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于按剑的子路没有话说。子贡、颜回没有话说。这句话，仿佛概括了他们行走的意义。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论语译注》中杨伯峻的译文是，君子虽然穷，还是坚持着；若是小人，一到这时候便无所不为了。是君子就不为任何事所动，危难困厄时也不紊乱，能够自己约束自己。坚执自己。这句缓缓脱口而又斩钉截铁的话，使随行的人陷入了沉默。远处围兵的嘈杂，是谁将它放在心上了呢？琴弦止处，连桐花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呵。你以为我只是多学而知道这一点的么？面对子贡的色变与“难道不是么？”的反问，孔于说，不，我有一种基本观念去贯穿了它。
予一以贯之。
正是有这种贯穿自己的节操，才使得他在那个动乱、分化的春秋时代里变得孤独，也才使他在那个无义战的年代里尚以一己之躯保存着他血缘里认定的古殷的标准。“吾从周。”誓言般地宣谕了他的不入潮流。虽然经历了14年的迁徙流浪他才亲证了那个初衷，那个进取的界定。然而失望代替了犹疑，自信又代替了绝望，建立在一以贯之的信念下的从容将那个不是从一时政治出发而必从代代相传理知出发的历史文化秩序确立的初衷磨砺得更加坚定了。这个立场的找回，是在困厄与寂寥中完成的，不知觉间，叠过的时光舒展开来，一条河似地开敞在他面前。“逝者如斯”的感念里已经包含了立于川上的人获得的俯瞰襟怀，所以，没有圣人，圣人是后人封的。只有在一个时代里做自己天命做的事的人。他自觉地意识到那责任，便不再推诿，冒着“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为世人蔑笑的境遇，做了他要做的事。对这一点，他再清醒不过。所编《春秋》最后，有着这样的自识：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与《孔子的故事》为同一作者的李长之早在1946年——正好是他写《孔子的故事》的10年前，写过一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书。我读到的是1984年三联版，是这几年我从图书馆里借出率最高的书，多张借阅卡片上不同时期写着同一个名字。李写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的契合，独到地发见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其中他也无一例外地引用了厄于陈蔡的孔子三问，道之不修，是应该苟责于己的，道已大修而不用，则不必责己。“不容，然后见君子！”这句紧扣孔子性格精髓的话，李给出了这样的翻译，他说：“救世是一个最大的诱惑，稍一放松，就容易不择手段，而理论化，而原谅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协，偏不受诱惑，他不让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袭击的污点。司马迁最能体会孔子这伟大的悲剧性格。”反功利，确如李氏所说，对于一个有救世热肠的人更为难得，因为在一个裂变急骤、格局未定的大变革时代，机会太多，一方是寻找，一方是拒斥，孔子失去了许多机会，比若楚昭王的死；同时他也主动抛却了许多机遇，如闻赵筒子杀贤者便决然放弃人晋，还有公山不狃的诱惑，哪怕他有“为东周”的念想，他还是不能与不道相苟合。所以只是放弃，放弃，离开一个地方，再到一个地方去，直到他走到中原的边界明白了他所找的天国不在地上。那么，归欤，归欤。他的归路走得那么干脆，不抱任何不实的期望，不在任何地点做他以前有所待时的逗留。这就是孔子，这位自知时日无多而归心似箭，一心想往回国以著书而传承“仁”“信”精神的人。那方立定的书案就这样诞生于14年的车辚马啸之后。这就是同样于战争年代颠沛于西南边陲的李长之先生所生出的叠印生命式的有关君子正义的感慨吧——所谓有德，所谓闳览博物，所谓笃行，所谓深中隐厚，所谓内廉行修。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孔子写传的司马迁在他的破例将世家这一称谓与体例给了孔子的《孔子世家》里，将那14年的颠沛写得极为简约，是“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写他的归鲁也是一笔带过——“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知天命年后，流浪中原寻找济世的土壤，耳顺年后由中原归鲁阐发济世的精神，于是，书传、札记自孔氏，雅颂各得其所，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还有《春秋》。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这句自问是可看作他因史记作《春秋》的动因的，只是为了行道于后世，这番苦志，正如对先生“莫知我夫！”