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老张和我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大家。为了使他们情绪加上严重感,我还讲了目前权威人士对李谷一的演唱表示的异议;一些地方开始对穿喇叭裤、跳舞禁止等等。目的无外乎“不出漏子”。
老崔头听得小眼睛一眨不眨,那长着稀疏胡子的尖下巴,一个劲地往下点着。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发现,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支持我的意见。孔丽丽、陈译凡、冯毅,却炸了窝。
孔丽丽叫道:“‘知青劳力科’,是‘知青办’后身,谁不知道他们早几年,趁知青搞病退、困退时,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这帐还没去算呢!”她的哥哥、姐姐,都去外省插过队,提起这事,她总发出和年龄不相符的感慨。
陈译凡叫道:“奇怪!为什么损坏人积极性的事没人管、没人问;一到人要积极干点什么事,非难指责,全上来了?”
孔丽丽说:“是叫咱们给他上卤吧?王颖,给他提两匣点心去!”
王颖笑了笑,未置可否。我奇怪这几个小青年为什么这么大火气?是因为她们不在这儿长期干,不在乎茶馆前景如何,还是她们维护茶馆到了老话说的“护犊子”的地步?我不由得大口地吸起烟来。不,她们的心情偏于后者——谁不尊重自己的劳动!她们毕竟对茶馆充满感情啊!
老崔头发言了:“唉呀,我的姑奶奶,我的小姐们,老话说了,‘官盐不当私盐卖’。这茶馆可是官家的买卖,由不得咱们呀。老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吧。别招灾惹祸,可没好处呀!好歹不就拿那几十块钱工资么?安安生生的……”
“老崔头!”冯毅打断他,“不是您说的那么回事。现在是首创精神和保守力量的较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出点新东西就这么难!我认为,什么东西也不撤!当初我反对跳舞,现在我支持跳!”
“我赞成。”陈译凡举起手。
“我赞成。”孔丽丽叫道。
老崔头觉得没意思,他咳嗽着叹口气,回屋去了。
完了。孤掌难鸣。我独自吸烟。接着王颖谈了她要创造富有龙潭风味的食品的打算,引起她们一阵喝彩。王颖这个人,善于鼓动。和她在一起,只要她话匣子一开,十五分钟,你就坐立不安;半个钟头一过,你会热血沸腾;呆上一个钟头,你就会愿意和她一起,涉河流,爬高山,穿越无边的沙漠……兴奋的红潮又飞上了孔丽丽和陈译凡的面颊,冯毅眼里放着光辉。最后,王颖说:“好啦,咱们听听木工师傅的意见吧。你觉得怎么办?”
“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我觉得怎么干,咱们就能怎么干下去。”我说。
“甭强调客观。说你心里话。”孔丽丽催得我一股无名怒火在心里直窜腾。
“我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好在现在这么干,不象十年前,稍一离经叛道,就被打成反革命。咱们顶多报个‘歇业’,还能怎么着?”
王颖高兴了:“太对了!”
看来,她宁可茶馆关张,也决不让步。
这次“恳谈”的最后结果是:王颖和孔丽丽突击搞具有龙潭风味的食品;冯毅和陈译凡搞社外学习;我尽力在茶馆与老张之间周旋,调解矛盾,以使茶馆按目前状况办下去。
“公告”没引起多大风波。上边没表态,下边不买帐,大有不了了之之势。天下着蒙蒙春雨,没什么顾客。我轻轻拉开茶馆的门。王颖正对孔丽丽说着:“一八八六年的一个早晨,美国阿特兰大市的一间药店里,来了位买头痛药的顾客。当一位偷懒的店员,发现配药用的蒸馏水已经用光,便随手拿了另一种溶液,加入一些糖浆,于是,风靡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水的‘可口可乐’,就这么诞生了……”
孔丽丽坐在那儿,象小学生听老师讲神话故事。
这几天,她俩经常下有独特风味的饭庄、小吃店,买各种各样的食品和原料,拿把小秤称呵称的,配出各种“药方”,研制新食品,做得了,就叫我们大家品尝一番。前不久,龙潭湖允许钓鱼了,有些顾客想把自己钓的鱼,当时就当下酒菜。王颖决定满足顾客这个要求。要说她也够灵的,边看菜谱,边做出了“双皮刀鱼”——将鱼背剖开,刮下鱼肉剁成茸,再加入配料,铺回鱼皮里,还鱼原状,做得了一看,竟然真的除其刺而不失其形!她说,淮扬菜以擅做“江鲜”而著名,咱们龙潭茶社不就靠江边吗?这风味在北京恐怕绝对“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然而,这菜成本太高,顾客也钓不着什么大鱼,这招失灵了。她又试做了“准扬汤包”——用老母鸡和肘子熬成浓汤,合上碎鸡丁、肉丁成馅,经冷冻,再包入面皮里,上笼一蒸,馅就化了。等蒸熟一看,那包子皮薄如纸,近乎透明,一兜汤汁,吃到嘴里,嘿,浓汁四溢,味道极鲜——可惜,也是成本太高,不易成大众饭。这不,她翻出了“可口可乐”发现史,羡慕起那以百分之九十九的水份,却风靡了世界的玩艺儿!
