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隧道掘进到了最后的时刻。为了防止在最后贯通时发生意外，尽量减少工作面上的人员，指挥部决定把原来由几个单位对掘的最后一段，交给某工兵营单独完成。营里把这个关键性的任务交给了任成怀掘进工班。任成怀本是汽车驾驶员，到工地后没有车了，当上了风钻手。他带领的工班曾创造过工地最高掘进纪录，被称为“第一掘进班”。
七日晚上，营长、教导员把连里干部和任成怀掘进班的十五名同志一起找来，庄严地下达了任务，交代了处理各种意外情况的办法，又一个一个地征求了战士们的意见和建议，就像战场上突击队出发之前那样。
当晚十点钟，任成怀带领战士们扛着七部检修一新的风钻，开进了隧道。他和副班长各带领一个掘进组，从当晚打到第二天、第三天，直到第四天上午，除等候放炮的时间外，没停过钻。三天里，他们没出洞吃过一顿热饭，十五个人，没有一个人合过眼。饿了就晴两个冷馒头垫垫肚子，困急了，把头伸进特意准备的冷水桶里激一激。第四天即十一月十日上午十点钟，他们打完了最后一排炮眼，随着一声炮响，一股凉风从对面吹过来。洞子终于打通了！在这本该狂呼一下的历史性时刻，他们只是相互看了一眼，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十五个人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向外捱去……
这时，指挥部和营里的首长，全都焦急地守候在洞口，一辆卡车就候在旁边，准备拉他们回去休息。连队的同志准备好了饭菜和洗澡水，晾得不冷不热地等着他们。可是，他们哪还有力气爬上卡车啊。一出洞口，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任成怀见了三天前给他下达任务的营长，只说了一句：“营长，全打通了……”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
最受欢迎的人
一九八六年七月中旬，正当施工部队撤离重庆的前夕，我赶到了。我不能理解，这支部队何以表现得这样出色？为什么这一批编外干部能够创造出令编内干部也自叹弗如的业绩？为什么处在整编动荡之中的部队，表现了在他们各自历史上也属最高峰的觉悟、意志和战斗力？
我向每一个交谈对象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我军固有的素质和共性之外，还有什么成为你们的精神动力？我把每一个人的回答揉在一起，筛了又筛，滤了又滤，发现原本是两个普通的字：荣誉。军队的荣誉。本部队的荣誉。个人的荣誉。
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人的牺牲是无法从物质利益上找到补偿的，能作为补偿的只有功名或者叫荣誉。大概古今中外，同此一理。
指挥长杨智民说：“我们军驻在重庆十几年了，这是第一次直接参加较大规模的地方建设，也是给山城人民留下的第一个有形纪念物。搞得好，搞不好，影响都是永久性的。我个人也要在休息之前办一件实实在在有意义的事情。过去做官的也要讲政绩嘛。”
副指挥长李九明说：“和我一块编余的，比我年大的、年小的，都有休息的。我要想休息，也完全有理由。可是抹不下脸来。当了一辈子兵，临末了这一仗，只能给部队争光，不能抹黑。”
沈太昌来到工地后发起的第一个教育活动就是“自尊、自重、自爱，为军队添光彩”。这个口号一直贯穿施工的始终，成为每一个指战员的行为准则。被命运捉弄的沈太昌说：“一想到通车那天几万人欢呼雀跃的场面，个人受点苦、吃点亏，也认了！”
他们回顾自己感情历程的时候，常常使用“直接”这个字眼：“直接参加地方建设”，“直接为山城人民造福”……直接的目标，可见的成果，立竿见影的评价，使军人的荣誉感、责任感和自尊心格外强烈鲜明起来。
“同志们，几百万山城人民在看着我们哪！”一等残废周贵才喊出了一句最使大家坐不住的话。
从南北两端的两个支洞口，部队上下班每天八次走过大街，每一次，总有数不清的老少男女在洞口围观。当战士们带着满身赭红色的泥浆和满脸的尘粉，从他们面前走过时，老大娘怜爱的眼泪，姑娘们惊讶的尖叫，小伙子的唏嘘叹喟，不能不在他们心里激起一股悲壮的光荣感。当洞口附近的几十位老太太自发地串联起来，到连队给战士们缝补拆洗；当小学校的孩子们把买铅笔、作业本剩下的钱积攒起来，买成小手帕、红苹果、巧克力豆和煮熟的鸡蛋硬往战士手中塞的时候，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奋斗和献身的豪情。
军人的意志力可以承受一切重负而面不改色，却不能在人民正看着他们的时候无动于衷。
正是在几百万人民群众的期待、关切、疼爱和赞许的目光下，八百官兵每一个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正是在这种目光下，八十九人主动推迟婚期，二百二十一人放弃或推迟
探亲假，八十人放弃考大学或进院校深造的机会，有五百六十多人次昏倒在洞内清醒后又立即再战，有两千多人次在洞里连续作业十二小时以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隧道工程破土动工的时候，合同书约定一九八六年年底完工。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市政府表示希望次年国庆节完工，因为交通的压力太大了。下半年，市政府又希望在次年“八.一”完工。结果，施工部队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结束了全部工程，剪彩通车。