的喟叹，子贡有一问：“何为莫知子？”孔子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部集孔子苦心孤诣的书在它于历史上发挥更大价值之前，确实起到了绳当世的作用，《世家》中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这就是那个未说出口的“其初”么？他用他的遗著为一个乱世提供了它还不能全然理解的“仁”“信”，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这种思想如此超前，以至颜回会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然而，“见容”与否就是一种“道”之是非优劣的标准么？那转折的语气里含着一种否定的坚定，以至誓言般地重复两次——“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其实整个春秋的思想界好像就是这么着有一个无形的天平。一方是乱世，一方是孔子，一个人置身于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这种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遭遇和把握它。孔子入周问礼并在临别时得到一段话的那位他所敬慕的老子不想做这天平，他留下一部天书样的《道德经》便骑青牛西去了。1996年12月，还是初冬时节，我站在几经重修的函谷关那烈风涌怀的隘口，看一点点下沉的夕阳染红了遍山的蒿草，苍茫的暮色渐渐合拢，在喉的却不料是那种与时地均不相宜的刺鲠。我想说什么呢？为什么在那个山上眺望，我最怀念的却是孔子，最想知道的只是两位老人在人世与出世间作出相异选择的动机呢？如果真有天平的话，孔于是首先放头颅上去的一个。
那么怎样让那世界平衡，什么又是这架天平的准星？
司马迁让那放逐的事件淡出之后，却不放过那于事件中凸现的人格。由此对话与自白占着不惜笔墨的篇幅。《世家》写孔子30岁，只一事件，是齐景公之问政——泰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系绁之中……”后人对孔子议政之事多喜引孔子另次回答景公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节而重视他要在乱世建立秩序的一面，却独冷落了上述答问里的“中正”二字。司马迁不愧是孔子的最知心人。他写出了那个纵有治国理想但却以中正为基的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哪怕最普通的读书人区分于一个优良政客的关键一点。而鲁昭公二十年时，孔子正处于30岁年轻气盛的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的孔子没有因辅佐或救世而遗漏这个前题，年轻的他尚不知道中年之后他将为之付出的一切，包括黄河南岸异国国土上心身俱焦的落寞苦寂颠沛流离。对于中正，司马迁当然不是一笔带过，对于部奇异一生描述最后，一声独白越过事件，横空出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这一段似更全一些。讲到柳、少的言中伦与行中虑。《史记》中没有确切说孔子讲这句话时在多少年，但从上下文推，应是鲁哀公十四年与十六年间，这时的孔子有70或71岁。70岁多的孔子依然不忘自己的定位——无可无不可的中道，大有为己盖棺定语之意。令人肃然。这话是说在老年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了那场流亡的铺垫。
这是汉代的司马迁为那天平找到的准星。理解了这一层，中正，二字，用先人传下的汉文字写下来，有以往不曾发现的好看。所以那事件也迎刃而解了。中原流浪之时，孔子不被卫国所用，便西行欲见赵筒子，他带了一行弟子行至黄河，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舜华两位贤大夫的消息。于是有了那声“临河而叹”，望着黄河水的眼里闪过的警觉是在那为此事的悲恸哀惋之后么？一阵乌云卷过来，变成他眼中的阴翳，那话一定是含泪说下的——“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一旁立侍的子路走上前问先生为什么不渡河，说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孔子为他的感慨下的注是：……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这句话与其说于子路不如说给自己，那经了河水放大的金声玉振之语，再度剖白了一心有为的孔子是有所不为的。他的救世必以义为前提，这一点已然无法更改，所以他放弃了渡河到晋国去的念头，而在这决然的放弃里又有着对天命若此的失意无奈。水流淌的是那样的美。