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申辩与抗议
这是晚饭后的时辰，外公坐在写字台前。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烟头的闪光，不时映照着他静穆的脸庞，一团团浓烟从嘴里吐出，又缭绕地扩散开来，淡淡地弥漫在他的四周。他的目光望着窗外。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有淡淡的月光、徐徐的微风。随着暮色的加重，喧闹的市声渐渐地停息，周围是一片宜人的恬静……
一根烟抽完了，他熄灭了烟头。此刻正是工作的好时光。他喜欢夜间工作，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一是在《解放日报》当总编辑时，要在夜里看大样；二是因为毛泽东也喜欢白天休息，夜间工作，多年来跟随他，也就适应了这一种作息习惯。
精神上来了，他拧亮台灯，下意识地拉开抽屉……平日里，抽屉里总有看不完的文件，可是这会儿，他伸进去的手碰到的是硬邦邦的木板——抽屉里空空如也。他才醒悟，自己已被撤职，文件已不再送来了。
他已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严格地说，是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
他关上抽屉，轻轻地叹口气，又点燃一根烟，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出房间，下意识里想到屋外去走一走，可是一到院子里，看到的是守在院门口的岗哨的黑黝黝的身影。他才又想到自己还是失去自由的人——他处在软禁中。
他退了回来，复又回到房间，坐在桌前，心头涌起一种无所事事的烦燥来。没有文件，也没有书。他原有的所有的书籍和其他文字材料，都被封禁在原来的中南海增福堂的家中。
也不准外出。自5月8日回京以来，除参加了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几次经批准去医院探望因肝病住院的弟弟陆亘一，两次自己到医院看病，几次到北京饭店理发外，他被禁止外出。
“踏遍青山人未老”，他，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出没于太行山漫天的烽火中，也曾转战于陕北的炮火硝烟里……他踏遍千山万水，出生入死，迎来了共和国的灿烂曙光……而今，他的双脚却被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圈禁在安儿胡同一号，不得越雷池一步。
一个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辞辛劳，奋斗了大半生的革命家，而今却被以“革命”的名义，拒之于“革命”之外，并且成了“革命”的对象。
陆德舅舅曾告诉我，外公在那段软禁的日子里，常常对着毛泽东在延安戴八角帽照的那张照片默默地流泪。如果说，以前外公受的打击都来自党内的错误路线，他才能无所畏惧，从不屈服，但这一次的打击却是来自自己所敬仰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呀！
出乎对毛泽东的忠诚和近乎崇拜式的信仰，外公是否怀疑自己了呢？尽管他不认为自己会反党，但他确实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怀疑自己工作和思想上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不然，毛主席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指责、批判呢？所以，只能是自己错了。如果自己真的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哪怕是无意的，也是愧对毛主席、愧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那真是不可饶恕的呀！
所以，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疑惑，充满着焦虑和痛苦。
或许，他的眼泪，正是这种内疚和痛苦引发的。
5月22日，杨奇清奉中央之命，前来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将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他在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中的嫌疑问题。等审查委员会成立之后，会立即告诉他。同时，要他自己写检查，交待：（1）与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的关系；（2）历史问题；（3）思想和工作检查。并说，他写检查所需的文件材料，可向中央办公厅要。
对此，外公抱的是积极的态度，欢迎对自己的审查。一是通过审查，可以澄清事实；二是通过审查，可以查出自己的错误。错误查出后，改了，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是大好事。为了写检查，他提出要看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5月29日，送来了这次会议的五十七个文件，但未等他看个究竟，这些文件又在6月1日突然全部收回去了，以后屡次要求，却再未送来。
除了与三个子女以及看守人员接触，六、七、八几个月里再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加之不准外出，等于与世隔绝。
想读点书，读书是他一生的嗜好。他曾要求将中南海增福堂家中存有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书籍要来阅读，也未予准允．最后，总算要来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反杜林论》。
报纸还可以读。他也只能通过报纸才能多少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央下达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毛泽东提出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应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的号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身着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接见革命群从；首都召开百万人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大串连……
所有出现的事情，确是“史无前例”，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应接不暇。软禁中的外公，发出感叹：“这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新阶段！”
一边读书看报，一边也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当然这种反省和检查必须是以“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路线方针来作为对照。这样，自然就找出了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比如，以前对大跃进有怀疑，对高等学校半工半读有怀疑，对“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杆见影”有怀疑，对“文艺的三十年代的根子在中宣部”等等有怀疑。
