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家住燕南园56号，与江是近邻，但不直通，还需拐个弯。由于周每天都去办公室，家中访客又多，所以江还没有去家访。这天去，除工作外还想谈谈心，协调一下夫人王蒂澂的工作调动问题。
好像是刚刚送走什么重要的客人，客厅里地上桌上摆满了字画，周培源夫妇正在小心翼翼地收拾。夫人扶住一端扯平，周先生训练有素地卷轴。见是江隆基，夫妇如觅知音般高兴，说：“江校长来得正好，欣赏欣赏我的藏画。这些东西我们平日不轻易拿出来，今天倒是个机会。”说着又将已经卷好的展开。
江隆基粗略看了一眼，足有百多幅，全是中国古代的名人字画，倒没有一幅西洋油画。他难以明白，这位足迹遍及欧美，三年半之内连得三个学位，曾是贝德曼、贝尔、海森堡等国际名教授的高材生，爱因斯坦的助手，如今又被公认为湍流模式理论奠基人的物理学家，何以对中国古代的山水画有如此浓厚的雅趣？而周先生讲起这些古董时，似乎和讲理论物理有同样的造诣：“你看这幅。是明代初期画家徐贲的真迹《峰下醉吟图》。徐贲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五幅。我这幅是第五幅，也是最好的一幅，堪称稀世绝笔。其他民间流传的，全是赝品。”
“何以见得？”江禁不住问。
“我们节余的钱，全花在这上头，当然要收藏真的，好的。你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夫妇是荣宝斋、古宝斋的常客。混熟了，他们有好东西就打电话来，我常在电话里跟他们讨价还价。要真要好，还要便宜，我又不是百万富翁。我有老师呀，邓以蛰、张奚若都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刚才送走的就是张奚若先生。业余爱好嘛。江校长，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将了一军！江隆基一生，大概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有什么业余的爱好。游泳、球类皆不会，更谈不上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他说：“我对这是外行。”
这也是大实话。他略知一二，但谈不上“内行”，便就事论事说：“这些古代文化的遗产，确实是国之瑰宝。据我所知，凡书画收藏家，都要加盖自己的印章，以便传之后世，永保其真，周先生怎么不加印呢？”
周先生笑着说：“你还说是外行呢？内行着呢，老祖先是有这个讲究。但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最终应该归还人民。我俩喜欢，就替人民保存着，欣赏着，将来老了，全部交给国家，我们的责任也就尽到了，所以不加印。”
夫人王蒂澂补充说：“这个想法我俩早就一致了。四个孩子都是女儿，大的已经工作当翻译，小的两个也不准备学文史，留给专攻文史的去研究更有价值些。”（作者按：1988年，周培源将珍藏的一百四十五幅名人字画悉数捐赠国家，还特意邀请江隆基的女儿江亦曼出席捐赠仪式。）
江隆基击节称赞，钦佩这位科学家的人格与情操，但嘴里没说什么话。他不善于当面奉承人。
落座之后请喝茶。茶几上摆满了古香古色的宜兴陶具。江欣赏着说：“宜兴人用宜兴茶具，周先生有割不断的乡情呀！”
周培源说：“思乡之情人皆有之。在东京，在柏林，每逢佳节你没有思乡之情？异国他乡思念故土的那种感情，莎士比亚也写不出来。蒂澂，你研究莎翁，莎翁写过没有？”
夫人说：“思乡是东方民族的特有个性，莎士比亚怎么能写得出来？”
周培源说：“族人中有好事者考证说，我这个周是周处的后代，现在是第几十几代。”
这个历史掌故江隆基读过。周处西晋人，少年恶迹颇多，为乡人所不齿，后幡然悔悟，立志求学，官至平西大将军，其“除三害”的佳话名传后世。便说：“我看不必牵强附会，是也罢，不是也罢，反正你周先生勤奋一生，一身正气，做人做学问，都堪称楷模。不是我当面奉承你，是众望所归有目共睹的嘛。今天来找你，是想谈点工作。”
周说：“知道江校长无事不登三宝殿，请说。”
江隆基谈工作，从来不带感情色彩，思维缜密，语气平和，一句是一句，绝少废话。他说：“办高等教育，我基本上是外行。延安时期是为革命战争培养人，现在情况不同了。所以还得依赖你和马老及汤副校长的帮助。你们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很忙，点子多想些，具体事情我来做。这是一，向你表个态。二、照我的一贯思想，办好教育的核心在教师，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一流的教师，就培养不出一流的学生。我的看法，经过院系调整，现在北大的教师又缺又不缺。说不缺是一下子增加到一千多人，其中不乏一流的教授，有声望的学术带头人。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甚至对立并不可怕，‘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精神还是应该继承的。我的观点是，在学术上有多少家，就承认多少家，不怕你成‘家’，就怕你没学问，掉书袋，像俗话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周培源插话：“江校长的这个观点很好，非常重要。学术上有多少家算多少家，国家的科学技术才能进步。你看还缺哪些学科的带头人，咱们想办法调几个进来。”
