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吃过晚饭，季达姿势随便地躺到双人沙发上抽了一支烟。他已经分到一间新房。他把自己这间房布置得高雅舒适。家具都是自己从国外家庭陈设中自选的样式，又自已精心制作的。时间一长，新房和新家具引起的激动早已消逝。现在，透过飘浮的烟缕，陶润那张含着淡淡微笑的照片，引起他种种狂热的想象。他一定要再次和她来往！没哪个人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爱自己。关键是突破第一道帷幕，由心理、社会习俗、互不理喻，甚至包括接触机会和创造环境的能力……等等东西造成的帷幕，这些东西一经突破，他们就会达到再度和谐。管他呢！只有大胆行事，切忌畏畏缩缩！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拉开写字台前的椅子，从桌上的小书挡中抽出一本现代诗歌集，铺开一张纸，抄录了一首诗。他把它折叠好，装在上衣兜里，关上台灯，走出家门。
快接近那个过去曾无数次出入的街门时，季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算是驱除种种搅扰他英勇进军的胆怯念头的反击举动。这口气使他挺起了胸脯，多多少少还显示出一点英雄气概。
屋里很静。竹门帘把室内的光线分割成黑白相间的细密条纹。他看见陶润正伏身在写字台上，边看书边作笔记。没看见她的老父亲。随着自己目光的移动，那黑白相间的细密条纹，使陶润象在一个神奇的幕后面飘浮。他用手轻轻敲了敲门框。
陶润飘浮般地站起来，又飘浮般地移到门旁：“谁呀？”
“我。”季达掀开门帘。“我来看看你……和你父亲。”
她淡淡地用手指碰了碰椅背，算是让他就坐。而她，却掀开门帘走了。
季达忐忑地坐在椅子上。屋里没别人。那么，把这首诗放到她的书里去。他掏出那张纸，匆匆扫了几眼，没有漏句错字。他把它夹在她看的那本书里。也许，这样效果会好些。人总会对意外的事表示惊奇。要是一切都在商妥之后按部就班地行动，那会引起什么新鲜感和兴奋感呢？刺激就更谈不上了。而生活的乐趣，往往藏于小小的刺激之中。对于醉心于工厂事物的人来说，他干嘛要使自己的天性囿于乏味之中呢？
蹒跚的脚步声从院中传来。季达走去掀开门帘。
“陶伯父，去外边乘凉去啦？”他伸手接过老人手中的小折叠椅。
“是……是季达呀！”老人睁着凸出的大眼睛看着他，话语拖沓含混。“有日子没来了吧？是不是当大官了？把我们鳏夫孤女的给忘了吧？”
“瞧您说到哪儿去了！”季达苦笑着，“您身体挺好吧？”
陶伯父在写字台左侧的椅子上坐下来。“还行，还行。”他摇着芭蕉扇。笑咪咪地瞅着桌子上放的书和笔、纸。那风一阵阵地把书页翻来翻去。季达夹在书中的那页纸被吹得露出一大半。老人伸手取出它。
“这是什么？”老人展开那页纸，“诗？”
“嗯。我抄了一首，赠给陶润的。”季达老老实实说。
“能看看吧？”
“您看吧。”
“《语言学》，”老人念道，这个诗的题目怪有意思啊。噢，敢情是西德女作家写的：希尔德多明——
“你得与果树谈谈。”
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吧，
樱桃花的语言，
苹果树花的话，
淡红色的话，白色的话，
风把它
无声地
捎走。
信赖果树吧，
当你被人误解的时候。
要学会沉默，
用淡红色的
和白色的语言。
“嗨，你看看，连诗人也劝人发明新语言！”老人笑得露出了稀稀落落的牙齿，是呀，人有时候是得用另一种语言说话。我就发明过……哦，我怎么贪天之功据为已有！那是人家宋徽宗君臣发明的嘛！你看我用徽宗语念这首诗：
“费嘎昧耕瑞给贼更……”
“陶伯父，”季达慌忙打断他，“这些日子没去北海公园遛遛？北海公园的荷花都开了，有红的、白的……”
“啊，花儿，荷花。”老人说，“淡红色的话，白色的话，风把它无声地捎走……”
怎么办？不能让他把注意力停留在这上边！闹不好他要犯病的！他过去是中学历史教员，脑子很好使，过目成诵。这不，全背出来了。得让他转移视线：“您的记性真好，有七十了吗？”
“啊哈，记性好，这是有名的。我在学校里就是有名的好记性。那会儿——”老人兴奋起来，他正一步步失去控制。真要命！陶润曾告诉他，别提过去的事儿，老人提出那段事就要犯一通“神经”。他谈着当历史教员那阵，如何引经据典，如何掌握着大量的掌故细节，学生们如何喜欢听他的课，外校教师又如何常常观摩旁听……
“咦，陶润没和您一块儿回来？”季达故作惊讶地问。
