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小青年，大手笔
外公在党内，素有“秀才”之称。连毛泽东都经常用“秀才”来称呼他，在某些场合下，“秀才”甚至成了他的代号。
秀才，用在外公身上，大概指的是他聪明、博学、善记、才华横溢、能写一手好文章。所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是也。
在我看来，外公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杰出的学识和才华固然是他被誉为“秀才”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聪明才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淋漓发挥，在宣传、论战、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诸多重要建树和杰出贡献。
外公一走上革命斗争的阵地，就显出了一个思想战士的锐利锋芒。
他大学毕业后刚到共青团中央编辑《中国青年》，就利用《中国青年》这块舆论阵地，批判反动思潮，宣传革命的思想。
当时中国的反动阶级及其帮凶，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毁谤共产主义是“共产共妻”。一些文人学士即论证出：“共产制度不合于中国，中国没有资本家，不该有共产党来革命。”醒狮派即叫嚷：“要群而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左排赤党、右排军阀。”外公对这些“乌烟瘴气、五花八门”的造谣污蔑予以坚决的回击。为了反驳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谰言。他针锋相对地向读者热情介绍由郭沫若翻译的日本河上肇所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河上肇是日本东京都大学教授，他所著该书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道理。外公称其为“社会主义的学者”，“他这书，尤其是在漆黑一团的中国，每个人都应该人手一编，庶几‘什么是社会革命’的问题，可以有清楚的回答，而一切反革命的肤浅的、不值一笑的理论，自然不攻而破，体无完肤。”他还称赞郭沫若“和中国的一般‘文人学士’不同”，因为“大人先生和‘高等’的学者，虽然是车载斗量，然而仅仅做了些‘考古’之类的工作，对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大都是没人敢响一句，也没人去研究的，似乎中国的前途，只须他们考些古就能有为”。而郭沫若就能花功夫翻译这本书，“是中国文学家中之肯为革命而努力的”。
外公在《介绍（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一文中，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指明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他写道：“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中国的实业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各阶级的势力，革命的方式，是和随便那国不同的。自从欧战以后，帝国主义竞争的场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中国就成为一群恶狗所虎视眈眈的一块大肉，惟其恶狗有一群，大家要吃这块肉，而又是大小不同，各狗的吃法也就不同。在这样一个从盘古以来就没有的光怪陆离的环境中，一切人都昏了头。胡适博士干脆地说：‘没有帝国主义！’狮子派和国民党右派先生们说：‘没有阶级！’但是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根据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断定中国社会形式，断定中国的阶级及势力，断定帝国主义者向中国进攻的方式，到末了，他喊出四个字‘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共产党提出的……国民革命——由国民自己来革命，是共产党主张的……过去的国民党只注意军事而不注意主义的宣传和党务的进行……只有共产党不客气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本书，留着几年来共产党的条条孤军奋斗的血痕。”
国民革命的矛头指向的是封建军阀，但必然要触及军阀的靠山帝国主义的利益，必然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外公在《革命潮中帝国主义之挣扎》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目前对于中国的干涉，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收买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持封建军阀，消灭国民革命。其所正在玩弄的一个阴谋，“就是帝国主义想分裂革命队伍之本身，以从里面打出来，使革命消灭。”外公在这里并非无的放矢，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存在就是一个事实。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动民众起来革命，是外公议中之另一主题。他认为，“只有民众能拥护革命，只有民众知道了革命的利益，才肯舍命的来拥护革命，只有使被压迫的民众知道革命的利益，他们才会起来欢迎革命。”与那种仇视民众，诅咒“农民协会是土匪”、“工农运动是流氓地痞的运动，要取缔”等等右倾势力的言论相反，外公热情讴歌工农运动：“中国的工农是最穷而最革命的群众”，“中国的工农运动，几年来做了革命的主力，扩大了革命，其本身也因革命运动之扩大而发展，其势力已令帝国主义土豪劣绅与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不寒而栗。”这个伟大的势力，“将为被压迫的半殖民地之中国辟一新时代。”他呼吁革命旗帜下的青年，应当用其全力，宣传和组织民众。但怎样才能获得工农呢，外公指出：”光口里喊要做工农运动是不够的，要做工农运动必定要在实际上能给工农以利益，工农知道你宣传他、组织他是于他有益的，他自然会欢迎你去做运动。”“所以一个政党若要从事做工农运动的，必需矢忠永为工农谋利益，到处站在工农方面说话，未得群众之时，要在言论行动上表示出自己是这样的党。既得群众之后，更要努力的增加与维持群众的信仰。”
外公虽然离开了学校，却依然十分关注学生运动发展的情况。“五卅”和“三.一八”以后，帝国主义驱使反动学阀以种种手段阻挠和禁止学生运动。在上海，学阀们以“读书救国”为幌子，不断向学生压紧功课，增加小考，且小考都安排在每个纪念日后面。而且还采用暗中降分等卑鄙手段制造理由，大批开除参加革命运动的学生，摧残学生运动。外公闻悉学阀们的种种行径，愤怒至极，挥笔疾书，声讨反动学阀，戳穿所谓“读书救国”的把戏：“论起这批反动学阀，他们也未尝口口声声喊读书救国的。然而他们自己，读了一辈子的书，大约还没有读够，我们从来没看见他除设法保持饭碗外曾经救过什么国。但是对于帝国主义他们确曾经救过一救的。”他指出，学生何尝不想读书呢？但是“军阀之战乱，农村及城市之被蹂躏，间接的苛捐杂税，勒迫种烟，饥荒荐至，水旱频仍，已使全中国无一块净土，迫中国的青年，一天一天向革命的路上跑。而这革命的倾向，远非帝国主义军阀白色恐怖政策所能竭止的。”学生是需要读书的，“但现在这种教育，是亡国的教育，要受好教育，只有等革命势力占领了一切的时候。这反动的亡国的教育，破坏是无所姑息的。”他激励青年学生，要发扬五四的精神。他热情地称颂五四运动：“澎湃汹涌的学潮自北京学生打了卖国贼而普遍到全国，各地在睡梦中的民众好象头上浇了一盆冷水的抖然震醒，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觉悟，发展之速犹如火之燎原。幸亏有了五四运动，中国才能苟延残喘；幸亏有了五四运动，中国才有转机，才有青年觉悟的学生群众，来领导全国人民，做反帝国主义侵略运动；幸亏有了五四，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才能从几十年漆黑一团天罗地网里放出一条亮光。五四是这样一件东西，所以值得我们永远崇拜。”他喊出口号：“我们要有第二个五四来恢复从前五四的精神！”
