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巡视广州暴动与海陆丰的斗争
1927年蒋、汪叛变革命、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革命进入低潮。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提出所谓“不断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接受罗明纳兹的观点，会议无视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敌人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具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党的总政策就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总暴动。这一思潮的出现和发展，也与党内一部分同志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愤慨、报复、拼命情绪和害怕重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心理有关。它在党的领导中的反映就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外公也参加了这次中央扩大会议，并且在思想上也受到了这种“左”的思想的影响。
在强调城市是革命胜利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指导思想下，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利用汪精卫、张发奎和李济深、黄绍竑武力争夺广东统治权，广州暂时兵力空虚的时机，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上海。团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来加强团的工作促进暴动取得胜利。会议决定派外公参加广州暴动，名义是团中央巡视员，任务是协助广东团省委发动和组织团员和青年参加暴动。
外公接到这一任务之后，当日立即动身起程，从水路去香港，打算经香港再转广州。为了抢时间，当天的船班没有了，便坐了一艘货船出发。
但是当他抵达香港时，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他住在尖沙嘴，这时广东党和团省委的人员都到了尖沙嘴。他找了许多同志个别谈话，了解广州暴动的情况。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暴动中牺牲，于是党中央派了李立三接任省委书记。他召集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检讨广州暴动的失败。会议开了两天，外公出席了会议，并从会上大家的发言和意见中，较详细地了解到广州暴动的全过程。他根据通过个别谈话和听会议发言所搜集到的情况，于12月29日向团中央写下了一份报告，题为《D.Y.同志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C.Y.在暴动中的工作》（D.Y.即“定一”的拼音缩写，C.Y.即“共青团”的英文缩写）。这份报告曾一度在党内和团内流传甚广，至今仍是研究广州暴动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份报告于1983年重新找出，并改题为《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刊出，同时还刊登有外公为这份报告所写的说明性的两个《后记》。）
外公在这份报告中，首先称赞这次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自我批评的精神表现得非常充分，工人阶级先锋队显示了自己的忠诚和伟大！”接着详细介绍了广州暴动从准备到初步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
报告说，广州暴当时的计划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发动工人斗争开始，号召总罢工，由总罢工转化为总暴动；第二，发动市郊及外县的农运，以广州暴动始，立即造成全省暴动的局面，以促进和保障广州的胜利。但在实际过程中，原计划的这两个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一是工人的总罢工必须由零星斗争引起，而零星的斗争在反动军队的压迫下，只有失败。加上时间紧迫，总罢工不能等待，所以总罢工只能以军队为主力。二是市郊和外县的农运工作缺少注意，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原计划决定十二日暴动，但十日传来消息，西江的反动军队已在调回，反动派已知广州空虚，于是我方不得不提早暴动日期，于十一日晨三时举行了暴动。暴动的第一步完全胜利，“随着第一枪，颈围红带的工人兵士，已经满街发现，唾手而广州市完全占领，只有长堤的战争还在继续。兵士则向西关方面进攻。公安局起先以为很难到手的，不料一冲而入，毫无抵抗，立刻成为我们的大本营，警察等纷纷弃枪而逃。”
报告同时指出，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起义准备工作之明显不足和组织上技术上的混乱。当时中共方面，准备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无工人分子参加，而暴动自始至终是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总指挥部、侦探、交通、宣传队都是仓卒组成。赤卫队的编制、枪械的发给、政府的布告、粮食之征集与分配、捕杀反革命及没收财产之组织、各工会的负责人工作，都未计划到，甚至苏维埃的大印，到暴动第二天下午才刻好。
报告反映了暴动最后失败的经过。十一日下午我方占领西关，“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勇往向前的精神，牺牲是很大的，”军事的形势也紧张起来，河南的敌人尚未肃清，而各路反动军队都已兼程前来。十二日下午，张太雷同志由群众大会乘车回来，在四牌楼遭遇敌人而牺牲，军事失去中枢。致使敌人入市后，赤卫队及兵士就不知道敌人已到眼前，毫无防备，敌人即大施屠杀，“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死尸，几乎是见红就杀！广州市登时血流成河”。“从十三日起，搜捕屠杀更是加紧的进行，国民党军阀，以种种酷辣的手段，施之工农。总计屠杀在五千之上！每天枪毙惨杀的总有千人以至四至五百之多！国民党撕下了人皮，变成一支（只）狗，现在连狗皮也撕下，露出它吃人魔鬼的本样了！”
广州起义陷入失败，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主观原因是起义准备不充分，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无条件地举行武装起义，特别是城市武装起义。对这一点，党后来才认识到。
外公在当时的报告中，认为“广州暴动证实了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证实了党的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固然他在战略上做了部分错误，但他对全国工农兵士以伟大影响，给革命的胜利以极大的促进。”
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毕竟具有它历史的意义。它是我党继南昌起义之后向反动势力进行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外公在报告中写道：“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广州的暴动是中国大暴动的开始，也是广东暴动最重要的一幕。”“广州暴动虽然败退了，虽然有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给我们以无限的教训，广州暴动的教训，乃是最重要的教训！无产阶级将接受这个教训，不久的将来，再表现出他更进步的‘艺术’出来！送反革命上西天去，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中国革命！”
他的这一预言并没有落空。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中国革命的“进步的艺术”——农村包围城市。半个世纪后，外公在1983年为说明这个报告而写的《第二个后记》中回顾这一历程时写道：