开工前估计工程造份至少在一千万元以上，有个建筑单位预计需要一千四百万元；韶队承担后，只用十八百五十万元。
为了纪念人民解放军给山城建设做出的贡献，寄托施工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心意，重庆市政府将隧道命名为“八”一隧道”。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挥笔题写了这四个大字。
建造者们虽然没有在隧道里刻下&；己的名字，却在重庆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重庆，一提到“隧道部队”，无论车站、码头、商店、饭馆、影剧院，都会格外髙看一眼，自动优待。
笔者也有幸分享这一殊荣。一次，我们的吉普车不慎驶进市中心一条禁止通行的街道。“糟糕！”司机急忙刹住车叫道。开进这里来，是要扣车、罚款的。果然，迎面一位退沐老工人模样的纠察，小红旗有力地一挥，大步走过来，脸铁得赛包公。陪我采访的沈太昌政委急忙下车道歉：“对不起，走错了……我们是隧道的。”老工人看了一眼车牌，脸色立时明媚起来，悄声说：“快掉头，快掉头……”边说边警惕地看了看四周，那意思是，趁着没让别的什么人看见，他已给我们开了后门——免扣、免罚了。当我们掉过头向他致意时，那老工人甚至还亲热地扬了扬手……
庆功大会上，副市长、建委主任、城建局长，各自用热烈而真诚的语言评价了部队对重庆市经济建设的支援，又各自向台上的集团军领导提出请求：他们要从隧道施工部队里吸收一批干部，请部队支持、放人。这种话，他们在会上会下提过多次，指名道姓，连安排做什么工作都有具体考虑。这些干部之中，有军事干部，有政工干部，有技术干部……当然，现在他们都是编外干部。
集团军首长矜持地微笑着，不肯表态。他们舍不得呢。这批编外干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七嘴八舌说干部
前一章的开头说过：一夜之间，人民解放军有六十万干部被列为“编外”……
现在，笔者要补充说一句：这“一夜”是很长的。其间有一系列复杂的动作、深刻的学问，关联到整个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过程中最难答得圆满的一逭题，这就是——干部工作！你、我、他，究竟把谁划到编外，把谁留在编内，又把谁提拔到高一级的岗位？
年轻化，化到什么程度合适？如果一个干部年轻些，另一个干部能力强些，应该提拔谁？
知识化、专业化，以什么为标准？你说这个干部有文凭，学历高；我说另一个干部实际工作能力强。究竟谁看得准？革命化，虽然不是新题目，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衡量革命化程度的标准是否也应有所改变？你说他成熟、稳重，我说他保守、圆滑，缺乏创造精神；你说他敢作敢为，勇于改革、开拓，我说他骄傲自大，思想偏激……究竟谁是谁非？……干部制度、干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充满着难以量定的千差万别和时刻在变动的因素。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之外，在实践中还处处受到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影响，受到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个人品质和政治素养的制约，这就使其更加复杂。若干年来，由于军队同全党全国一起所经历的特殊的历史过程，在干部工作中留下了种种积弊。对这些弊端，如同对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一样，从军萎主席到普通干部、战士和老百姓，都看到了。改革、整顿、弹劾，一直在进行。整党，颁发《准则》，废除职务终身制，提倡能上能下，推行干部“四化”……无一不是为着消除这些弊端而努力。大概每一个在军队机关供职的人都会看到，从打倒“四人帮”，开始拨乱反正以来，干部部门始终是最紧张、最忙碌的部门之一。给“文革”中受害的干部落实政策、安排工作，调整领导班子，定级、定职，改革工资制度，离、退休，转业，招收和分配院校学员……他们承担了军队政治工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每一个干部，都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过实际利益。但是，干部部门又是挨“骂”最多的部门，几乎没有人对干部工作的现状表示完全满意。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邓小平主席提出裁军一百万的时候，是从哪里讲起的？是从干部工作，从干部工作的现状和改革任务讲起的。它是整个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行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完成整编任务的一条基本保证。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邓小平说，“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他把事情的复杂性、艰巨性说透了。他把决心说足了。他和我党我军整个最高领导层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沉重使命。
