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的唐代。大约是因为上一年的西行未成，第二年秋天义净在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弟子善行也在那条船上。那一年，是671年。在义净的身上，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法显或玄奘的影子。20天后，他们到达室利佛逝，6个月的学习之后，善行因病回国，义净一人仍然泛海前行，末罗瑜、羯荼、东印耽摩梨底国、中印度各国等30多个国家驰过去了，无论海上还是陆地，现在寻看那些奔波的足迹总有一种仍在水上的感觉；义净也去了那烂陀寺，并且一呆就是11年，大多数时间是在经卷面前过的，他翻经籍的手有时会有一种点数波浪的感觉，在他携求得的梵本三藏近400部台50余万颂经典返国之前，归途重经室利佛逝，然后是广州与室利佛逝之间的穿梭，目的只是抄补梵本，直到695年，他才回到洛阳。于佛授记寺会同其他寺主一同泽《华严经》，这时从他旅行起已是14年过去了，又是一个过去的16年，之后，义净于711年，共译抄经典并著述61部，239卷，还有作为他行走的生命见证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和《南海寄归内法传》4卷，它们同样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与这个取经的事迹相对称的是那个鼎盛时代必然要出现的传教的故事。
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鉴真于公元742年10月在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时，已在中国呆有10年的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已在此前为请师前往日本传戒一事做了大量工作，这一天他们来到大明寺参见鉴真。在荣睿等人的恳请下，在弟子对传法之询的默然不对的情况下，鉴真说了如下一段话：“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由此，弟子祥彦、道航、思托等21人愿随师同行。这一年正是天宝元年。此后，743年——天宝二年春天，由于如海的诬告，荣睿、普照被遣送回国，鉴真东渡第一次遭受挫折；这一年的冬天，12月，185人的船队东下至狼沟浦被风浪打破，东渡遭受到二度挫折；鉴真和众人涉寒潮上岸，在下屿山住了一月，船修好后，拟到桑石山，风浪再次打坏渡船，这时水米俱尽，饥渴三日，当地州官安置其一行于明州（宁波）阿育王寺，东渡的第三次受挫时，已是天宝三年的春天了；越州、杭州、湖州、宣州不断来人请在明州的鉴真讲律，此间，荣睿再次成为被告，几番周折后，仍无退悔意，鉴真为此率30余人长途跋涉想从温州到福州搭船出行，受到扬州弟子等的阻拦，鉴真在差使严密防护下送回扬州本寺，东渡四度受挫。748年——天宝七年，60岁的鉴真与荣睿、普照一同重做东渡准备，船与物品一一备好，样彦等12名弟子及荣睿、普照等35人于这年6月27日出发，中经常州界狼山风浪、越州暑风山停住一月，10月启航，在怒涛中漂流14天，竟漂至海南岛振州，广西、广东始留下鉴真的足迹，而疾病也夺去了荣睿的生命，开元寺停住后，鉴真进普照去往阿育王寺，执手相泣的眼泪里有诸多的未能遂愿的遗憾。天宝九年的某天，鉴真的双眼果然瞎了。此后是祥彦之死持续着精神上的煎熬，一万公里的水陆往返标识着所经挫折后最惨重的一次，这个第五次的东渡失利。这一年，750年，在鉴真一生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是不会被轻易忘掉的，从后面所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鉴真对它的特殊记忆，753年——天宝十二年，66岁的鉴真毅然答应日本遣唐大师的东渡传戒的请求，日本使船共24人出发，11月15日到12月7日、20日，754年的2月1日、4日，九州、难波（大阪）、平城京（奈良）直至东大寺，鉴真在其九死一生要到达的地方留下了他最初的足迹。至此，754年，以死去同伴36人，道俗退心200多人，前后历经12年之久的六渡，鉴真完成了他东渡传戒的第一步。站在异国国土上，鉴真和与他站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六渡的普照、思托会想些什么已经难以详知了，那种心情却是可以猜见的，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面对被他终于甩至身后的波涛时，他的胸中一定是更猛烈的万倾波涛。他被尊为传灯大法师，此后日本的佛教、建筑以及医学都受到了极大的推进，我至今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十五六岁时看中日合拍的传记电影《天平之甍》时的一个镜头，我想以后岁月的流逝也再不会夺走那个影像——一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老人把别人递过来的一株草放在鼻子下面仔细地辨别着。那种神情，有神在场。少时的还未对佛教有多少了解甚至谈不上常识水平的我是在许多年后才知道鉴真被日本医药界尊为始祖。那种放一株药草在自己的鼻子下面的专注神情，在我心里静静地不断重放着，有时竟分不清究竟哪是少时的记忆哪是后来的体验加入了，让我知道了医学也罢甚至整个科学，和宗教的某种神秘意义上的相通，尽管后来它们被分隔而产生了看似不可弥补的裂痕，那不断重放而且愈益清晰的鉴真的沉静神情让我相信，还有另一种划分，另一种无隙，存在着。而之所以在这里一直在公元纪年之后也缀上天宝年代作为补充，还是因为那个影片，它字幕打出的“天宝元年”至“天宝十二年”的字样与那画外音的重复相一致，在我写下以上文字时，回荡在耳畔的依然是多年前让我止不住落泪的那个声音。但愿如此落下的文字也能延续那种声音。
