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夜里，司令部副参谋长接到王诚汉司令员从京西宾馆打来的电话，指示他：通讯大楼的基坑暂停回填；上海的电梯暂不要退货。这消息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外传。这是个神秘的指示。两上“暂停”说明了什么？尽管司令员指示不要“外传”，但绝对不外传便无法执行“指示”。第二天，这消息虽说口耳相传，却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北较场。人们得出一致结论：变了……
这一天恰好墙外有一家娶媳妇办喜事，乒乒乓乓放了许多鞭炮。那鞭炮就像是为墙里的人放的一样。
成都距昆明约一千公里，高山阻隔，只有一条航线、一条铁路和一组电话线相通。两大军区虽少工作往来，个人与个人却不乏横向联系。不知怎么一来，北较场的传闻被昆明听到了，并且同样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了机关大院。所不同的是，人们大多不相信，但又面面相觑，神色惶然。此时，即便碰到院外有办喜事放鞭炮的，他们也听不见。有人打电话给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军务部长：“喂，有什么消息？”
“不知道。”
“我是问有没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
对方守口如瓶。这守口如瓶的态度就是个不祥之兆。
六月七日，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在蒙蒙微雨中降落在昆明机场。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张轾秀、谢振华一行终于回来了。机场上已经有几十辆小车在等候，凡在家的副司令、副政委和三大部领导，几乎全体出动，前来迎接。这是从未有过的阵势。他们为什么来？是因为张、谢作为军区司令员、政委最后一次到北京开会归来？是为了早一分钟得到什么消息？是为了安慰归来者，还是为了得到归来者的安慰？
张轾秀、谢振华走出舱门，略微有些吃惊。谢振华边走边打量着车阵和人群……还有一级台阶才能踏上昆明的地面，他却以为已经到底，一脚踏空，险些跌倒……
握手，握手，还是握手。迎接的人，被迎接的人，今日全无言语，也几乎没有表情。
车队在沉默中疾速地驶向昆明城。现在他们正在急转弯，一百八十度。“船小好掉头”，而他们的车太重了。可是必须转！邓主席在会上说过：要在大局下面行动。在军事上，为了战略全局而牺牲局部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急的转变，对手握方向盘的驾车者的考验是严峻的。只要不翻车，不论怎样磕磕碰碰，都算成功。要知道，他们自己也在旋转中，也在偏离重心的不平衡中。情感的愤性有时比运动的惯性更难控制。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昆明军区党委和机关在精简整编中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半年来，他们为迎接成都军区的战友到昆明来工作，做了充分准备，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军区党委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提升，以便给成都的同志留出位置。这种“严格”甚至达到了过分的程度。比如，到六月一日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就有二十六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下面报上来的递补方案，一律不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缺编，签署法律文书都成了问题，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后统一考虑。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已经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休所，以便空出宿舍。机关刚刚建好一栋漂亮的宿舍楼，可以安排五十户，机关缺房干部早已望眼欲穿。党委决定一律不分，全部留给成都来的同志。
一批本来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失去了机会，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生活福利没有解决。多年的老部下，包括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将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作为他们的首长，张桎秀和谢振华有一种沉重的欠帐感。
应该怎样评价这样一种感情？赞美它，还是指责它？连这点感情都没有的人，绝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而有了这种感情，又往往导致错误。
我们的领导人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个矛盾。在六月六日的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曾一再提醒大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也要注意这一条。比如这年五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十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不论有多少困难，多少理由，大局是要服从的，命令是要执行的。这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们起码的观念和素质。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做出了明确的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决定。决定包括：坚决执行精简整编命令，不许借机突击提职、突击花钱，不许侵占公物，不许利用职权干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
昆明军区三十年的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令人自豪的篇章，现在他们将要写下难写的最后一页！
同昆明军区一样，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军区和众多的军以下撤编部队也面临着这样的题目。如果让他们选择是撤编还是上前线，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而历史留给他们的却是前者。他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
最后一页
六月十一日，张桎秀飞到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前指”的同志也面临整编，但这里尤其要稳定。