她的工资准都搭进去了,但她从没埋怨。自己愿意嘛!这里得插一句,我们由于生意好,每人每月能分六十到七十多元。其实还可以多分,但王颖说:趁着这两年不收税,多攒点发展资金。我们当然都同意。
唯一苦了的就是我。我得去安抚老张,千方百计地解释: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想为“四化”多作贡献。放开手让我们干吧,求求您了,“张大老爷,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说得老张也笑了。他叹着气说:“说实话,依着我,就要鼓吹企业之间的竞赛,能尽快发展就好呵,可是‘原则’呵,这可不能不注意!”……这差事搅得我筋疲力尽,比拉一天大锯还累。看着他们全力以赴搞实业,我羡慕得要死……
冯毅和陈译凡回来了,你看她们兴奋的,连雨衣也顾不上脱,便滔滔讲起学习的新手艺和对“龙潭风味”的新建议。
当她们同时发现我时,一齐同我握手,我知道,她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心里对我安抚老张的感谢!
大家心情舒畅,办法就来了,小小的龙潭茶点社真要有点“龙潭风味”了。
可是,我们的高兴竟是这样的短暂!
第二天,我们正在茶馆外边卖活鱼,邮递员来了。冯毅跑去接,我站在一三〇汽车上,用大网勺从那几个大木桶里舀鱼,把鱼递给王颖。我突然发现冯毅站在那里,那兴奋的目光在暗淡下去,呆在报纸上了。
“排队按顺序买啊,鱼有的是,都买得着!”王颖一边过秤一边维持秩序。
冯毅没把小报塞在兜里。她走到王颖身边,小声嘀咕句什么。王颖目光在她脸上凝视片刻,湿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了擦,接过小报,上一边看去了。冯毅面目严峻地给顾客称鱼。
四十分钟后,鱼卖完了。汽车和顾客都走了。我经过冯毅身边去洗手时,她告诉我:“咱们被那群记者报道了。”
我走到王颖身边,她递给我报纸时,笑意中带着某种思虑。那文章是个叫韦克的写的,标题是;《中国新经济政策带来生活和思想的活跃》,其中有段涉及茶馆的文字是:
“那些渴慕西方生活的年轻人,在‘容淡潮’(译音)茶馆里跳舞酗酒。我们去采访时,被围在中间。他们惊奇西方的技术:照片在几分钟之内便把他们的彩色形象映在相纸上。这个待业青年办的茶馆,是我在中国旅行二十七天内,发现的最自由化的一个。茶馆的负责人,插了十一年队的二十九岁的妇女汪英(译音),充满激情地表示:这个简陋的茶馆,会发展得比西方第一流的酒吧间还要完善。……”
“你是这么说的吗?”我斜瞅着她问。
她苦笑了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记者问:你对这个简陋的茶馆满意吗?我说:我们要发展,朝现代化发展,它不会比你们的酒吧间简陋。这个记者在玩文字游戏!”
“你不觉得这会给咱们惹事吗?”
她默不作声了。我告诉她,最好的办法是谁也别提这件事。自生自灭最好。千万别大肆张扬。要知道,有批人专会起哄,一哄起来,咱们就成众矢之的了……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发现她转过身去时,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
真是“人言可畏”呵!韦克,我们恨你一辈子!
