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住新平说，1980年5月，由一枚40年前拍摄的，聂荣臻将军手牵日本小女孩的照片，经多方寻找，最终确认这个小女孩就是与他生活在同一城市的栫美穗子。同年7月，美穗子来到北京实现了她与救命恩人聂荣臻元帅的重逢。这一体现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事，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由一张照片引发的友好运动也在两国之间开始了，以中国军民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契机，都城市与中国各领域的友好运动得以蓬勃开展。
1999年11月，聂帅的故乡——重庆江津市，和美穗子生活的都城市缔结了友好交流协定，之后，2001年8月开始的江津市与都城市之间中学生的相互交流访问，有400名儿童参加的江津市与都城市友好交流5周年时的纪念集会，以《归途——都城与中国65年的故事》为题材的记录片，在都城市所有65所中、小学校内播放，其目的就是为了教育年轻一代。2001年夏天，在都城市举办的《中国聂元帅展》，2002年8月两市的代表共103人参加的《聂元帅人道主义研讨会》的召开，2003年至2004年，在当年美穗子获救的村庄与当地政府（井陉县、井陉矿区）合作建立的《人道、友好、和平的教育基地》，这些都是为继承和普及中国军民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实现的具体行动。
2005年8月，来住新平在参加中日友协和日中友协共同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北京和平集会时，得到沙飞先生的二女儿王雁女士赠送的《沙飞摄影全集》。他被沙飞先生那富有人情味的作品再一次所感动，同时对37岁的沙飞先生被处以极刑而深深地感到惋惜。此后，来住新平又开始了研究沙飞，为举办《沙飞摄影展》而奔忙。
2008年4月12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幕的沙飞摄影展，是在中日友协、中国摄影家协会以及日本多家媒体、日本摄影家协会等多家友好团体的声援之下，以《悲剧的战地摄影家—沙飞；抗日战争时期的密藏作品集，首次亮相日本》为题的影展开幕。都城站影展于4月24日开始，以《跨越68年的时光，今天回顾人道主义——聂元帅和沙飞摄影展》为题，开幕式上，王雁姐妹和照片中的主人公栫美穗子一同参加了剪彩。接着，在高知、福岗、大阪、爱知、福井等11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摄影展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有观众来信说，“我们由衷地感谢为我们提供鲜明照片的摄影师沙飞先生。因为对如此天才的摄影师被处以极刑极为惋惜，所以更不能容忍导致沙飞犯过失的日本****。”“ 所有照片贯穿着充满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的摄影角度令人感动，在聂将军致日军的那封信里，把被俘日军士兵当作‘兄弟’的见解令人感动，而一般的民众也能有这样的想法更让我吃惊，否则美穗子也不可能获救。所以，日本对中国不仅在过去的侵华战争方面需要反省，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应重新反省。”
来住新平说，通过这些活动影响和带动，许多日本观众都希望为中日友好做些事情……
2014年的秋天，采访美穗子之后，我们一行到达来住新平的日中友协都城支部办公室，我看到满屋的墙上都是悬挂着美穗子、沙飞相关活动的照片，我们为来住老人的执着而感动。
在日本的那次采访，来住新平还为我们介绍了宫崎县的几十位友好人士，一起座谈，了解他们所做的一些日中友好工作。他还为我们介绍了冈山市的上羽修教授。上羽修教授研究那段战争的史料很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日军侵占平山等地的详细史料。他和松冈环一样采访过许多日本兵。上羽修教授还为我们播放了一段录音，是日军参加过灵寿县陈庄战斗的一个日本兵的证言。
这些日本友人用他们认真、细致的研究，抒写着历史的正义。
凑巧的是，此次赴日采访的一行当中，有我的同学张建军，他日语纯熟，为我们义务做翻译。
他祖父的传奇故事，是又一版本的“美穗子”获救故事。
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建军在家乡灵寿上初中，他发现，当镇长的父亲，在奋力学习日语。当时他很纳闷，在这样一个山区小县城，学日语又有什么用处呢？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泽京雄的日本“客人”来到他家，一切才真相大白。
