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八日，成都军区政治部在整编最忙乱的时候召开了一次改革讨论会，干部部长程功明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抓住极好时机，改革干部制度》他看准“这次精简整编是改革完善干部制度的极好时机”。他像等待播种的农夫终于盼来了积雨云，把他的耧车敲得梆梆响，急切地呼唤：“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就抓住了干部工作建设的时间和效率，改革将事半功倍；失去这个机会，我们将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程功明喊出的，是全军大批有^3、之士共同的声音。实际上，如本章开头所述，军委和总部一开始就是把这次整编当作改革干部工作制度的时机来对待和部署的。我们的领导机关，没有一天不在寻找改革的途径。人们也许知道，北京的西山上，有一个层次很高的专家班子，五年来一直从事着《军官服役条例》等一系列干部工作法规的起草工作。这是一项严谨而周密的复杂工程。专家们做了大量调查，数易其稿，在全军各级各类人员中征求过上百次意见。与此同时，各级干部部门都在依据各自的特点，进行着改革和创造。有的军区制定了较严密的考核干部的方法和标准，力求对干部的德、才、资、绩做出综合的定量分析，使模糊的笼统的考核趋于科学化，甚至将某些因素变成数据输入计箅机。有的人主张从我军官位的设置上改起，改变目前战斗团的团长同管理科长同样级别、待遇，上下两级机关的处长同为团职等类似的不合理现象，提高正规化、科学化程度……程功明所做的，是这项共同努力的一部分。他认为：“目前在选人用人方面神秘空气太浓，考核手段太旧，知人渠道太少。关起门来配班子，了解干部的说不上话，不了解干部的却说了算。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考核办法，比如：凡拟提升的干部，都应在规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组织群众填报《荐贤卡》；决定干部的提升，必须依据群众的意见和票数，凡票数不过半数的，原则上不予提升。这样就可以促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处处为群众服务，而不是一味讨好他的上司，改变投上所好，轻下所需，的坏风气。”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程功明一上任，而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调整机关二级部正副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军区党委决定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民主推荐。这在高级军事机关是前所未有的。党委为此专门发了文件，政治部主任亲自进行动员。机关群众很受鼓舞。但是，紧接着就遇到了怎样对待群众投票结果的问题。原来内部拟定的预选名单中，有人得票不够半数；而一位不在名单内的干部却得到了多数人的推荐。这位同志踏实肯干，作风正派，业务能力强，只是不会走“上层路线”。
怎么办？领导层中意见有分歧。作为干部部长，程功明据理力争，坚决主张充分尊重群众意见；不够半数的不能入选，而深得群兌拥护的干部应当入选。党委采纳了这种意见。机关反映，这次调整是历届班子凋整中最受信任的一次。
干部制度的改革，单靠领导和干部部门关起门来改是改不出名堂的，必须打破神秘化和封闭状态，向群众开放，借助群众的力量。一九八五年五月5或都军区机关将要撤销的消息弥漫大院，上上下下都在进行“收摊”和“散伙”的准备，政治部却反常地发起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活动：五月十三日，政治部发出通向全区指战员征求关于干部工作改革的建议，并将举行干部工作改革讨论会和设立“干部工作改革建议奖”。通知明确指出，征求建议的“重点是如何在精简整编中改革干部制度和政策”。在通知开列的参考题目中，既有精简整编中如何安排干部的具体政策、方法问题，又有诸如“当前干部制度和政策上存在哪些弊病”，“干部工作如何摆脱人治走上法治”，“怎样按照新时期的用人观点选拔、考核、培养和使用干部”，“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怎样才能使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化”等一些根本性、长远性题目。
