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中央机关遭破坏的消息，当时外公和褚志远都毫无所知，也没有人通知他们转移。幸亏褚志远警惕性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才使他们脱离可能被捕的危险。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按照原先约定的时间，他们两人在家里等待来人发给他们生活费。发钱的人本约好上午十点钟来，但过了十点却未见人来。褚志远立即警觉起来，说这里面有问题，恐怕出事了，应该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并商定两人分开走。然后他们就分别离开了住地。
外公一个人在外，没有地方好去，只好逛马路。肚子饿了，搜遍所有的口袋，只找到两毛钱，就用这两毛钱买了碗阳春面吃。天黑了，没处投宿，住旅馆又没钱。一个人在夜晚逛游街头，有被盘查逮捕的危险。怎么办？困顿之中，他忽然想起了南洋大学读书时的一位同学，名叫蒋乃立。蒋乃立在他的下一个年级，在校时加入了共青团，后被校方发现，写了保证书，即保证以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后来知道他毕业后在吴淞商船学校任教。他的家外公早先去过，是一座小洋楼，地址还记得，于是他决定去找他。
果然找到了蒋乃立的家。蒋乃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让他住了下来。外公问蒋乃立有没有办法找到党组织。蒋乃立说，要找党组织可以找夏采喜。夏采喜原名叫夏清祺，是蒋乃立的同班同学，在班里学习名列前茅，是共产党员。1926的夏，学校开除一批共产党员学生，夏采喜就是其中之一。离校后他做地下工作，是党的特科人员，常以蒋乃立的住宅为接头地点，大约每半月就会来一次。
蒋乃立与夏采喜取得了联系，夏采喜说好了会来。但等了半个多月，却不见他来。
外公一边等夏采喜，一边读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并试着把它翻译成中文。
《资本论》只译了部分。一天晚上，夏采喜终于来了。外公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他，问他能否派交通带他到苏区去。夏采喜说可以想办法，并要外公先搬到蒋乃立的哥哥的写字间去住。蒋乃立的哥哥是做布匹生意的，他的写字间在六马路。外公当即搬了一过去，夏采喜约定第二天派人来领他到党的机关去。
但第二天并没有人来联系，只好又等。一等又是半个月，夏采喜才来。他慌慌张张，惊魂未定的样子，进了屋还叫蒋乃立到外面看着以防人跟踪。原来，夏采喜上次离开后，去了南京，不慎被捕，被押回上海，想要他招供，破坏上海党的机关。他是刚刚逃出来的。他答应第二天派人来接外公。
第二天果然来了人，将外公带到虹口，住进一个灶披间，要他在这里等待交通带他去苏区。灶披间先住进一位同志。他俩整天不出门，连饭都由人送进来吃。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门口的水龙头下冲凉。
一等又是很长一段时间。一天晚上，终于有一位交通来了，要外公立即动身走。外公跟他上了火车，第二天早上五点到达杭州，下了火车，再到岳庙坐长途汽车到安徽的屯溪。屯溪下车后，走夜路前往江西的葛溪。
葛溪是中共赣东北省委所在地。在省委机关，黄知真见到他，惊讶地说：“奇怪呀，不是说你已经逃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外公听了摸不着头脑，等他看了1933年3月26日的《青年实话》后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这期的《青年实话》上，以“党团中央”的名义刊登了一则“开除团籍的决定。“决定”说，据上海来电，陆定一在这次大破坏中，未经组织允许，自动逃回家，“党和团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党籍。”
外公读完这项决定后，当即找到赣东北军事委员会主席邵式平，要求送他到中央苏区，以便申诉。邵式平同意了，省委也刚好需要派一个班送文件去中央苏区。外公同往，来到瑞金，住进了党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外公回到瑞金，向党中央和团中央申诉：我没有逃跑回家，不应开除团籍和党籍。
经了解，原决定的依据的情况是何凯丰报告的。该“决定”还捏造了一个事实，其实党中央根本没有做出过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定。在董必武的主持下，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做了认真的调查，恢复了外公的团籍，并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声明：“党中央并未开除陆定一的党籍......在青年实话上的通知完全是错误的，决定给凯丰同志警告。”
案子平反后，外公要求工作，李维汉安排他去扩红，博古却把他叫住了，说：“你来当刻字匠吧。”当时《斗争》改为腊纸油印，所谓当刻字匠，就是刻腊纸，称为“技术编辑”。自此，外公由团内转到党内工作，在中央宣传部作一般干事。
当年堂堂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员、少共国际执行委员，在王明集团统治下，就这样当起了“刻字匠”，干起了刻钢板的活计。有时候，也依据博古的授意写社论。
外公担任这样的“工作”，直到长征。
长征开始了，他肩扛一根梭标上了路。他编在红章纵队干部连，任务是写标语。
干部连也叫干部团、工作队，主要是开展地方工作和安排伤病员。他们和干部休养连合在一起，休养连有百来号人，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等年高德勋的老同志都在休养连，此外还有年轻的女同志，有少年儿童，有医务人员、担架运输员和饲养员等等。所以这支队伍走在一起，看上去男女老少都有，却只有文的，没有武的，所以也称为特别连队。
外公随部队行动，但一直没有职务，但他没有因遭排挤、打击而消沉悲观，而是热情积极地为部队工作，沿途写标语、喊口号、作演说，在行进困难时鼓励队伍前进，帮助伤病员和运输员，宣传群众纪律，为部队打前站、烧水、准备火把等等。他还抓住一切机会深入沿途的百姓群众中，包括少数民族、穷苦人家中，与群众拉家常、谈红军，了解群众疾苦，宣传红军的宗旨。由于部队与群众接触时守纪律、心贴心，使得宣传工作很有成效。外公写道：“照我们一路的经验，无论是谁，无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了红军是什么，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
路途艰险，困难重重，但外公却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眼里，艰难的征途却不乏乐趣，越是险旅越显得壮丽。请看他笔下的老山界雷公岩那壁立峭陡之间的夜行军吧：
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
还有那峭壁之上不到二尺宽的山道上的露宿，竟也充满了诗情画意：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凛冽，砭人肌骨，混身打着战。把毯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曲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色幕上缀的宝石，它与我是这样的接近啊！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周，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面和下面，有几堆火没熄，冻醒了的同志们正在围着火堆幽幽地谈话，除此以外，就是静寂，静寂得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宏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音，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
长征途中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长期遭到压制打击的外公才重新起用，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接替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在蒙受冤屈之时，外公“痴心不改”，对革命依然保持赤诚之心。难关度后，解脱束缚，更广阔的斗争舞台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后来的革命生涯更加丰富、壮丽。
以上叙述的是外公所经历的三个难关。
但难关未尽。
外公说：“第四个难关，是‘文化大革命’，失去自由12年半，其中坐牢10年半。”
这第四个难关，放在后面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