原来，他的祖父小泽文吾，1937年作为军医，随侵华日军来到河北，在一次战斗当中，小泽文吾受伤落伍，被一位中国女子所救，后来小泽文吾加入反战同盟，和那名女子结婚，他们两人也就是张建军的爷爷和奶奶。小泽文吾后来在石家庄休门街一带开办“小泽诊所”，这个诊所在当时小有名气，以儿科见长。直到今天，被小泽医生医治好病的人，还和张建军的家人保持着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小泽文吾改姓张，没有再回日本，留在中国行医，直到去世。
张建军小时候，对爷爷没有印象，和奶奶一起生活过，但奶奶对他保密，他对爷爷奶奶的身世也不清楚。直到小泽京雄的到来，张建军才知道，他在日本还有几个伯父和姑姑。后来，他随伯父京雄到长野县读书，参加工作，娶了富士山下的妻子……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专程去了长野县，采访了他的两位伯父小泽辰昭、小泽京雄。两位伯父虽然对父亲小泽文吾抛下他们，最终留在中国有一些不满，但是后来都理解了父亲，他们都郑重地说，是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命运，他们尊重父亲的人生选择。大家所痛恨的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伤痛，希望中日永远和平，人民友好往来……
从平山到延安
红色圣地延安，曾令多少人向往啊。栗家的几位革命者没有想到，他们能在美丽的宝塔山下团聚。栗再温时任晋察冀四地委书记，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最早来到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工作，后任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处长；妻子刘旭江和侄女栗政华从平山护送几个烈士孤儿，在1944年春天也到了延安。刘旭江在延安党校工作，16岁的栗政华去延安中学读书。栗政民和妻子王瑞兰、栗政通从南泥湾赶来，那天，一家人相聚了。从晋察冀，从平山的南沟，这样多的栗家人走到了延安，大家分外珍惜。来延安的路是多么艰难和危险啊！
栗政民、栗政通跟随平山团冒着枪林弹雨来延安，就是栗再温这样的“七大”代表，也一样是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来到延安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要召开。栗再温和姜占春（晋察冀边区农会副主任）在1940年4月一同作为“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同行的还有平山共产党员刘廉民，他是平山县党组织派出的唯一参加“七大”的正式代表。
在姜占春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北方局一百多代表奔赴延安的艰难行程：
……走到太原以北阳曲县准备过敌人封锁线……走到铁道边，天黑了，我骑着牲口，前边是鲁贲、吴德、李葆华、栗再温，我是第五个，过路很平安，没有动静。又走了十来里路，刚一进山，敌人开了枪，前后都封住了，前进过不去，退也退不回来。警卫连战士冲上去阻击敌人，鲁贲带头从山侧跳崖，当时牺牲。我也跟着跳了下去，到半腰碰到石棱把我架住了。这时从上面又跳下一个人撞在我身上，我们一起滚到了沟底，我左肩被摔骨折。当时天很黑，敌人到了崖头，拿机枪扫了一阵子就走了。我们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文件马匹都丢了，身旁只有两个战士跟着，一个叫小赵，一个姓付，他们两个也是从崖上跳下来的，头都碰破了，幸好伤不太重。他们搀扶着我往沟下走，我满嘴是土，口渴得不行，肩臂又痛得厉害，迈一步都很困难……口渴，没水，拔点草嚼嚼，润润嗓子。到了集合点，赶上了队伍，见到了李葆华同志，我说膀子摔坏了，他一摸说：“不要紧，还有一个呢！”这里还没有出危险区，部队吃了饭，就继续前进了。李葆华同志说留下李一略、刘连明两个人照顾我，负责要牲口、担架，还留下了两个集合地点，头一个找不到时，就找第二个……
长达半年的行程中，许多代表牺牲了，到达延安的代表异常珍惜他们的幸运。参加“七大”成为他们人生轨迹中的重要篇章。出生在河北藁城的杨春华（后任过河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顾问）也和姜占春一起到达延安。杨春华为我们保存了一些“七大”的证书等纪念品，让今天的我们得见那些珍贵的文物：