没想到，各部队在整编前夕情绪波动的情况下，竟有那么多人关心这项活动。两个月内，干部部收到了几百份建议书。作者中有师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十八九岁的新兵；有干部工作者，也有从事军事、后勤、技术工作的同志；有立志献身军队建设的年轻干部，也有离休多年和即将转业的老同志。有的同志是在自修大学考试前夕的紧张繁忙中写的，有的同志为使建议具有说服力而做了大量调査。
七月十八日，军区政治部召开了干部工作改革讨论会，十几位建议者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政治部领导向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和奖品。政治部主任邵农在总结发言中说，这次活动使他“听到了许多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的真知灼见”，看到了群众对改革干部制度的迫切要求和极大热情，说明“干部制度、政策上的种种不完善和弊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就在这次讨论会上，程功明作了《抓住极好时机，改革干部制度》的长篇发言，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设想。他说，任何先进事物的推行，光有号召、说服、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制度的力量、法的力量加以规范和强制。根据机关民主推荐二级部长的经验和教训，他主张把群众性的荐贤举能制度化，凡未按规定进行民主推荐而上报的任免方案，上级不予审批。在群众建议的启发、鼓舞下，他和他所领导的干部部不等不靠，拟定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和办法，诸如关于干部考核、任免的规定；机关干部“进”“出”规定；稳定基层干部的办法；西藏军区干部轮换制；野战军向省军区系统交流干部的办法；军校招生和分配细则，对西藏等艰苦地区学员实行定向招生、培训和分配的办法；改进干部部门自身建设的规定等等。
这些努力得到了军区党委和政治部的支持，大多数都开始了试行。
改革使军区的干部工作充满生气。一九八五年底，三总部联合工作组听取了程功明的汇报，对他们的改革精神和作法十分高兴，责成他写成书面材料上报。程功明以干部部名义写成了《关于干部工作的十点意见》，总政在《政治工作信息》上全文刊登。杨尚昆副主席看得十分仔细，在材料上留下多处圈点，批示总政加以研究。
我刚到成都军区，接待我的文化部两位同志就推荐说：“你可以找我们的干部部长谈谈，此人很有见解。”
“干部部长”与“很有见解”，这两个信息的组合，使我好像看到了某种希望，立刻情绪高涨。
程功明四十三岁。相貌同他的谈吐一样棱角分明，充满生气。他说他的缺点是不稳重、说话刻薄。但他又不以为然，他固执地认为：共产党员不应该怕说鲜明、尖锐的话。
程功明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上任的。他的前任部长以权谋私，为子女走后门，激起民愤，在整党中被通报全军并登报批评，撤销职务。军区党委经过大半年的比较、衡量，最后选中了他来接任。那时，他在某师任政治部主任。此前，他曾在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当过八年副科长。“文革”中，大字报、小字报他没写过一张，别人“运动”一紧张，他就下部队蹲点。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他在调查研究中较早地提出培养“两用人才”的设想，并同某团政委肖怀枢一起进行试点，得到军区首长和政治部的肯定和支持。据地方某人才研究协会的考察，他们是全军第一个在正式文件中使用“两用人才”这一名称，出版第一本“两用人才”研究专集，第一个召开“两用人才”专题讨论会的单位。
程功明说他本来不适于当干药部长，他喜欢想问题，不甘于人云亦云。因此他更愿意做一名玫治工作研究员。
他说，他搜集过我国封建社会二百三十三个皇帝的资料，准备写一篇文章。他发现，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皇帝，如秦始皇赢政、唐太宗李世民等，在他的时代都是毁誉不一的争议入物。看来，我们评价一个干部也不能从传统道德和个人好恶出发，面应考察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如何。
