，偷跑后的常会计听说栗政民要挨整，感到对不住他，于是就又赶回部队。最后，事实得以澄清，常会计是清白的，栗政民的坚持是正确的。
栗政民虽然脾气火爆，但心地纯良，行为透明，对党忠诚。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有人认为栗政民是平山团里的商贸负责人，长期出入敌占区，与敌占区商人和可疑人来往沟通，或许有什么经济问题，甚至怀疑他是国民党党员，一度让他停职审查。那次，栗政民倒是没有跳脚拍桌子，因为他心里无鬼，不怕调查。最终，经过数月审查，弄清了真相，栗政民很快复职。
在此期间，妻子王瑞兰、叔叔栗再温、弟弟栗政通，这些栗家人都不慌乱，他们一百一地信任栗政民，栗家人有绝对的自信。
栗政民的鲜明个性一直保持到晚年。在“文革”以后，栗政民曾去山东，为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栗再温叔叔平反，他几次往来于北京和山东之间，曾给接待方摔过茶杯，激动地质问两个年轻人：“老子革命时你们在哪儿啊？你们对老革命有什么感情？叫你们领导来！”当时也许是悲愤交加，想到叔叔惨死，而骨灰都不能找到，他的暴躁脾气更加难以控制。
对待家里的孩子们，栗政民一样非常严厉。他的侄子栗战书曾回忆，小时候，到北京政民大伯的家里，一定要小心翼翼，心里害怕得不得了，生怕说错了话挨巴掌。
在他的晚年，连造反派也拿他没办法，有人感叹：“这栗老头太硬，原则性强，是个红透了的共产党！”
1981年，栗政民走完他坚持原则、宁折不弯的68年人生历程。其实他的后半生一直被病痛折磨。因为在抗战中多次负伤，是二等乙级伤残军人。他患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疾病，全身出水泡，身体的汗腺都没有了，大夏天都要穿着皮裤子，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战争的伤痛，在多少老战士的心灵和身体上留重重烙印啊！这是我们今人无法想象的。
延安，美丽的名字，给16岁的栗家女儿栗政华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栗政华在平山老家时，白天跟母亲、嫂子们干农活，晚上碾米、做饭，在煤油灯下做针线，一直熬夜到启明星出来才睡觉，不能上学，经常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栗政华非常想和哥哥们一样当兵，即使当不了兵，给八路军做饭也行……栗政华到延安后就读在延安桥儿沟中学，虽然吃小米饭、喝菜汤，却是十分快乐。
让栗家人高兴的是，刘旭江在延安平安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和上次在北平痛苦“弃婴”相比，延安诞生的孩子是非常幸运的（可惜，这个孩子后来送回平山老家抚养，还是不幸夭折了）。正在上中学的栗政华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七大”期间，叔叔栗再温开会，婶子刘旭江即将临盆。当时，找不到人来照顾婶子。叔叔没有办法，就让政华暂时照顾婶子坐月子。政华怕耽误功课，左右为难。当时，婶子怕耽误工作，生孩子不久就去工作，有时政华一个人在窑洞里照顾那个小人儿，孤独和无奈的政华曾偷偷掉过眼泪。但她还是照顾了婶子一个月的时间。满月后，她回学校紧张地补习了功课。
四叔栗再温是非常鼓励和支持孩子们努力学习的，他经常说给孩子们，要学真本事，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栗家后来走出很多大学生，这和他的鼓励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他对每一个孩子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温和细心地照顾，对于生活在身边的政华更是给了许多父爱。
栗政华记得新中国成立后，她要上大学了，那时叔叔婶子都在北京工作，叔叔亲自给政华买了一个很好的大布箱子，一双漂亮的皮鞋，而且还不忘记买上一把极其精致的小铜锁。政华很喜欢，箱子和铜锁一直保存到今天……
在延安，政华最温暖的时刻是和栗政通哥哥的相见。栗政通比政华大两岁，从小却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政华。而今，七八年不见，哥哥已是平山团优秀的军人了，妹妹也是亭亭玉立的中学生了，兄妹相见，有说不完的话，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从延安说到晋察冀，从平山又说回南泥湾，短暂的相聚，让这对兄妹多么留恋啊。
然而，美好的相聚转瞬就被打断。随着平山团的南下，兄妹注定要经历悲痛的别离。
采访手记：
当年，从平山到达延安要走一个月，今天，我们驱车走过这段路程，越过太行，飞渡黄河，一日之中，看到了平山的朝霞，又感受了陕北的落日余晖，2011年10月的一天，当我们欣赏了夜幕下安塞“腰鼓灯”散发的动人光芒后，在陕北高原上点点灯火的陪伴下，径自走进了圣地延安。
在延安的参访一直由延安纪念馆的蔡玲女士陪同。她带领我们参观了宏大的延安纪念馆，重温平山团垦荒的景象；参观了杨家岭的革命旧址，倾听平山人在七大会场的激动心跳；登上宝塔山顶，遥忆着发生在延安的许多经典故事，感受平山团南下时在延安机场告别的悲壮；甚至找到了延安工校的旧址，想象日本俘虏的延安生活岁月。