一九八五年六月部署整编的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原地留下一部分人，傘行了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会上对整编中干部工作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研究，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并且明确提出要以改革精神做好整编中的干部工作，一为最终实现干部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铺平道路。
整编过程中，全军在干部问题上投入了桌大的精力。据透露，为调整大军区一级的领导班子，在业务部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余秋里主任曾主持召开总政党委会研究过七次，如果加上与有关部门的商谈会，总共四十三次，然后才把方案上报军委。军委原则批准后，又逐一征求各军区原第一把手的意见，再做研究，调换了三个人选。
整编方案下达后，各军区干部部门按照军委的部署，高度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种种灵活的形式对全区干部进行大调整、大交流。为打破门户之见，改变“近亲繁殖”等积弊，为保留人才，擢升贤能，为合理安排大批编余干部，为堵塞漏洞，抵制不正之风，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其效率之高，是前所未见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一支几百万大军的几乎所有干部大换班，居然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地完成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谁都不会否认，经过整编，我军干部队伍的构成和千部工作本身的面貌大大前进了一步。最难解决的髙层领导老化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我们不但有了五十几岁年富力强的大军区一级司令员、政委，也有了四十几岁朝气蓬勃的总参副总长、总政副主任和总后副部长。在团以下，前几年已经在干部“四化”的进程中迈出较大步伐，这次整编，又使干部平均年龄下降二至三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所占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十五；经过军队院校培训的干部所占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十二。干部队伍趋于稳定，基层得到了充实。而在军、师一级，领导班子的新气象是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兴奋的。我在各部队采访，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他们的宽广视野，勃勃雄心，强烈的改革、开拓意识，充沛的体力、精力、记忆力和思想穿透力，每令你产生今非昔比之慨。
词整个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行动一样，我军干部工作改革的进展是巨大的，稳妥的，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但也毋庸讳言，整编前后所暴露的矛盾、问题仍然是大量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探亲访友的议论中心。到部队走一趟，无论军、师以上谈吐严谨的负贾干部，还是下层参谋干事连排长；无论退下来的老同志，还是在位的“新官”，几乎每个人都能指名道姓地讲出几个真实故事、！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啼笑皆非，他们叹息感伤，他们含酸带刺……无论哪种语调和表情，都使我感到一股推进改革、匡正时弊的愿望和激情。
当矛盾产生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就在酝酿着了。当矛盾充分暴露的时候，解决的时机就成熟了。精简整编打破旧的结构、秩序和某些观念，它使原来的人际关系松动脱榫，它使潜藏的矛盾充分露出本相。它是一次革命性质的动荡，让陈腐的过时的东西当众出丑，而对新生的进步的事物则是一次解放。它提供了一个机会。
那些分钱分物，“刮地三尺”，大发“裁军财”的人；那些趁机徇私提拔自己的子女、亲信，让他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军队“栋梁”的人，都看准了这个机会。我们总不能眼看着机会被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自己只顾摇头叹息、发发牢騷讲讲怪话而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