他在北京开会，参观清东陵时，特意留心察看了清代皇帝的“功德碑”。并非每个皇帝都能得一块“功德碑”，封建阶级也要考察他们的政绩，只有那些从未丢失过一寸国土的，才配受此殊荣，这样的皇帝只有五个。而我们却常常忽略对干部政绩的考察，“无过”就是功，只要上级印象好，无论工作有无成绩照样提升。甚至像前面写到的某军政委那样，当师政委时违反规定超标准修建领导干部住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登报批评，他却被提升为军政委。——到任，他又搞特殊化，为自己的小楼修围墙，受到军区首长批评。这次精简整编中，他的行为越发不成体统，然而在大批干部过剩的情况下，他竟被调整到某省军区担任政委。他的劣迹差不多与提升同步。
与此相反，一些有能力有贡献的干部却得不到器重。程功明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某部秘书安田的遭遇颇带有讽刺意味。
一九八五年一月，即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之后两个月，《军事学术》杂志社收到安田与李力合作的论文《关于国防目标与军事改革的研究报告》。文章从若干年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出发，提出应重新确认我囯的国防目标；根据新的国防目标，论述了裁减军队和实行一系列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说，这是年轻的业余军事理论研究者，与最高决策者在理论见解上的不谋而合。《军事学术》杂志社十分重视此文的参考价值，但不便公开发表，于是作为“参阅件”报送军委领导。从此《参阅件》成为他们的一份不定期内部刊物，其创刊号即安田、李力的研究报告。军委办公厅就此致函成都军区，建议给予表扬鼓励。此后，解放军出版社约安田以该报告的观点为基础，写一本二十万字的《有限战争的理论和战略》，列入“国防与未来丛书”公开发行。
安田一九八五年时三十三岁，大学本科毕业。自一九八四年以来在全国全军性报刊发表政治、军事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军事科学院编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论文选》共收入四十篇文章，就有安田的两餘半。
这样一位有志于国防事业、有专长有建树的年轻干部，在整编时袪列入转业名单。程功明发现此事，吃了一惊，立即提出异议，认为这不符合保留人才的原则。经了解，让他转业的理由无非两条：一是他闹过房子问题，“个人主义严重”；二是骄傲，不尊重领导。所谓“闹房子”，不过是他在妻子分娩前两个月要求按常规将住房由一间调整为两间，无所谓“闹”。至于“骄傲”，这是每"：个有专长的人都戴过的帽子，不值辩驳。即使这两条理由都成立，就足以抵销他的成绩和价值吗？官司一直打到军区政委那里，这个人才总算保留下来了。
“保留”在哪里呢？机关明明有一个理论研究单位，象安田这样的研究者却居然被挤出来。安田说，要我出去，我宁愿列为“编外”。他不在乎“编外”，他要的是较充裕的研究、写作时间。
这位自发地从理论上支持过大裁减，并就干部工作改革发表过论文的人/首先自己被裁、被革下来了。
我和程功明漫无边际地倾谈了三个晚上。我巳不在意他讲的是否能写进作品里去，只是想听他对各种事情发一些议论，这对我就是一种有益的熏陶和鼓舞。我庆幸我们巳经有了这样一批干部工作者。成都军区党委选中这样一位干部部长，是有眼力、有气魄的。
这里，我还想谈谈另一军区的干部工作。一九八五年九月，军区干部部长刚由撤编军区调进来，就有素不相识的人来送礼。有人把一箱子梨放到传达室，写上X部长收，既没见面，也没留名，就走了。部长说：“没等我考察干部，干部先来考察我了。”
当然也有不客气的。一个星期天，部长出去找人谈话，傍晚回来，发现他的单身宿舍门上多了把大铁锁。起初他很感动，以为是哪位同志见他人地生疏，为防盗替他加的锁。可是问遍楼上楼下，无人知道此事。不对了！这是一个暗示，一个警告你该关门了！
他初来乍到，与人无仇无隙。看来，大铁锁表示的恐怕不是对部长个人的不满和失望吧。他沉思良久，他受到一种激励。当他找来锤子砸开铁锁的时候，一声一声多么沉重、激愤！
不，干部部不是要“关门”，而是要把大门敞开！精简整编所暴露的大量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如果说，程功明对干部制度的改革主要从民主化入手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军区的干部工作则更强调科学化。一九八六年初，干部的调整工作告一段落，军区政治部立即发出通知，号召部队组织力量研究干部工作的理论问题，准备苕开一次干部工作理论讨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