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第三天没讲，第七、第八天还没讲。转眼已是第十天了。中央为了帮助他摸清情况，派了一个九人工作组协助他，加上秘书和他自己，总共十一个人，要在十天之内理清这团乱麻，并非易事。仓促表态，无论说出有利于哪一方的话，都将重蹈覆辙，引起新的混乱。而迟迟不表态，将使两方的人都感到失望，何况一个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一个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经过十天紧张的调査，与各方面接触，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凡“不积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一律换掉。一这个关乎“路线”的概念在河北另有特定含义，指的是某一方的人。
第二种：按年轻化的要求，六十岁以上的常委、六十五岁以上的书记都调走。——这个标准看来无可非议，一落实到人头，不对了，这等于把另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换掉。以上两案都具有排他性，不足取。第三种方案：把两方面的尖子人物都调走，不偏不倚，“对等裁军”。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最为彻底、最能服众的方案。如果高扬这样提出，中央也会批准，“改组”嘛。但是他说：也不宜取。这样调整面宽，震动太大，每一个要走的人都会背上思想包袱，觉得是犯了错误不受信任的人。其结果是人出了班子，派性转入“地下”，反而不好做工作。而且每个人都代表一批群众，从长远看，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派性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文化大革命”中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参加过“群众组织”，都有“派”，目前难办的是他们，以后的工作依靠的仍然是他们。因此，他主张少用“外科手术”，而主要施以中医的“调治”：舒筋活血，消积化瘀。
高扬在思谋着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方案。他有某种预感，他觉得这才是中央真正希望他做的……
这是七月一日，高扬到任第十一天，向全省的地、市委书记们发表“施政演说”：
“见见面，认识一下，以后要共同工作，见面机会还多。”鸦雀无声。等了十天，他终于开口了。但又怕他讲，怕使自己失望。
“应该讲点什么，但话难讲。……现在干部思想浮动，不知省委班子动向如何，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不少人在观望，传说纷纭，真假难辨。我是省委新闻发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话不行，说不恰当也不好。怎么说呢？我工作多年，从前终过地委书记，和大家是同行，进城以后，除六〇年被定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工厂两年，和文化大革命千一乍半未工作外，在省、市、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做过各种工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坦率。都是实情。可是，你将怎么办呢？“想过之后，今天我能说的是以下几点……”接着，他提出了后来对扭转河北局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三点意见”：
一、省委领导班子只进几位较年轻的同志，其余基本不动。各地、市委也基本不动。
二、要真正搞大团结。两三年来，谁都说自己坚持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却恰恰把三中全会要求的为工作重心转移创造条件这个政治任务一一安定团结，给忽视了。
三、暂停争论。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辩明再讲团结，就会争论不休，赔误工作。有些是非，通过以后的实践会逐步弄明白的。
从开场白到结束语，两千零五十字，完了。出人意料。已经宣布散会，有人还坐在那里愣着……
十天以后，中央批准了这个“基本不动”的方案。五千三百份省委文件，发往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又通过他们与五千三百万河北人民见面了。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反响强烈，充满了期待。
仍然留在班子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仔细一想，却不满足：“三点意见”并没有肯定我这一方是正确的。多年积怨，这样不明不白的就算完了？！
不消说，日常党的会议上时有龃龉发生，在北京开“十二大”的河北省小组会上也曾出现“剑拔弩张”之势。真沩难辨的告状信，成捆成摞地送到“书记楼”，都写着“高扬同志亲启”，都在争夺第一书记。某些搞“四大”有瘾的人，公然围坐在“书记楼”前请愿，要求“彻底”落实政策……
风谲云诡，险象环生，正如工作组的同志事先所估计的那样。“这样吵吵嚷嚷的，你怎么工作呀！”有的同志甚至担心他弄不好给轰回去……
“被轰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那也无非是再回北京呆着呗！”高扬幽默地说。他居然还挺乐观呢！他说：“这就象走钢丝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它毕竟还是一条路。就看你怎样走了。”
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征，他又放弃了现成的路，宁愿去走“钢丝绳”。钢丝在激流旋涡之上摇摆，考验着“七十老翁”的真功夫。