有错误就得找出错误的根源，他总结为“是对主席思想的伟大意义认识很差”。“毛著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工农兵学毛著，我自然赞成。但思想深处，对‘急和先学，立杆见影’有过怀疑。”“世界革命已进到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七亿人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的第三部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具有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长远意义的。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不认识这一点，就违背马列主义、犯方向性错误，当然就会在一系列问题上犯错误。许多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水平很高，我大大落后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是一条，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是对‘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杆见影’认识不足。总的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他诚恳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和愿望：“我是共产党员，生着是为了革命，没有舍不得改的错误。我希望能够看到同志们关于指出我的错误的大字报，和我自己的文章和发言记录，以便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希望有机会供献我力所能及的力量，参加文化大革命，党要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他还多次喊出一个共产党员在厄运和逆境中对党的誓言：
“我要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跟着主席干革命，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承认在实际工作中犯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的错误，但他却不能接受对自己“反党”的指责：
“我当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我没有象报告中所说的搞反党活动，没有结党营私，没有反对毛主席。”
他也坚决否认自己同匿名信有任何关联：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提出八条证据，说我同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关，对我的怀疑和愤慨，我亦谅解，因为这类案件，我入党以来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但这八条，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冤枉的。”
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对八条提出了答辩。
比如，桌子上玻璃板下的匿名信和所存的匿名信底稿的问题，陆定一写道：“我在中南海的书桌，是不用玻璃板的。上述这封匿名信，以及严慰冰所存的匿名信底稿，却倒应该是一个反证，证明我同她没有串通。如果串通了，在彭真把她的罪行告诉我以后，她还不会销毁罪证，反而依然保存着，甚至镶在玻璃板下么？”
又如，“说我用买表写信的办法，给反革命分子严慰冰说‘黑话’，是不合事实的。如果要‘说黑话’，为什么不在北京对她口头‘说’，却要到上海‘说’呢？”“上海女表只有‘半钢’一种，这是上海的服务工作同志（不知其名）告诉我的，亦不是我在许多种里面挑一种。”“如果是‘黑信’、‘黑表’，我就不敢托华东区宣传部通过组织关系送回北京了。”
关于严慰冰何以知道林彪的地址，“这个原因，我确实不知道。我不打听中央常委同志的所在，有时别人告诉我，我亦不传，更不会打听门牌号码......”
所谓“最恶毒的十条”是否是他做的诗？他回答：“我在上海会议时没有做过诗，只背诵过沈均儒的一首诗：‘脚底奔驰汉代城，计程已过峡星星。此行得见天山雪，不负苍茫万里心。’我欣赏‘脚底奔驰’，是坐在飞机上看地下的描写。”
再有，“陆德德的取名，不是‘一个德是朱德同志，一个德是彭德怀’。此次我问了陆德，又回想起当时的情况，虽然这个名字是过瑛（严的母亲）取得，但名字确实无‘一个德是彭德怀’之事。陆德是1942年出生的，那时彭德怀在太行山，过瑛根本不认识他。”
外公与严慰冰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起初确是取名“陆德德”。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有它的由来。
这个孩子是于1942年在延安出生的。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1942年又是延安最困难的一年，根据地被封锁，国民党对八路军停发军饷，战士穿单衣过冬。孩子出生后，母亲却没有奶水，李井泉的夫人也生了孩子，便一个奶头喂自己的孩子，一个奶头喂严慰冰的孩子，这显然“供不应求”。而当时延安只有一头奶牛，每个中央首长一天只有一瓶牛奶。但得知孩子缺奶，朱德、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便把供给自己的那份牛奶停了，留给喂孩子。刚出生的孩子，又是七个月的早产儿，需搞个暖箱才能使孩子活下来，而医院只有一个暖水袋。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又将自己唯一的一个暖水袋送给孩子取暖，对孩子关怀备至。孩子的姥姥过瑛十分感激，给孩子起名为“陆德德”，是要孩子不要忘记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慈父般的关怀，要“以德报德”。
建国后，陆德德到哈军工上学，老师认为“德德”是孩提时叫的名字，现在长大了，最好将名字改改。
在一次观看文艺演出时，外公与郭沫若坐在一起，提起了这件事，就请郭沫若给孩子改个名字。郭沫若沉吟一阵后，说：“依我之见呀，不必全改，就叫‘陆德’。去掉一个字，但意思保持不变，还合乎多快好省的精神哩！”
郭沫若为自己这一番改名之论甚为得意，边说边摇头晃脑。
外公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样，“陆德德”就改为“陆德”了。
所以说，名字中确实没有“彭德怀”的“德”的含义。
林彪一伙为了整倒外公，当然就要把“与彭德怀勾结”的“老账”再翻出来，以便查找出一个“历史根源”和“一贯思想”，甚至也不惜在“陆德德”的名字上大作文章。
……
答辩之后，外公提出自己的愿望：“我希望关于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的错误，党早日给我结论，以便我能早日回到革命的大集体中来。”
事实一定能够澄清，真象一定会大白，他对此充满信心。他写道：“我们的党，是有认真的批评自我批评的党，也是实事求是的党。我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我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我会自杀，我决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还要活着，跟毛主席干革命，把最后的几年献给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添补一砖一瓦，我要做个有志气的人，永远革命的人。”
然而，他所提出的这些，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没有人向他传达审查委员会是否成立，工作进展如何，审查结论如何。他给党中央写出的一封封信，也如同石沉大海。
他似乎被遗忘。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过去了！
……
然而他并没有被人遗忘。“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对他的批判斗争也由中央领导层的揭批转向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他的孩子由外面带来消息：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中宣部的墙壁；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已于9月24日向外地来京的学生作报告，揭露他在中宣部所犯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