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车声尚未远去，天空中骤然滚过尖厉的呼啸。九十四架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飞行编队掠过天安门上空。阅兵式的最后一个节目让人们一齐抬起头来，似乎要给庄严肃穆的阅兵来一个诗意的升华。
遗憾，飞机通过天安门的时间虽然分秒不差，但有几片薄云却未按照秦基伟的指挥准时褪尽。飞机和它们喷吐的彩色烟带，仿佛罩在纱幕中。最精彩的结尾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却给人们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
邓小平也在抬头观望。他举手遮挡着阳光，边看边向别人指点着……他可能看得更远些、更清楚些，似乎看到了别人尚未看清的地方。他看了很久，直到数万只和平鸽和五颜六色的气球升入战斗机飞过的天空……
天安门检阅台上，邓小平的高级助手们也在凝神覌望。同当日中国的大多数军人一样，将军们穿的还是旧式“涤良”军装。这大概是世界阅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现象。它毫不掩饰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处在变革的新旧交替之中。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也在观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为这支军队一切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今天，即便在别人最激动的时刻，他的笑容中也蕴含着沉思。
昨天晚上，当天安门广场进行最后的装饰和清扫的时候，总参军务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杨副主席要看方案，请立即送来。”
是阅兵的方案吗？不，是这支军队即将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方案。他一连看了几遍。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军委常务会议研究过多次了。
今天的检阅，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委员们，包括海、空军，第二炮兵和^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九十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八十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一百万！这位以清醒果断、坚忍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他是直接针对高层领导老化问题讲的。但就他面临的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来说，话也完全恰如其分。
裁军，在国际上和在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九四五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四十年，结果却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亭，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潭。
捏联合国十人令家小组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报告。当时全挞界用于军事的款项“等于全世界全部物资和劳务年产量的大约百分之八九；它至少是所有不发达国家全部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而根据有些估计则差不多一样多。它接近于全世界每年输出的全部商品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世界每年留作资本形成总量的全部资源大约二分之一。”而且，事情还在发展。专家小组做出上述测定时全世界军事费用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到一九六九年，已经是两千亿美元，到一九
八〇年是五千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已接近一万亿美元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的创造力，被应用于毁灭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目的；尽管再三保证不这样做，但是随着更加复杂的新武器的每次出现，世界变得更不安全了。这种形势，给人类社会以一种深远的不安定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决定它对此必定怀有诚意。实际上，到一九八五年以前，我国政府通过精简军队员额，紧缩军费，将军事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军工企业转产民品和支援地方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但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推动世界裁军进程做出了贡献。即便如此，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仍然不满意。
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一九八五年，我国的军费只有一百九十一亿人民币，折合六十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百分之二；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三十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一九八二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二百亿人民币。
员额多，结构又不合理。据统计，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一比四点五六；美国为一比六点一五；联邦德国是一比十；法国是一比十七。而中国是一比二点四五，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几名之多，邓小平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一九七五年讲到一九八五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
早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近十年来，我军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缩了又胀，再缩再胀。一九八一年，邓小平曾经说过：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经过一九八二年的精简整编之后，我军员额已经做了很大压缩。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从一九八三年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为进一步实现“消肿”的目标花费了大量心血。现在，该下决心了。
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他表达的正是党中央集体定下的决心。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一九八五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比整编前精简了近一半；原先的十一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七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三十一个；撤销师、团级单位四千零五十四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七十六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从这一年起，三年内将有六十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到益都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这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性的“大手术”。这一切，都发生在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枪声不绝的时刻，发生在全党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报本好转而尚未实现的关口，发生在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事物新旧更替的背景之下。这就使得这一大规模的精筒整编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它是惊心动魄的。它是刮人深思的。
成昆之变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数架次军用客机相继在首都西郊机场降落。首先是全军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着是军以上单位的军政主官，分两批被召集到首都京西宾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
大规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论证、商榷，如今要“定盘子”了。十一座“大庙”之中究竟哪四座被“拆”掉；你我他，谁去谁留，谁进谁退，就要揭晓。
可以有把握地说：十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之中没有一个人反对精简整编，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表示过，不论撤销哪一个军区，都坚决服从。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最好别撤到我们头上。
俗话说：孩子是自己的好。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一手组建和苦心经营起来的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连着他的肉，牵着他的心。半年来，军委就撤并哪几个军区的问题，已有初步方案，在座各位是参与过讨论的。一些可能被撤销的军区，并依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做过另一种论证，其结果、总是本军区被保留的论据更充分些。你说你是边关重镇，濒临前线；我说我是物资集散中心，便于屯兵；他又说他那里是打大仗的总预备队，可以兼顾几个作战方向……即便不大可能被保留的军区，它的领导人上飞机的时候仍然怀有一丝侥幸心理。
军事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到真的战争打起来之前是无法做全面实验的。因此，每一种理论、战略，都难以绝对精确。关于大军区的划分也是这样。但我们不能等待有了绝对把握之后再来做事。邓小平一九八二年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过：“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
比较起来，昆明军区的张轾秀司令员心情是坦然的。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理由无须多说，昆明地处中越边境前线，自一九七九年自卫还击作战以来，那里战斗一直未断，是目前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这年春节期间，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总政余秋里主任等领导人，曾经亲临前线视察，对军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总书记还为军区部队题写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条幅，这恐怕也是保留昆明军区的一种迹象。上述方案虽然还不是最后定论，但是四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讨论之后没有改变，因此，他和谢振华政委已经做好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的一切准备。从昆明上飞机的时候，随行的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的同志具体协商。
五月二十三日，军委常委会公布了合并后新的军区领导班子名单。张轾秀已经不在其列了，而原来有消息说他要继续任职的。这个变化不算小，在他本人看来也理所当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即便任职，也是过渡人物，早些交班于工作更有利。因此，他仍然谈笑如常。休息时间，该下棋就下棋，该看戏就看戏，兴致很好。
军委扩大会议进展顺利。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大家想到一块了”。他对新班子的选配和这次退下来的几十位老同志所表现的觉悟和风格，感到高兴。因此，原定五月三十一日扩大到军一级主官的第二阶段会议，提前到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六月三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集中到会同志对精简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研究。确定之后，便是最后定局了。下午，将在全体会议上公布。
当天午饭后，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比其他代表早两个小时得到一个重要消息，有人告诉他：“老王啊，定了一一变了……”
这天中午，成都军区的代表们一反常态，关起门来嘁嘁喳喳，没有人睡午觉。
而昆明军区司令员、政委以下代表和工作人员都睡得很香。
成都北较场。
五月六月之间，正是气候宜人时节。军区机关大院经过三十年经营，大操场上绿草成茵，办公楼前繁花似锦。但是，人却打不起精神。半年来，正如保留昆明军区的消息从未变过一样，撤销成都军区的消息也很牢靠。从外面看起来，机关干部们照常出操、跑步，照常上班，但是眼里手上没有几件事情是属于发展性、建设性的。干部部和各层领导空前忙碌地找人谈话：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愿意去昆明、下部队还是转业？干部部长这次去北京开会，皮包里是一份落实到机关每一个人头的移交、处理方案。
大院里一座现代化大楼的停工停建，尤其令人触景生情。那将是一座很漂亮的通讯、情报中心。但现在，已经挖好的地基要填平，在上海定制的两架电梯正在谈判退货。仅这两笔，就要损失几万元。可是不退、不填，留它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