但老人理也不理。他正谈到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准备编纂一本新书——结合近代史谈谈中国历次重大改革的得与失。“古为今用”嘛。那篇文章要从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谈起。他对此文十分欣赏。但历数这些变法首领，没有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他讲到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过的话：“变法的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这些话老人竟脱口背出！他开始分析康有为此话的漏洞：人多国大，改革三年便可自立，小日本人少国小，却需三十年！这怎么讲得通？况且，历数中国的改革，哪一次不是被派系之争或封建大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所替代……这观点不禁使季达感到既新奇又兴奋。他希望老人继续讲下去。但显然，老人的思维已经乱了。他突然谈起“文字狱”，谈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类的典故。马上，话头又跳到“文化革命”。他谈到他的一切教学计划、写书的“事业”。全被打乱了。他作为反动历史教员、“借古抨令”、“咒骂革命”，“叫嚣让历史的红色革命火车头慢行”，而遭到批判。他不服。他生性耿直，颇有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孤傲的作派。但越如此越被批斗得厉害。并做为“漏网右派”进了“牛鬼蛇神”专政队。然而他直言本性不改，处处自我辩解。这当然引来了无数次痛打。多次体罚之后，他学聪明了，想起了“徽宗语”。不许用普通话辩白，就用“反切”法为自己辩白！为此又挨了几次打。但后来人们看他神神叨叨，就不管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老伴却为他，为家庭担惊受怕，积虑成疾，忧郁而死……
老头说着说着站起来，一手背在后边，另一手的芭蕉扇横飞竖舞。他直盯盯地瞅着季达，仿佛在凝视他的内心。不，老头什么也没看见。也许他看见的是某个批斗他的场面，也许那是某种幻影，一片使他激动愤怒的云雾。就象斗牛看见云雾般飘舞的红布那样。他用季达听不懂的“反切语”渲泄般地说着什么。
季达不知所措地站起来：“陶伯伯，喝口水吧，要不咱们去外边乘凉。您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
陶伯伯却依然故我。这使季达心急火燎。陶润呢？应当马上叫她来。可又怕老人独自在屋里出点什么事儿。他想起最早那次遇见陶伯伯犯病，陶润告诉他做出不理会的模样，让他自生自灭。现在，装没看见？但自己是个客人，恐怕不妥。正着急，院里有个好奇的小姑娘从帘外探进头来，季达忙叫她帮助把陶润找回来。
一会儿，院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
季达松了口气。
突然，脚步声中响起一个急促而响亮的铁掌击地声，似乎是谁穿的皮鞋或高跟鞋钉的铁掌。“咔、咔、咔、……”
这声音在这时候响起来，不禁使季达的心惊悸地一跳。他猛地扭过头，瞅着门帘处，追不及待地要知道是谁来了。令人奇怪的是：老人也嘎然中止了自己的演说。他微微张着胡须参差的嘴，神情慌惑地看着门外。
脚步声停止了。
“散去吧。我爸爸看到人多会更加激动。”是陶润在劝那些围观的人，“他需要安静。”
那些脚步声悄悄地消逝了。
她发现爸爸已经恢复正常，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爸爸犯病的时候，她没如此惊奇过。那会儿，她用“熟视无睹”当做平息爸爸病症的良药。这是她在护理爸爸的过程中摸索到的方法。而现在，她发现爸爸的病如此突兀的平息，她克制不住地惊奇了。
“喝点水吧。您坐下来，干嘛老站着？”她恢复了镇静。
“你把他们撵跑啦？”陶伯伯颤微微地问。
“撵跑了。”
“他们在窗下偷听来着？他们记下了什么？”
陶润愣了一下。但她的反应真挺迅速：“那些纸我都给抢下来了，撕了、烧了。”
“噢。你是我的好女儿。有人告诉我，有女儿不如有儿子。可是你比儿子强。我早知道，你会把我从‘棚’里救出来的。你会……”陶伯伯竟然掉下两滴混浊的泪水，“那双大皮靴、那双大皮靴……也走了？”
“老啦。爸爸。它永远走了。您放心吧。季达，劳驾，帮助他一下，扶他上床……”陶润站在暖瓶那儿说。这一瞬间，季达看到她满脸凄楚的神色，并且，她还用极不显限的动作，擦去眼角的泪水。当她把茶碗放到老人的床头柜上时，她已经面带微笑。
她陪着老人，在床旁坐着。后来，老人象孩子似的笑了笑，睡去了。她放下蚊帐，站了起来。这才无声地深深吸进一口气，又无声地呼了出来。
十三