当直升飞机降落在文山市地面的时候，他忽然异样地激动起来。这里，他来过无数次。一九七九年二十八天的自卫还击作战，他曾作为杨得志司令员的副手参与指挥。一九八一年的扣林山战头，一九八四年的老山、者阴山战斗，及其以后从禾间断的大小战斗，作为战区的最高指挥员，他一直同前线的将上们息息相通，共同承担着战争的惨痛和胜利的欢乐。商今天，作为军区司令员，他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了。按照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将在七月三十日把
指挥权移交给新组成的成都军区司令员。
他忽然意识到，此行似乎是来向前线告别的。在“前指”结束了传达和工作部署之后，张桎秀继续向前走，在一个又一个前线指挥所和边防团，留下一个即将卸任的司令员和久经战阵的老兵的嘱托。他爬上八里河东山的一座边防哨所，同哨所的干部们合影。
最后，他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一九七九年以来历次战斗中留下的年轻生命。将军的感情总是矛盾的。在战斗中，他毫不容情地要求部下一往无前，流血、牺牲绝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一旦战斗结束，当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候，他又为部队付出的每一分代价感到深渌的痛惜和内疚。他们，毕竟是在他的指挥下牺牲的！没有这些年轻人的奋斗和牺牲，指挥员任何意图、部署和命令都等于零。有一位师长，看到有些连队因为麻痹、骄傲，战场管理不严，致使战士在非战斗情况下被地雷炸伤，他火冒三丈，痛彻肺腑，宣布：“从今天起，哪一个连队再出现雷伤，我就让他们的所有干部到手术台前站着，看医生怎样锯掉他的士兵的大腿！”这就是将军对部下最重的处罚！
陵园的土地是有知的。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他们永远停留在这个绿色的年龄上。正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奠定了胜利和荣誉的基础，为他们的部队、为军区的历史增添了光荣。作为他们的司令员，他深深地感谢他们；作为战友，他将永远地怀念他们。
他在随行的边防团长和作战部副部长协助下，亲手将一个巨大的花圈敬献在烈士墓前。挽联上写着：
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你们的司令员、战友张锃秀。
他默默地低下头，站立了很久、很久。
张轾秀飞临前线的时候，担心同志们因整编而波动，因松懈而吃亏。但是，他看到的是强烈得有点可怕的复仇情绪，他转而担心指战员们因此而莽撞行事。
一九八五年覃季，这里大概是几百万解放军中唯一未因整编而影响情绪的部队，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部队。
敌人没有给他们留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间。战争，没有在他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丝空白。
五月下旬，当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云集北京的时候，这支部队正在二十公里正面的千百条泥泞小道上，向前沿运动。在绿荫和夜幕掩护下，他们静悄悄地从兄弟部队手中接过了阵地。按计划，他们的指挥所将在五月三十一日凌晨接替指挥。这时，北京的会议由于进度加快，提前四天进入第二阶段。撤防部队的军政主官要进京赴会，军区“前指”与即将接防的张志坚部队长商量：你们可否提前接替指挥？张志坚同意了，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这是五月二十九日中午。其他首长正在下属各部队指挥接防，张志坚紧急通知他们立即返回指挥所。三十日，召开了接防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用六个小时分析敌情。从种种迹象分析，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实施一个进攻型计划，估计进攻规模在团以上，进攻时间在五月底——六月初；主要攻击方向在“山口”地区，主攻点不详。
这些天来，敌人在老山方向上不断实施偷袭，而“山口”一带却很平静。反常。三十日中午，天气晴好，敌人在“山口”地区的几个点上各打了二三十发炮弹。——敌人炮兵在试射！
三十日晚八点，我方获悉：敌一线部队明天四点起床、五点开饭……这很可能是敌人发起攻击的时间。
于是，我方部队政委和副部队长们，乘夜赶往前沿各指挥所，紧急进行战斗准备……
三十一日拂晓四点钟，敌人果然发起了全线进攻，在其主攻方向“山口”地区投弋了一个团的兵力，重点目标是夺取八高地。前沿各要地一片火海。
如果北京的会期不提前的话，龁时正是两支部队交接指挥权的时刻。敌人也在“配合”我军的精简整编呢！
幸而，张志坚和他的同志们提前四十个小时行使了指挥权。我军尽管“立足未稳”、但毕竟“立足”了。大炮刚刚进入阵地，还未经过试射，误差只能在战斗中校正了。战士们接过了阵地，还来不及熟悉地形、道路和敌人的情况，人的心理、行动还不适应战争，然而战斗来临了。他们的主要依托便是坚强、勇敢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的决心。八高地共有三个哨位，驻守着我军的一个班。所谓三个哨位，就是三个猫耳洞。最靠前沿的一、二号哨位，总共只能藏进五个人，与敌人相隔一个小小的鞍部，直线距离只有七八米。
敌人在交叉火力掩护下轮番进攻。我连指挥所与高地主阵地三号哨位的联系被炮火切断，三号哨位与一、二号哨位的唯一通道被敌火力严密封锁。前沿的五名战士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有四名壮烈牺牲，另一名负伤昏迷……
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我军在立足未稳、仓促应战的不利局势下，粉碎了敌团规模的进攻。据敌人自己承认的数字，越军损失了七百人。张轾秀司令员战后第十天赶到前线，评价他们是“刚上阵地就打仗，给敌人以较大杀伤，基本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可以说是首战胜利。”
但是参战将士们不能满意。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珍惜荣誉的部队。他们为自己这一次的仓促应战被动挨打而懊恼，他们要的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这一天的战斗下来，张志坚似乎瘦了一圈儿。他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本来是一位精明干练、长于韬略的指挥员。虽然抗美援朝时期，他只是一名文化教员，直到作为一名部队长，他还从未指挥过真正的作战，然而他勤奋好学，思想敏锐，在训练改革中曾经有过建树。一九八四年部队举办大专班，他不顾年长位高，同参谋、干事和连排干部们一起当学生，被传为佳话。他是在军队长大的，却不是那种经验型干部，倒更接近学者型。对眼前这场战争，他承认缺乏经验，承认不适应，但如果给他稍微充裕一点的时间，他相信自己会打得更好。可恼的是没等他施展韬略，战斗便结束了。
他比任何人都急于再战，急于复仇。但是理智告诉他，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沉着冷静。他咬紧牙关，为的是退一步进两步，夺回战场主动权。他与急于求成的情绪抗衡着，设法推迟敌人新的进攻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