打开布包，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火柴盒稍大的证书，小得出人意料……证书上有代表姓名、证书号码、代表座位号，下面注明“七大秘书处制”。代表证虽然小，却做得很精致，以紫色的绸子糊为封皮，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艰苦，也体现了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人们对它的珍惜……证书里还夹着两张小巧的毛主席画片和相片，……还有一方柞蚕丝手帕，上方印着“拥护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印着五角星，五星中央是镰刀、铁锤，下面署着“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全体指战员同赠”。据说手帕是用日本飞机的降落伞做的……
手里握着精致的证书，能够见到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代表们就是日子再艰苦，心里也一样感到温暖。当时，因为“七大”延期召开，大部分代表们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栗再温等干部分配在各部门边学习边工作，姜占春等没文化的编在初级班，“从头学起”。当时因为正处在困难时期，代表们生活艰困。姜占春回忆，冬天没有棉衣，每人发一件羊皮壳篓，棉鞋更没有了，自己找些碎皮条子缝在鞋里子上，脚冻肿了，冻破出血，生活很艰苦。可是他们亲眼看到毛主席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看到康克清同志给朱德打毛衣，中央领导一样和大家同甘共苦，心里只有温暖没有一丝怨言，都非常积极地参加大生产运动。
姜占春清晰地记得他给陈云（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汇报农会工作的情景。陈云说：“我当地主，你是农会，咱两个抓破脸地斗，有什么说什么。”陈云先说：“你们成天说斗地主，斗地主，过去一块钱，能买十包火柴，现在一块钱只买一包火柴，你斗得我们还能活吗？”我说：“现洋一开始一块钱是九百六十个钱，以后涨到一吊二百钱，又涨到二吊四百钱，以后又涨到四吊钱，我们借一块只得了九百六十钱，还的时候是四吊钱。那时是国民党政府，穷人只好吃亏，现在是人民政府，地主就应该吃亏。”陈云说：“好！好！一百分！”
当时，毛泽东主席亲任党校校长，经常给学员们讲课。一次，在讲课前，毛泽东翻阅学员作文，姜占春的一篇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文章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姜占春根据在平山斗争中的亲身体验而写出的，有根有据，生动真实，毛主席批示在党校校刊转载了那篇文章。这给了姜占春极大的鼓舞，学习和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令人期待的“七大”开幕了，姜占春回忆道：“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6月11日结束，毛主席又致了闭幕词，毛主席讲到愚公移山的寓言时，用手擦擦眼睛，我们看到主席流了泪，参加会的代表都哭了。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誓死推翻三座大山，为革命事业奋斗一辈子……我没有文化，不会做笔记，可是当年毛主席、朱德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像刀子刻的一样，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
从平山的深山沟里，活不下去的穷困人姜占春找到了党，今天又坐在“七大”会场，如此近距离地和他热爱的领袖们相聚，用什么样的话语都无法形容他的激动心情。
在搜集到的党史资料中，常看到姜占春老人写的回忆资料，无不是生动诙谐，真实细腻，让人一下子就能回到那个年代。记得和栗家后人栗战书谈论时，他描述了晚年的姜占春老人，很风趣，讲起过去的事情滔滔不绝。当年虽然一字不识，但记忆特别清晰，正如他自己所言，如“刀刻一般”。他常拿一把黑色的纸扇，也不扇，拿在手里，“唰”的一下打开，“唰”的一下合上，边谈话边轻轻地把玩扇子。后来我看到一张照片，是1977年姜占春在天津自家的阳台上，果然手里拿着黑纸扇，安闲而坐，真是一个乐天派的老人。
在采访李华生的儿子李华时，他也提到说话风趣的姜伯伯，他给孩子们的印象是那样难忘。我心里非常感激这位老革命留下的资料，很想多寻找他的信息。一日，网上搜索，进到他的网上墓地，默默祭奠一番。
后来看到姜占春的女儿姜哲平的一本书《我的小草》，看到两代人之间的交流，看到许多老革命对平山的深深情感。书中写道，94岁高龄的李葆华老人，仍然能清晰回忆他们赴延安的景象，仍然清楚记得在平山蛟潭庄的岁月，还告诉姜哲平，他曾看到姜占春写的回忆录，让她回去找找看。果然回去后她找到了1978年的油印本回忆录。这些老战友们情深意长，彼此的惦念都深记在心。读了姜哲平的书，还知道栗家后人栗政国曾撰写过《燕赵大地之子》，记录姜占春的革命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