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中宣部热闹非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撼天动地。请看露菲对当时情景的描述：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最高指示。也是1966年最流行的口号。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一夜之间被封为“阎王殿”，正副部长都冠以“阎王”称号。当时林彪、江青等掀起的“横扫牛鬼蛇神”的风浪席卷了中国大地。那么被封为“阎王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在“捣毁”、“砸烂”之列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自然是“二阎王”了。其余的副部长张际春、张子意、张磐石、林默涵、姚溱、童大林依次排列，均属“阎王”阶级。“阎王殿”不能只有阎王，还得有其他支柱，那就是“判官”、“牛头马面”，这类封号归为各处（局）的负责人。最后一般干部才有资格称为受压迫的“小鬼”。阴曹地府的等级完全用到了中宣部干部身上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相当有煽动力的口号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燃起了一把火。由于有阎王、小鬼之分，使原来十分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变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了。这时在社会上也掀起了一阵“捣毁阎王殿”的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成了各种派系斗争的大舞台。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有一支响当当的造反队伍叫“学部联队”抢档案来了，大名鼎鼎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制造者聂元梓来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造反派，各式各样的工人纠察队也来夺印了。他们可以任意揪斗中宣部的任何人。中宣部的大院在几十年前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发祥地，现在成了北京的政治庙会。原为“五四”广场的地方，这时搭起了一排排的大字报架子。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可以来贴大字报，诬蔑、诽谤成为合法的“革命行动”，从早到晚人山人海。
中央办公厅也派二人来到安儿胡同一号，对外公说，审查委员会要他写自传，着重1933年上海团中央机关遭破坏和他当时回到中央苏区的一段。
他答应照办。
隔二日，中央办公厅三人来，要他谈自己的历史，谈了一个下午，他们对谈话作了记录。
9月27日，他将写好的自传交稿，并向周恩来写信，谈到孩子们反映的中宣部作报告揭批他的事，他写道：
“这个报告既然向学生讲了，我是当事人，我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您写了信，现在再给您写这封信，要求给我看。同时，为了自己进一步检查和核对，要求将我的历次发言稿和旧中宣部的一些有关文件给我看。我想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请予批准为祷。”
然而，周总理也无力回天。况且，这信还不定能到他手里。
至此，要他交待的三个问题：（1）历史问题；（2）与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关系；（3）思想和工作检查，都已经做了交待。
9月26日晚，负责看守并管理他生活的邵××却向他提出：“一、写信给主席，只能写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检讨，别的不许写；二、要多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别的不许管；三、孩子们把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言读给你听，是不许可的。”
入夜，他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眠。对于这一时期自己的政治待遇，他不计较，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但令人苦恼的是无限期的软禁，无结论的审查，自己的多番交待和给中央的信却没有任何回音。
最使人气愤的是，一个半月前就向邵××提出要把他中南海原住地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要来，至今没有同意。这些东西，即使是政治犯、战犯，也可以有。为什么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
现在，邵××又提出三条，这是进一步不许自己有写信、思想、和谈话的自由，不许有申辩的权利。
第二天一早，他向邵××愤慨地表示：“你昨天提的三条，我坚决拒绝执行，除非你给我中央的书面通知。”
他还立即给中央写了一信，对这种非法软禁和不公正的待遇表示自己的愤慨，并提出抗议：
“我在这里已被软禁将近五个月了（五月八日起），我自己要求党审查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的嫌疑，至今没有人来对我说审查结果如何。又来查我的历史，又在做关于我在中宣部“罪行”的报告，都没有告诉我任何结果。这种软禁，是莫名其妙的，是非法的。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既非同谋，亦非主谋。工作中犯了错误，亦用不着用软禁的办法来处理。”
他的愤慨和抗议在“文化大革命”的狂嘲恶啸中，无疑是一丝微不足道的声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已经被破坏殆尽；林彪逐渐取代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地位，他在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声嘶力竭、杀气腾腾地喊道：“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八.一八”大会以后，红卫兵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打、砸、抢在全国成风。
安儿胡同一号也就不得安宁了，开始接二连三地遭受红卫兵的骚扰。起初是中南海的干部子弟，后来又加进了外地串连到京的红卫兵。他们一来，便将他团团围住，靳令、质问，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用字纸篓糊上纸做成高帽子戴在他头上；用墨汁在他衬衣上写“黑帮头子陆定一”。认为他交待问题“不老实”，动不动就用皮带往他身上抽......他们还乱翻东西，见着好的，就顺手往兜里塞......