刚要吃午饭时,孔丽丽用压低的声音嘿了一嗓,朝窗外努努嘴。老张正沉着脸锁自行车。这次,他对我们的热情招呼没有理睬,把兜里的《参考消息》往桌上一搁。傲慢地扬着头,缓缓地环顾着茶馆四壁,说:“有朝一日,这里会比西方的酒吧间还要酒吧间。看来,我是跟不上形势啦!”
“您说什么呢?”孔丽丽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打岔,“您怎么了?还没吃饭吧?”
“还吃饭?看这个就给我看饱了!”老张的胖手指在那张报纸上戳了戳。
“噢!看报纸还能当饭吃哪。喏,给您——”孔丽丽把一摞废报纸压到那份《参考消息》上。
我们嘻嘻哈哈打趣,就是不围过去看那张报纸。他用游移而又思量什么的眼神,扫过我们的脸,最后停在王颖脸上。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忙得你够呛吧?连报纸都顾不上读了?来,我给你推荐一段。”他搬开那摞报纸。王颖镇静地走过去。
王颖看了看,把报纸推开:“它好象是说我们。”
“你看怎么办吧?”老张压着火问。
王颖带着诧异的神情扬了扬眉毛,说:“看完了,您装兜吧。这还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的?”
老崔头始终被蒙在鼓里:“张主任。您怎么了?里屋来坐会儿……”
老张连眼皮也不眨地看着王颖。他沉不住气了,严厉地说:“把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告诉你,茶馆从今天起停业学习。下午两点,你们全到办事处去开办学习班。老崔,你看家。”他带着解气的口吻,吐着“学习班”和“停业”几个字,就象钢琴上弹出的那种跳跃、富有弹性的音符。
“今天我可去不了。有个钓鱼的顾客,下午要吃我做的‘淮扬鱼’呢。学习班能解决顾客需要吗?我们这茶馆可是自负盈亏。”王颖不紧不慢地说。
“学习,工资您给开吗?”孔丽丽说。
“这是我们上午开会研究决定的。你们必须去。”老张说,“工资照开。”
“坐在那儿开会学习,工资照拿,这不白吃社会主义吗?我不去。”冯毅话说得干脆又直接。
“下午你们必须去!我可通知你们了。”说完,老张走了。
我们紧张地研究了一会儿。王颖主张我们几个都去,只留她和老崔头。她说:“丽丽,听话。陈译凡、冯毅,你们都去。日后你们分配还由他管呢。我闹僵了没事,你们可……”
“就不去。现在招工是考试制。”陈译凡打断她的话,“我们考,凭分数,凭本事。”
谁都不去,我只好一人前往。可以想象,老张气成什么样!他非叫我拉她们来,我怎么能办得到?他只好自己蹬车去了。半个钟头后,他独个气鼓鼓地回来了。
偌大的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无聊极了。只好吹那烟头,烟灰飞开去,小红点亮一亮,又暗下去。
“唉,你们都没家没业,又年轻。我呢?我有老婆孩子!小报上登了这事——能白登吗?看吧,到头来倒霉的还是我!”他真着急了,“王颖也得想想冯毅、孔丽丽她们呵!那么小的青年,刚步入社会,还没正式工作,唉,不懂事呵……”
“您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我想安慰他。
“严重?一点都不严重!我经过多少世面?经历过多少运动?你不才三十吗?”他诉说起历次运动中的经历。我可怜起他来。
“这样吧!”我给他出主意,“茶馆您甭管了,赶快脱身。脱得越干净越好。有什么事来了,我们自己顶着。茶馆要办好了呢,我们这个典型万一树起来了,我们决不会忘记您的支持。”我告诉他,这事他不好管:第一,我们没犯法,法院和公安局不会找我们;第二,待业青年开茶馆,党的经济政策允许;第三,外国记者报道的东西,水份太多,捕风捉影。
他带着疲倦的神色看着我,一声不吭。等我说完,他没精打采地站起来。我松口气,会谈总算结束了。为了表示我们关系融洽,我象吵完架不记仇的小朋友,带着安慰、和解的语气问:“您哪天有空?在家等我,我把您那塑料面贴好。”
象昏睡在树枝上的鸟儿突然被什么惊醒,他神色有些紧张地说:“啊,别,别了。我自己能粘,能粘。”
我知道,他要和我们把距离拉得越远越好。在他限里,我们是一条腥鱼,要坏整整的一锅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