蒋汪叛变，革命转入底潮，党内有批党员动摇退却，登报声明退党，有少数人叛变革命，还有的人搞起了第三党。在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怀疑共产党，有的甚至跟着蒋汪骂共产党，陈公博派更是充当蒋介石的走狗，来迷惑民众，破坏革命。在党内，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等问题上，存在思想上的混乱。在理论上澄清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反击蒋介石的走狗们向党的进攻，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团的五大之后，外公担任《中国青年》的主编，将《中国青年》更名为《列宁青年》，在《列宁青年》的“发刊词”中，就特别提到：“与这批走狗作理论上的战斗，是目前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为了这个目的，外公于1928年10至11月间，写下了一篇近四万字的理论文章，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列宁青年》第一卷第二、三、四、五期连载刊出。
《中国革命的前途》共四节：第一节，“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第二节，“世界革命中之中国革命”；第三节“中国革命中之各阶级”；第四节，“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文章依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各阶级的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领导权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批驳了戴季陶、陈公博及第三党的“理论家”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
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前途的理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一国革命的问题；殖民地无产阶级的革命等。并运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中国革命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在帝国主义积极侵略之下爆发。”而且，中国革命又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发生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发生起来，在国际革命营垒有了强大力量的时候发生出来，因此，中国革命得到极大的国际帮助，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帮助。”
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外公驳斥了陈公博等人的谬论。陈公博在《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中，故意制造一些新的名词，说封建地主是“乡村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是“城市资产阶级”，“可怜中国至今还产不出大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受压迫与工农相同”。照此逻辑，中国就不存在无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对立。外公指出，这在实质上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另一些人则一方面承认无产阶级“曾有一个时期”领导革命，但一方面又说无产阶级数量太少，实际上不能领导革命，领导革命的应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外公用历史事实来反驳上述观点，写道：“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写满了农民的暴动，他们的暴动一次次失败，或为地主豪绅所利用，农民自身从来没有得过一点好处。八十年来，中国历史上又写满反帝运动，也没有一次成功。直到‘五卅’工人阶级起来领导中国革命，革命运动才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显出他自己是最英勇的革命先锋，最适宜的革命领导者。”
外公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反动营垒中的豪绅资产阶级、除豪绅资产阶级之外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指出豪绅资产阶级具有反动性、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的特点。因此，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文章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亲密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反动，无产阶级却同时找到了他的同盟者，这同盟者就是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特别是两湖与广东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展起来，成为一枝强大的革命力量。”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革命的性质，要以革命的任务来定。目前中国革命之内容和任务，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所以中国目前的革命性质，还是民权革命。”民权革命对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在欧洲民权革命的时期，资产阶级是能够执行其历史的任务，领导这一个革命的。及到俄国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民权革命，俄国资产阶级，则已不能在革命中尽其领导的任务了。到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非但不能领导，而且是个反革命的力量，他中途叛变，加于屠杀与消灭民权革命势力的刽了手队伍中去了！这说明了为什么中国革命是反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仅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而且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不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的工农在今后革命运动中底任务，是要直接依据于武装暴动，推翻现在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建立工农兵革命民主独裁的政权（苏维埃）。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中国民权革命的任务。”
他还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来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要积极的参加目前的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为的是要替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一条康庄大道。中国无产阶级目前之所以要积极去领导这个民权革命，彻底地去完成这个革命，并努力为民权独裁而奋斗，为得也就是要使将来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更为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