第二天晚上，蔡玲女士特意安排我们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陕北民歌的动人曲调，陕北说书的质朴弦音，深深触动我的心弦，我和当年的平山人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浓郁的陕北气息当中。
次日，伴着初秋的晨光，我们向南泥湾进发。阳光初升，地气蒸腾，玉米的叶子闪烁着晶莹的光亮，几株大树生在云雾之中，衬托着山的剪影。路像一条河，流动在湾中的青纱帐里，两岸隐约闪过点点旧窑洞，也许在诉说着南泥湾的旧事。一切宛若仙境一般。
当年，豪迈的垦荒大军，有着不凡的审美，独臂的左齐政委的文字，精美得让人叹服：
浩浩荡荡的开荒大军，通过七里铺，转入山沟，渐渐地看到了茂密的山林和宽旷无边的荒草地。早晨的阳光，透过山沟里升起的薄雾，照射着这片寂静的山林，照射着刚刚解冻的清水河，为山林溪流披上彩色的外衣。山沟里，古木丛林遮蔽着天空，从正在发绿的枝芽上，筛下了点点阳光，撒在松软的土地上。高大的白桦挺立在丛林之中，一簇簇的海棠、栗树、红枫和正 在发芽的野葡萄、山楂、杜梨，构成了花团锦簇的百果林。多么美好的境地啊！每个指战员走过这景色如画的地方，都兴奋得欢笑起来。
仙境南泥湾，今天依然保持着美丽的容颜。
在位于阳湾的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前，开阔的原野上，依然有“十里稻花香”，沉甸甸的稻穗正在凝思今日的丰收。展览馆里，摆放着359旅屯垦时的大量历史文献、图片和旧物，平山团陈宗尧和战士们用过的器具也有标注，我久久凝视，试图缩短那几十年的时空。
参观完展览馆，我们一行前往马坊。马坊位于展览馆东南10华里处。是1941年到1944年间平山团的驻地。这个在阅读中早已经熟悉的名字，今日却如此的陌生。零落的窑洞、破败的房屋，一个依然贫瘠的小乡村。在一棵繁茂的古树下，几个年老的村民悠闲地坐着。我们下车询问，在村民的指点下，径自去寻找平山团在此垦荒的唯一见证——马坊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当年平山团在即将离开此处时，为了纪念死难烈士而树立起的一座纪念碑。当时碑高2.6米，正面书写“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款“王震”。碑后是一篇祭文，署名是“陈宗尧、左齐等团领导暨全体指战员”。碑身左右侧分别是烈士名录，共计448名。
当年，这通碑位于马坊大路旁的半坡上，每日默视路上的滚滚人流。而今，寂寞小村，没有几户人家，由于道路改变，路上行人稀少。纪念碑没在荒草当中，一任风雨剥蚀和苔藓生长，已经黑乎乎辨认不出字迹了。面对土崖上一簇红亮的枸杞子，面对那些洒热血为民族牺牲的战士们，我不禁为我们的英雄平山团而悲哀，我想平山团的后人，平山子弟兵的后人，一定没有人来这里寻找过这座丰碑，也没有人保护过这座平山团在南泥湾的唯一见证！
作为平山团故乡的人，作为河北人，作为寻访人，我感到心寒和无奈。
值得欣慰的是，位于九龙泉的719团的烈士纪念碑却是壮观而簇新，洁白高大的大理石雕像是位一手拿枪一手背粮的战士，趁着蔚蓝的天空，我们在碑前拍照，感到渺小，感到一种敬仰和震撼。
我们找到马坊村村民常来有老人的窑洞，询问起当年平山团在这里垦荒的情况。
老人回忆说，当年部队进驻马坊村后，他已经是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了。马坊村里13户人家，都穷得几乎揭不开锅。老乡们想打几双草鞋，可穷得打不起，两户凑一双，才勉强凑了7双。送到团里，718团的战士没有舍得穿。老人回忆说，那时部队的条件很艰苦，部队吃过草，吃过树叶。来到马坊后一天到晚到山上开荒，从团长、营长到班长都和战士们一样。他还见过王震来团里，和王震拉过话，王震非常客气。我问他，知道平山团这个名字吗？老人说，知道。住他们这儿的团就叫平山团，团长姓陈，部队里许多战士都是平山人，他们说的话和我们有些相似，听得懂（平山话偏晋语）……
很巧合的是，他后来参加了当地的民兵组织，跟随保卫延安的平山团打仗，参加过青化砭、蟠龙等战役，曾一个人捡到几十支枪，交给我们的部队。他说打仗虽苦，一天吃一顿饭，到河沟里找水喝，但依然坚定不移地跟随部队。这些都是当年的平山团战士们的影响。他说：“当年战士们非常热爱我们这些贫苦农民，对我们好，帮我们种田、挑水，富裕后还送给我们粮食，像一家子的亲人一般。”
说起垦荒，老人很激动，皱纹深处的眼窝里闪出了泪光。他说：“当时战士们累得吐血，瘦成这么可怜的样子。人家可怜，我们也可怜，也帮不上什么……”老人的眼前一定闪出了战士们当年的身影，只是无法知道是哪些平山人的身影印记在他的脑细胞中，但是可以肯定，正是“对他们好的部队”帮他们打下了天下，过上了安宁的日子。他今天思念的是亲人一般的人，念叨着不能帮上忙，好像愧疚我们这些寻访的后人们。我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为那个苦难的岁月，为苦难的平山团亲人和曾历经苦难的老人……
环视老人的窑洞，几乎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灶膛里燃烧的柴火也如当年。老人说他是党员，现在吃低保，每月有300多元钱，很知足，我们一行人不禁感叹一番，和老人依依告别，他的身影长久地伫立在我们回望的视线里。
补记：
2014年9月，马坊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得到重修，新建了碑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