西行泛海是为了取经，东渡是为了传教，同样是一个佛教，却引得多少僧侣不惜生命而要达到他们的志愿。长久以来，在放下由他们中的一个带回来的佛典经籍的一瞬，一个问题总是成为纠缠，是什么使得他们如此做，而不悔，不如此做，却有憾？这是一个俗世的问题。之所以没让它真正困扰我而拘束了我的精神，要感谢的是那关于“渡”的念想。渡众生与涉重洋在意义的时空里是重叠的，是形上与具体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合一时对生命的填充，是生命必要体现的那种自然天生的价值，所以无论面前是沙漠，还是海洋，亦即无论面对着怎样形式的可能的死亡，站在沙前与水上的人都不会有丝毫萎退，有另一个绿州，另一个岛屿在前面，他是一定要去的，而要去，就必达到。因为有另一群人等着他渡。而他，只有自己完成了某种预先命运设置的“渡”——一种对自我胆识、能力、素质、个性的全面考验的渡之后，他才取得了渡他人及至渡众生的资格。不是么？历来。渡，在这里是一个实有，也是一个象征，是我渡到渡他而至共渡的象征，经由流水一样时间的打磨，渐渐地，它成了一切事相的概括，成了一种寓言，而我愿相信的，是，它是一种人间的神话。创造者与他的创造一同获得了永生。这也许就是渡的涵义。
一定是的。
不然我脑海里不会总浮现这样一个“神话”。从哪本书读来的，出处已然弄不清了。说了这样一个意思，有一天，一位传教士到一个小岛去传教，小岛上只住着几个——大概是三个——记忆力相当不好的老人。传教士可能是神父或者牧师，对岛上的这三位老人讲了又讲，一遍又一遍，直到这三位老人记住了，他才乘船离开，然而船走到海洋中间，传教士忽然听到身后的海洋深处有人喊着什么，他回过头去，看见了正在向他驶来的另一条船，那条颠簸的船上三位刚刚听过他传教的老人朝他使劲挥手，就这样两条船一直被海水带到了彼岸。下了船，传教士问三位老人，为什么跟他来到这里，三位老人回答，你走后，我们忘了那些传教的内容了（可能是教义）。传教士听后，长久不语，他可能是缓缓转向海洋的方向，说了这句话的，他说，你们已经记住了教义，你们已经穿越了海洋。
渡，连结了取经与传教、此岸彼岸，大多数情况下，因了水的存在，隔开本身也就变成了联系的别名。
于此，重述那些路线是有意义的。
汤用彤先生在其《隋唐佛教史稿》中列出的5条西行路线是：
1.凉州——玉门关——高昌——阿耆尼——屈支——逾越天山——大清池——飒秣建（中亚）——铁门——大雪山东南行至健驮罗（印度境）。
2.自玉门关西行经天山南路，由于阗及羯盘陀（塔什库尔干）再度葱岭，达印度境。
3.经高昌——焉耆——疏勒——于阗再度葱岭，以达印度境。
4.所谓之吐蕃道，系由西藏出尼泊尔，达北印度。
5.广州——室利佛逝国——或至河陵州（爪哇）——经麻六峡至耽摩立底国或至狮子国（锡兰）再转印度。
这5条线路，无论沙路还是海路，都标识出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它的意义不下于当今显出其经济价值的丝绸之路，可是对这一点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它的人文价值，尤其是宗教意义之上的人格意义的确认仍需进一步的社会人文的进步才能给予证明，或提醒。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区别于丝绸之路的是，它的个体性，非官方性，也不是依赖于有组织的活动，或是来自外部的加之生命上的任务，都不是，它出于个体的选择，这选择当然包括了牺牲，但这种牺牲与丝绸之路的同样要付出的牺牲的区别是，前者是没有利的回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区别。这种“牺牲”是更纯粹的，它区分于“代价”，它不需以另一种得到来填平。如果假以时日，我向往着能有朝一日写下它的意义，以更纯粹的文笔，更宁馨的心情，予以揭示；而更大的向往是能够亲自走一走那5条路中的哪怕一条，重新体验步步丈量过它的先行者行走时的心情，我想，那对我是有意义的一桩事情。
我不会放弃实现这个梦想的任何机会的。
另外还有一条路线，是看不见的，而且不能在任何地理图示中标识出来。这是一条隐线，只是在晋至唐的隐居的慧远、面壁的达摩、顺其自然的慧能和作为执劳的怀海等身上体现出来。
慧远隐居庐山，30年光阴如一天，那种不让俗市沾染自己影子的决心是今人所难以想见的；更是当今一些有着洁癖的知识者所不及的坚决，使他平时经行、送客均以虎溪为界，此种与信仰一致的观想生活不仅使其被后人奉为净土宗初祖，而且产生了如下浩瀚的著述：《大智度论要略》20卷，《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3卷，《法性论》2卷，《集》10卷等等。
对比学者型的慧远，二三百年后的另一位宗师慧能则有些自由派的味道。这从他的“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即可看出，何况后来又有相当知名的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正是这一偈使他得了弘忍的禅学衣钵，再后来，是——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心动——的辩答；不立文字即舍离文字义解而直澈心源，称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教人从无念着手，“见自性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足见他把佛教中的自由意志以及人在实践自身（而非单纯教义）的人格内涵放在了怎样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