这正是江隆基想要谈的，便以哲学系为例。“据说北京高校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了，有教授头衔的就三十多人，可以说哲学界的精英都集中到北大来了，但是知识结构很不合理，我到学生中座谈过几次，问他们知不知道有个黑格尔，说知道。问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只有个别学生说‘合理内核’，再问‘合理内核’是什么，就无人知道了。你看，堂堂北大哲学系的学生竟不知黑格尔的思想是什么，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总不能因为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研究黑格尔嘛。现在国内研究黑格尔的权威是谁？能不能想办法请一两个来？”
周说：“江校长，你的看法我完全赞同，可你这个问题把我考住了。我确实不知道国内研究黑格尔的权威是谁。这个得请教一下汤先生，他可能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江说：“我只是顺便提到，文科方面的我找汤副校长商量。理科的请你多想点办法。你的影响大，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挖一些人来？”
“这个由我来考虑，我办不到的，还可请人帮忙，如钱伟长，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现在在国外还有许多他那时候的同学好友。”周培源答应得很痛快，而且一提到理科，他似乎早有考虑，一口气说了几件早就想研究讨论的事情：
——石油学院有个傅鹰教授，是著名的胶体化学专家，这个领域目前国内人才稀少。他二十六岁就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北大学、青岛大学、协和医学院、重庆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44年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患重病，推荐傅鹰出任厦大校长，但国民党CC头目陈立夫说要当校长就得先参加国民党，但傅鹰说“我宁可不当院长、校长，也决不参加国民党”。随后以出外招生为由躲避开陈立夫的纠缠，将仅九岁的儿子寄养在天津亲戚家，1945年夫妇又去美国了，临行前对夫人张锦的侄子张存浩说：“国民党真是腐败到家了，看来中国的真正希望在延安。”夫人张锦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有机化学博士，也是著名的化学家。二次出国后，傅鹰在密歇根大学做胶体化学研究，夫人张锦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49年长江口发生了“紫石英号”战舰事件，他看到周总理对英国政府的抗议，又看到英国政府竟然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受这一事件的鼓舞，1950年夫妇二人又从旧金山乘威尔逊号轮船回国了。回来后在北大、清华绕了一圈，就到石油学院了。江隆基插话问：“周先生跟他很熟？”周说：“也不是很熟，因为他要求来北大，所以找我几次，谈得比较详细。”江说：“解决一个指标进两个教授，你看呢？”周培源笑着说：“就我的了解，这位先生学问很大，也很有正义感，就一样不好，骄傲自大，谁都瞧不上眼，说话很尖刻，人缘儿很差，所以转了几所大学，时间都不长。咱们要，那边放人估计问题不大，但我担心来北大与同事相处不好，上次来没几天就走了。”
——侯仁之教授还兼着地理系主任，多次跟我谈过，院系调整时将地质学方面的人调到地质学院去了。没有地质，地理系就缺了一半，而且老北大是以地质见长的，李四光是北大地质系的创始人。现在的情况是出去的不见得都安心，有的闹着要回来。一方面是我们缺一块，没人，另一方面又不能挖兄弟院校的墙脚，怎么办？
——生物系李汝祺教授是遗传学的奠基人摩尔根的学生。摩尔根的中国学生不多，最有成就的就是燕大的李汝祺和复旦的谈家桢，谈家桢又是李汝祺推荐给摩尔根的燕大学生，所以说李汝祺是我国遗传学的奠基人。现在的情况是生物学界向苏联李森科派一边倒，批摩尔根很厉害。李老也感到有压力，可是北大目前还没有李森科派的门徒，怎么办？要解决只有请苏联专家了。
——哲学系的冯友兰先生是从清华过来的，一是住房太小，书都放不下；二是他的工资不知怎么搞的，才一百多元，教授四级的标准，这与他的学术地位太不相称了。所以冯先生情绪不怎么好，不太安心。
……
江隆基一面听，一面还简单地做些笔记。他很少插话打断，也不轻易表态，任周培源说到底。他知道，这些问题都非解决不可，但办起来难度很大。末了认真地问：“周先生你个人还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能解决的都得解决。”