9月28日下午四时许，他又受到一次这样的骚扰。
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些情况，仍然表示愿意接受红卫兵小将们的批判，改正错误。同时，“我亦恳求主席或中央其他同志面谈一次，得到主席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指出我的错误。而且，我的眼睛很坏，写材料很不方便，见到主席时，面谈我对错误的认识，和一些事实的真象，就更方便些。”
他还在信中说：“我从事革命已四十多年了，追随主席亦已二十多年了。我年已六十，虽然犯了很多错误，我要改正。跌了跤子，我要爬起来，继续前进，争取一个较好的晚年，把我的余生，供献给革命，跟着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直到我还有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天！”
他再次写上那句誓言：
“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这是他在安儿胡同一号写的最后一封信。
第二节从软禁到看守所
这是9月的最后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迎来她的十七岁的生日。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云集北京。毛泽东将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群众。
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上午。
安儿胡同一号出现这些日子来少有的宁静。
外公坐在书桌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所要写的交待材料都写了，26日、27日、28日连续几天分别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的信也已交看守人员转送。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使他很快地回到革命的大集体中去。
他早就开始阅读的《反杜林论》，曾因写交待材料和红卫兵的骚扰而多次中断。象这样安静的时光，可以用来安静地读书，是多么难得呀！
他的三个孩子即在张罗第二天过节的事体。母亲被捕，父亲被软禁，接受审查，几个月来家中一直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现在国庆节即将来临，红卫兵大概不会闯进家来了，照理也总该让人过个安心的节日吧。他们这样想，并且为使父亲心情舒畅些，打算把节日过得热闹点。女儿陆瑞君上街去采购节日食品，陆德和陆健两个男孩即在家里忙乎。
然而，这一份宁静却十分短暂，它很快被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鸣声所打破……“嘎吱——”，有车子在门口停住了。两个男孩停住了手中的活计，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大门，满脸惶惑，不知道此时又会有什么降临这个本就多难的家庭。
外公却丝毫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发生，因为他的思绪正随着一位伟大的哲人在一个抽象和深邃的理性王国里漫游。
一阵噼噼啪啪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接着从门外闯进五个穿便衣的男人。他们进了门，看见两个男孩在场，便私下里相互使了使眼色，其中一人走到他们面前，用命令的口气说：“你们两个立即到门外去，有人找你们谈话。”
两个男孩半信半疑地走去了前院。
这五个人望着他们出了门，便立即闯进外公看书的房间，将他团团围住，二话不说，一齐伸出手，象老鹰抓小鸡似地将他揪住，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往门外拖。
外公愤怒地反抗着：“你们要干什么？”
“跟我们走！”
“走？到哪里去？”
“不许问，要你走你就得走！”
“我不走！如果是抓人，就把逮捕证拿出来。”
然而，他们不容他争辩，凭着人多力大，强行将他拖出房门，带到大门口，推进停在那里的车子里……