“实在对不起，原来的意思是看看陶伯伯，却引起他又犯了病……”季达侷促不安，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摆。
她却只是谅解地看了他一眼。
这件事奇妙的效果是：她忘记了，或许只是缓和了她对季达的厌恶和戒备心理。她只是把脸颊倚在手背上，睁着忧郁的大眼睛凝视门外。是在为父亲的身体担忧？还是怎么的？他想象过去一样问问她：我能帮你点什么？但他没问出来，只是说：
“你常带他去看病吗？”
她点点头。“当然。‘四人帮’倒台之后常常去……”她瞥见陶伯父看罢放在桌上的那首诗了。“诗？你抄的？什么意思？是送我的？”她默默地读了起来，接着眉头微微拧成了疙瘩。“你想用这首诗干什么？劝我学会说话的技巧？”
“我确实觉得你不善于掌握说话的分寸感和时机……”
“那么应当怎么样？象你似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么？”
“象我！象我又怎么了？”季达突然觉得一种表白的欲望控制了自己，“我占据了这个位置，我可以更好地替普通工人说话，帮他们干点事儿；我可以更正确地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指示，使我们的事业少走弯路；我还能抵制一些错误作法。我占在这个有利的位置上，难道不比我在你的位置上强？你经常是对的，但你的话说出来又有什么份量？！人家还不是拨拉你就跟玩拨拉鼓似的！你应当知道，人，活着，所谓有所追求、理想，实际上是为争得一个更有效的讲话位置……”
“喂，你小点声。”她看着爸爸在床上翻了个身，又睡去了，这才又说，“咱们上外边去说吧，让他好好睡。”
长安街。这是个好名字：长久安宁的意思。远远望去，月亮在楼房和树丛上面，显露着明媚而温柔的面庞。西单十字路口处，布满文明的幻景：几处霓虹灯炫耀着缤纷的色彩，为食品、电影、戏剧和服务行业招徕消费的人们；巨大的电动科学普及橱窗吸引着过往的行人；杨树和松墙用自己的枝叶遮住明亮、高悬的街灯光，把神奇的诗意充满隐蔽的角落。有些在白天看来是既丑陋又肮脏的角落，此刻成了爱神的殿堂。无数花枝招展的妙令女郎和风流少年，在这里倾诉爱的诗篇。象一束束人造月亮似的街灯，照亮宽阔的柏油路。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奔忙、劳累、冲突、欢乐、烦恼、悲伤……这是由生活的溪流汇集起来的大河床。
“你知道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被消灭吗？”季达问，“打仗时暴露目标，你会成为靶子叫人干掉。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就是靶子。锋芒毕露、信口开河、不分场合地点地挫伤别人的自尊心，面对已经对你抱有成见的领导，继续出言不逊……连小虫子都懂得，为了不被天敌吃掉，要有几层保护色……”
“算了，算了，”陶润打断他，“三年，你变得已经不是你了。足见权力，哪怕一点点微小的权力，都会把人腐蚀到什么地步。”陶润带着悲天悯人的神色看着季达，“干部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象是丹柯的心，它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你呢？你不是在教人怎样做人，而是在教人迎合世俗。你不是教人怎样才能灵魂高尚，而是让人失去灵魂。三年前我爱你，因为你表现出作为人的价值。然而现在，虽然你大大小小算个厂长，但你在心灵上并没作为人而活着。你懂吗？你的心灵失落了。”
季达有点忍耐不住了。他想说：你悲天悯人的神色装得过份了吧，但又一想，何必呢，让她说吧，梅奥的“人际关系”学派不是有条理论吗：给别人诉说内心的不满，便可消除大部分牢骚。
陶润越讲越激烈：“要是一个干部的眼睛混浊不堪，他认为自己的仕途比普通人的心灵更重要；他认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比普通人的血汗更宝贵；他认为自己对真理的追求，比起迎合上司来，简直太得不偿失……那么你说，他能引导工人干什么？！”
“可是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这只是一种策略。我站在新高度上，能更好地发挥力量。要是都象你这样，你想想，尽管你表现得很清高，你又对谁有号召力？”季达急促地反问。
“嗨，”陶润冷笑起来，“你作为人？有真实感吗？……算了，算了，你不懂这些。和你讲这些白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