周先生先是推说“没有没有，这就很好”，继而又沉吟着说：“不过，我有点活思想，不知当讲不当讲？”
江深知像周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知识分子，讲个人要求一般都羞于启齿，忙说：“周先生尽管讲，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应当相信组织。我历来主张到一个单位，先雪中送炭，后锦上添花。”
“我是相信你才向你提的，我提的可是锦上添花的要求。”周培源笑着说，“我已经加入了九三学社，它的性质你也知道。现在还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条件？或者说，像我这种经历的人，允许不允许？心里没有底，还没写申请，私下里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个问题江隆基没想到，但心里有数，说：“周先生这个要求很好，很正当，回头我给李瑚同志讲一讲。不过据我所知，像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入党，究竟在党内好，还是就现在这样好，恐怕还得请示一下中央。此事先不急，你大胆地工作。现在三个正副校长，就我一个是党员，三个正副教务长都还不是嘛。我常想，像北大这样的高等学校，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没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否则就难以调动非党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我在党的会议上多次讲过，要求党员干部要主动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支持非党干部的工作；要求他们尊重知识，重视业务学习，我对他们说，不懂业务或业务条件很差的人，硬要去指挥一切，势必会出现很多毛病的。”一口气讲完他的观点，顿了顿又说，“我也有个想法，想和周先生交换一下意见？”
“江校长你还跟我客气，请讲。”
“你已经调北大了，夫人也应当调过来。风里雨里的，不该叫她来回跑。蒂澂的工作我已经想好了，调北大西语系教英文，以她的水平，完全能胜任。当然还得你们同意，从中学调大学，不至于想不通吧？”
“江校长，承你的好意，但此事不可，断然不可。”周先生急切地说，“我当教务长，许多该调的教师调不进来，先把自己的妻子调到身边，别人会怎么议论？我还怎么工作？”
“有议论我承担责任，负责解释。”江说。
周笑着说：“个人一点小事，还要你江校长担当？”
江也笑说：“这就是方才说的党与非党的区别。我是党派来的干部，你是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家呀。”
这件事当时没谈通，以后也没谈通。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澂一直在清华附中教书到退休。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冯友兰1930年代所著《中国哲学史》前言中引用前人张载的几句话。该书江隆基在延安时期就读过，内容囫囵吞枣，但对这几句话记忆犹新。
来北大后了解到，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冯即致函毛泽东，表示要改造思想，重写中国哲学史，数日后毛复信，要他“取老实态度”。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建设》《新观察》等重要报刊上不断看到冯的文章，内容大多是谈对共产党新中国的认识、思想改造体会的。在江的印象里，这是一位不断地批判自我，不断地“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老先生。
他还听说过这样的社会传闻，河南唐河县因为出了个冯友兰，读书求学蔚成风气，半个世纪来屡有人才出。
冯友兰191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三十岁开始，一直站在燕京、清华、北大的讲坛上讲授和研究中国哲学。院系调整后到北大，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家住燕南园54号。经周培源提醒，江隆基带着如上的粗略印象去家访。哲学系是大系，冯友兰是有代表性的教授，解决好他的实际困难，具有示范作用。
燕南园的建筑群是老燕大分期分批建起来的，独门独院但不设围墙，形式各异，有的是中西合璧的小楼房，有的是中式平房；依地势而建，高高低低，错错落落，浓荫遮掩，有曲径小路通连；编号也不规范，从57号到54号并不直达，要拐几个弯。54号是小阁楼式建筑，分甲乙两号，住两家人，冯住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