当两个男孩和从街上回来的女儿被允许进入后院时，已经不见了父亲的身影。几个房间也经过了洗劫，空荡荡的，所有的东西都被集中在一个房间里上了锁，贴了封条。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要把父亲做怎样的处理？然而所有的问题都被拒绝告知。
孩子们心倏然变得沉重，他们痛苦地想到，更深的厄运、更大的折磨将会落到父亲的身上……
外公被带到哪里去了呢？
起初，外公还觉到车子是向西开，后来七弯八拐，且走得尽是小巷，便弄不清方向了。
最后车停了。他被带下车，才看见是来到了一幢三层小洋楼的前面。（后来才知道，这幢小洋楼位于海军大楼的西南，是日军侵华期间由日本人为德国工程师造的。）
外公被带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写字台、椅子，还有一张席梦思床。
外公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
“看守所。”一个男人回答。
“我犯了什么罪，还要进看守所？”
“现在你必须接受党内审查！”
外公更气了，质问道：“岂有此理！党内审查还要进看守所？！”
被问的男人噎住了，半晌也回答不上来。
这时，他身边站着的一个女人赶紧出来招架。这个女人身高体粗，脸盘奇大，大脸上还长着一颗醒目的黑痣。她的脸大，嗓门也大：“一是审查你，二是保护你。你别不识好歹，你知道吗，明天红卫兵大游行，完了要闯到你家里去，会让你受不了。哼！”
果真如此，那真要感恩戴德了。
阔脸女人继续吼道：“你听着，到了这里，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吧，你原先的住宅，掘了墙，挖了地，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嘛，就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这女人说得倒也不假。外公一家搬出中南海的增福堂后，增福堂连续四次被抄。第一次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某些人抄的，他们砸碎了所有的陈设和唱片，并卷走了细软物品。后来又来了三批人，挖地三尺，据说是为了寻找“特务电台”。
其实岂止增福堂，远在江苏无锡的陆家老宅，也被一位“无限忠诚副统帅”的驻军政治部首长组织红卫兵小将给抄了一遍又一遍。叶群听到此事后，如获至宝，立即写信请他带上抄家获得的可做为陆定一罪证的物品进京。这位驻军首长喜出望外，这不是向副统帅敬表忠心的大好机会吗？便立马屁颠屁颠地将“战利品”护送到京。他受到了“林副统帅”和“夫人”的亲自接见，还由叶群安排住进了北京第一流的招待所。这位驻军首长受到如此厚遇，真还有点受宠若惊哩。
这位驻军首长送来的“罪证”却不过是些旧日的破烂衣物，较有价值的要算是：陆家长辈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一幅画了个有着顶带花翎、身穿朝服的清代官员，那是外公的祖父的画像（其实外公的祖父并未做什么官，画像只是当时讲讲排场而已），红卫兵小将还在上面画了个大大的×；一部残缺不全的“陆氏家谱”，一顶破陋不堪的青布小轿；还有从县政府所存的旧档案中找出的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
叶群和陈伯达利用这些“罪证”，包括从外公中南海增福堂家中抄来的中外名著订装本，以及主人精心收藏的陶瓷、古砚、唱片等“毒草”、“四旧”，还有从无锡、广东、南京、北京等地陆严七家亲属处运来的其他各色物品，在中宣部所属的“孑民堂”布置了一介所谓“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
当这些展品摆出后，展览会的气氛却没有想象的那样浓烈，不足以显示陆、严的“罪大恶极”。叶群便挖空心思，“敢想敢干”，竟下令动用了国库，将几十捆大面额的人民币、十几只黄灿灿的纯金元宝搬来，也作为陆严的“罪证”展出。同时，还增加了不少来历不明的绫罗绸缎。
如此骇人听闻的“创举”，果然取得了“轰动效应”，蒙骗了不少善良而狂热的人们，使他们看后对陆、严及其“反动家庭”的“骄奢淫欲”无不表示出愤慨、厌恶和仇恨。还招惹得各省市的人都前来参观，一时间“孑民堂”人头攒动、嗡嗡营营、热闹非凡，成为“文革”的洋洋一奇观。
外公就这样在这幢小洋楼那间屋子里住了下来，在“看守所”接受“党内审查”。
一开始要他写交待材料，并派了两个人在房间里守着，寸步不离。为查历史问题，先要他写自传。自传写了一月有余，好几万字，11月8日交卷，送审查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