尽收眼底的江山打动着这个一心要建立功业的人，但是彼岸却不可去，那个无道的人在中人以下，不可与君子语。想想看，这番话，是说在过匡时面对匡人之拘弟子之急“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和过宋时面对桓魋的拔树弟子的催促“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雄志大略后面的。孔子决不趋利忘义的反功利态度，使得春秋时代那么多的以见用为目的的谋士都变得黯然失色了。霸业成就了又如何？孔子自有他不同于世的标准。由此，孔子严格地将他活动的区域限定在黄河之南。以一条河为界，他以不渡完善着义的前题。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遗憾是已经无法考证孔子是站在黄河的哪一段说那些话的了。地图上没有标识。从卫国出来西行渡黄入晋的话，又是哪一段呢？桑田沧海，黄河已几经改道，如今的地图上已不可能查出那个地点了。心里隐约地有那水脉的影子划过。我知道它不在我去过的风陵渡、太阳渡，也不在陕晋边界的那一段惟一南流隔河即可望见壁立山峦上人家的渡口，这些渡口我都曾跑过，包括去年在去函谷关路上从车窗玻璃可望见的黄河，它在我们的视线里足足流淌了两个小时。整个行程里阳光在上面反射出的光芒灼痛着我。是呵。孔子言天不济他渡河的地点奇异地从版图上消失了，还是现代人的笔画它不出，人们已不惯于思虑或还没有力量承受他于洋洋水边讲下的话的含义。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是孔子留给这个一再伤害他的世上的最后的话了，他负杖倚门，歌叹而涕下。“天下无道久矣，奠能宗予”的不甘一生都在咬噬着他，然而他宁愿受这咬噬，也不愿放弃那个“义”，别人只看到了他因志不得的伤感，却谁看得见他为此付出的疼痛！他是宁愿牺牲了一己——哪怕已满腹治国之经纶，也要成全“仁”“义”大道的人。这样的人，在那个根本无法与之比肩的时代，他的生命怎么可能不是一场悲剧。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对于这一点，孔子何尝不意识得到。世上确实需要他这一种人，然而世人却不需要，不义的现实与求仁的理想间的分裂之苦当然写入了《春秋》；《孔子世家》有一句，“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当执射还是执御之论都成往事时，孔子终在案几之上找到了他的位置。正是因了这一点的共鸣吧，《春秋》才那样为司马迁所喜欢，以至成为他的写作理想，成了他著《史记》的精要。那份史的责任那份对史实当中人之人格的着重与强调不能不说来源于孔子的影响。说得远了。实际上，世人不是不需要孔子，孔子殁后次年，鲁国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祭奠活动，只不过世人需要的是他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是他的札，他的秩序之说，他的稳定，这恰却是孔子的衣袂部分，然而，谁人说过“中正不苟”才是他的骨头？后世将之比于圣人，供着他或者把他批倒，借着他说着自己的话，然而，谁人如他起初与最后在料到了天命不济的运命后不惮于自身被湮没的命运而成全大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布衣之节已不单是一种竹简上的理论。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在春秋时代的文字中泅渡，我常常惊异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文与人的惊人的叠印，他们的知与行达到了后世需仰视才见的境界，那种叠合，那种相吻，其间简直不留一丝缝隙，他们以身为文的一生简直是给后人看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角度，你却知道，它是绝对的真实。怎么可能？怎么可以？进化至此的令人带着某种不信然而又愧然惶然复欣然的心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完成、延展。那时的理论与人是那样不可思议又必然地合一，他就是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就是他本人，这可能就是孔子于不幸中的幸，那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出了大的理论，出了巨人；春秋，这个汉词，吟诵起来有一种音乐的调子，是什么，赋予了这个战乱已经开始不义盛行于当世的时代以灵动的乐感的呢？是孔子这样一些后人称之为儒的人吧。对于浊世，他们没有逃开钻到山林里去，而是以清洁之水不断地洗涤它，他们专注于此的样子像是对待自己裸露的身体。生逢乱世，那是真正的澡雪。澡雪，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