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中，我党领导过三次城市暴动，时间都在一九二七年。（一）上海起义。反对北洋军阀毕庶澄，迎接北伐军。蒋介石亲自指挥下的北伐军坐视不救，起义还是成功了。北伐军到上海后，实行“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二）南昌起义，以革命军队为主力，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三）广州起义。以后，是二十二年的农民战争，再没有城市起义。即使李立三，特别是王明集团，主观上想搞也没有搞起来。王明集团垮台之后，全党遵循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直到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全国城市一下子一一被占领。解放了全中国大陆，只剩下台湾一省。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战略方针，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没有的。这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果然，世界上许多（不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照此办理，取得了胜利。
外公在香港将广州暴动的情况报告给团中央，同时也请示他下一步的工作，团中央要他到海陆丰去巡视团的工作。
这已是1928年1月上旬，外公仍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海陆丰。香港党的机关派了“交通”为他带路。“交通”听到他的外乡口音，担心路上暴露身份引起麻烦，便要他一路上装哑巴。他们从香港乘小火轮，下午出发，经过一夜的航行，第二天就到达海丰汕尾港。一上岸，就看见到处红旗招展，人们带着红领巾、红袖章，生气勃勃、斗志昂扬。这火热的景象，使外公的心情一下子从广州失败的血腥和阴霾中摆脱出来，变得豁然开朗，非常高兴和激动。接着他从陆路到达海丰县城。
海陆丰是党领导的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地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湃在1927年4月、9月两次发动农民暴动，都被镇压下去。10月初，参加南昌起义的**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从潮汕退到海陆丰，东江特委把他们改编为红二师。10月30日，海陆丰工农武装在红二师的配合下，举行了第三次暴动，解放了海丰、陆丰两个县城，成立了苏维埃。外公到海丰县城时，看到干部群众的热情很高，也听说了彭湃大义灭亲，把亲戚中的恶霸地主也杀了，把自己家的地契也拿出来烧掉，群众对他非常敬佩。
外公住了几天，逐渐了解到当时海丰的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海陆丰的第三次暴动正是两广军阀内部矛盾尖锐的时候，因而没有力量进行镇压。广州暴动失败后，广东军阀便视海陆丰为腋肘之患，联合起来形成包围，步步逼近。而广东省委还一味指示东江特委要巩固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不得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
外公到海丰后十来天，恰逢广东省委在处理“二八”事件。所谓“二八”事件，是发生在1927年12月下旬海丰因敌情不准引起仓忙退逃的事件。以李立三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此事非常恼火，派常委沈青前来查处，但处理时却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党组织的机会主义”，而根源是“党的机关中充满了知识分子”，并于1月22日在海丰县城召开海丰第二次党代会改组县委。
外公列席了会议。大会一开始，主席就宣布工农同志坐前面，知识分子坐后面，先给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外公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多年后他回忆这件事，认为“当时我也是很幼稚，有‘左’的思想，对形势缺乏深入的分析，传达11月扩大会议精神，就是进攻。”
1月下旬，东江特委在海丰城开办东江党校，学期一个月，外公在党校任教员，给学员讲课。
外公在海陆丰还协助共青团组织少年先锋队。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外公的指导下，少年先锋队组织成为准军事化的群众团体，团员和青年共编成四个队，称为“马克思队”、“列宁队”、“卢森堡队”、“李卜克纳西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营，共有1000多人。其中“卢森堡队”全是女的。组织起来的少年先锋队，在防卫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外公还发现，海陆丰在军事上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困难是兵员不足，他对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颜昌颐说：“兵力消耗这么大，没有得到补充，这样下去能坚持多久？”他建议，由少年先锋队补充红军。颜昌颐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意先派红军干部到少年先锋队工作，然后逐渐把他们编入红军部队。后来有一千多人编入到了红军部队中。
2月下旬，团中央下达指示，要外公返回上海。他于是离开海陆丰，但心里仍然对海陆丰面临的困难而担忧。经过香港时，他向广东省委报告了海陆丰的情况，特别讲到红军得不到补充和财政困难的问题，希望省委重视。
外公回到上海，写了一个关于海陆丰斗争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同广州暴动情况的报告一样，曾在党内和团内广为传阅，可惜现在这份报告已无从查找。
但不久传来消息，海陆丰斗争失败了。敌人分三路向陆丰的大安、海丰的公平并由汕尾调来的部队实行包围，敌人炮火猛烈，红军和工农武装一部分上山，一部分分散到农村中，海陆丰的政权就此瓦解。
海陆丰的失败使外公感到十分沉痛，从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的失败的教训中，他也开始觉悟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性。开始懂得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进攻，不知退却是幼稚的表现。
第二节从东征到走向抗日战场
红军长征结束后，1935年11月2日，党中央、中央政府于陕北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后，重新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和组织，军委机关一分为二，一部分随军称“前方军委”兼红一方面军总部。一部分留在瓦窑堡，成立“军委后方办事处”。外公任前方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进行东征战役。东征的目的，是要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扩兵、筹粮、宣传抗日，创造开赴华北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条件。
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在黄河修筑垒堡，组成黄河防线，企图阻止先锋军东进山西。22日，先锋军一举突破黄河防线，进入山西，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太原近郊。外公随军东征，征战途中，望着在被雨水冲割的形状奇异的黄土高原上乘胜挺进的大军，情绪十分高昂，看到我军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更是欢欣鼓舞。在石楼城下，他心情激动地写下了《红军东进歌》：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民族英雄们。
磨拳擦掌志气高，
我们的铁红军。
猛虎扑羊群，
冲锋向前进。
只见那，白军，连跑，又带滚。
猛打猛冲还猛追，
追到石楼城。
土皇帝阎锡山，
太原坐得稳？
传来了，警报，胆战又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