他必须十分审慎地、耐心地处理一切，又不能让复杂局面牵着鼻子走。“暂停争论”不是不分是非，但是站在派性的立场上就无所谓“是非”。判别是非的标准只能到派性之外去寻找，这就是党性、党纪和国法。
他在寻找一个突破口，他要撬开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伸进手去，把好人和坏人分开……
八月二十一日，《河北日报》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论诬告》。“诬告历来为公正舆论所不容，而且是违法的。”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河北诬告成风，乃是“文化大革命”公开罗织罪名的“遗风未泯”，是派性严重的人制造混乱的手段。其当前的特点是钻空子，写匿名信，与好人揭发坏人而不敢署名的现象鱼目混珠，使领导机关“投鼠忌器”。于是作者提出“防鼠进器”三条办法。最后呼吁：“现在的诬告风既然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吱吱叫起来的，关心端正社会风气的人们，实在应该齐心协力把它们赶上街，让谁都看明白它们是鼠辈！”
作者：夏明。省委第一书记髙扬的便是。第二天，《河北日报》又披露了一桩惊人的诬告案：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查长刘文生多次诬告检察长，被依法逮捕。此后报纸上又连续发表了几十篇反诬告的报道和文章。
《论诬告》站在法律和社会公德的高度，从纷繁的现象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倾向性问题，切中河北的要害，并在全国引起共鸣。《人民日报》及五、六家省报先后予以转载。
接着，高扬又亲手处理了邢台和保定两起严重的打击报复案件，在报上指名道姓加以公布。
反诬告，反打击报复，斜剌里杀来的两剑，无情地挑开了派性的“护腚帘”，让那些不法横行者当众出丑，再不能借派性以藏身；同时也给广大正直的干部和群众撑了腰，壮了胆。高扬号召各级党委在歪风邪气面前要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要敢碰硬。他主张对大多数干部给以充分的信任。他说，这就象抗日时期对待一些来自敌占区、历史一时难以查清的干部一样，只能在工作中加以考察。如果等一切都查清再使用，就将失去一大批干部。……
如果说以上各点是为广大干部解除“后忧”，那么他同时又在苦心孤诣地引导他们“前膽”。他有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地提出搞好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消除“党不管党”的积弊，医治科教卫生事业“贫血症”等一系列任务。他手中时时举着四化建设这块强大的磁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派性利益上引开；让那些有“钢性”的肯干事情的人从派性的乱麻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干部队伍逐渐在工作实践中分出是非优劣，改变了按派别分野的不正常局面。
……说时快，那时迟。派性的平复，局势的安定，是随着各项工作的展开逐步实现的，读者将从以下各章里细细品味，这里只能简短截说。
“三点意见”赢得了半年的稳定，也为高扬换来了用自己的眼睛考察干部的机会。于是，在全国进行机构改革的脚步声中，一个按干部四化的要求配置和省委领导班子方案形成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议定河北省委的领导班子，前后不过五分钟，就顺利通过了。耀邦总书记幽默地用四个字称道这件事：“风平浪静。”
沉重的河北车轮，终于拔出泥潭，开始走上了正轨。回想半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人们越想越觉得那“三点意见”难能可贵，潜心钻研“领导艺术”的同志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奥秘。高扬则把它说得平淡无奇。
“提出三点意见时，要说我在十天之内把情况都摸清楚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全国的大形势是在往好处转，河北是全国的一部分，它也在变。明天的两派，将不同于昨天的两派，我有这个预感。
“如果说前任几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把从前个别领导人的影响估计得太重了。要么主张把所谓他那一派的人都换掉，不然不得了；要么不敢动，一动就不得了。哪有那么回事？河北的党员大多数还是党员，不是哪一派的派员，嘛。三中全会、中央的号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他们就不想搞四化？事实证明，真正想搞派性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早就腻味了。
“物极必反嘛，我不过是顺应了这个规律。”确实平淡无奇。但是一年以后，当他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召开的整党座谈会期间，汇报了这段工作的体会之后，薄一波、胡启立同志给与了高度评价。
河北的路，在河北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当地领导人大张旗鼓传达贯彻“十二大”的消息，全国热气腾腾。可是河北的报纸上，始终没见第一书记露面，就是从外地传来的髙扬的讲话中，也没有在什么“指引下”、“照耀下”之类穿鞋戴帽的话。这使某些习惯于按常规思维的同志很不安：作为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事，连个态度也没有……合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