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然归来，“旧话”重提杀气腾腾；
生死险途，秘密派遣与小组诞生；
“盛志光”——你在哪里？
对吕出的疑问，如果说，和吕出从来没有谋过面的孟宗禄是十分自然的话；那么，一年多以前，当“失踪”两年的吕出突然出现在通讯营的时候，包括薛浩然在内的伙伴们和朋友们对他也有了疑问，则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毕竟，他们是彼此摸着屁股长大的至朋好友。
那时候吕出曾经暗示薛浩然他们：“不要把通讯营长柴亮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空白’的两年多里。”至于原因，吕出开始不讲。而薛浩然私下里则对伙伴们充满猜测和诡秘地说：“吕出这次回来，不能看得太简单。他是有所为而来的。”
吕出的“有所为”究竟是什么？——薛浩然他们则也不很清楚。
吕出仿佛骤然间和大家拉开了很大一段距离，在伙伴们的心目中变得相当神秘，仿佛云遮雾罩，本来非常熟悉和亲密无间的一个人突然陌生起来。
事情似乎得从吕出几年前亡命出西安说起。
……
1945年夏，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通讯营爆发了一场报务员集体“犯上”或“造反”的严重事件，主谋是十九岁的报务员吕出。
时值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日本人的投降指日可待。在国统区里，战争状态下被压抑和限制着的人的贪婪，此时，像沼泽里的沼气释放出愈来愈多的气泡……
通讯营里大小官吏公开贪污，贪污得厚颜无耻且洋洋得意。报务员们二十四小时值班，值班有夜餐费，按规定的五毛钱夜餐费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三毛钱，三毛钱还不按时发，忸忸怩怩姗姗来迟地一半个月才发到报务员手中，“挪用”时期的利息自然装进了营长等少数军官的腰包里。伙食费的克扣也变得十分公然，每个人的肚子说不了谎，摆在餐桌上的食物愈来愈粗劣，他们肚子里的油水也就愈来愈少。民以食为天，十九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正是吃钢化铁胃口大开的年龄，肚子里的油水问题对他们不能不是一个严峻问题。油水的少继之又伴随着取消或基本取消了他们的“会餐”；“会餐”就是一两周一次的改善伙食。年轻小伙儿想打打牙祭也没有了可能。“吃空缺”本来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一百个兵员的名额，实际在编八十个，剩余二十个人的兵饷当官的私分，叫“吃空缺”。此时连营台长们吃空缺吃得更加肆无忌惮：一个台长吃一名空缺，上级对这名吃掉的空缺本来睁只眼闭只眼地加以默许，但这个时候，一名空缺已经不能满足台长们的胃口，他们两名三名地吃；吃了空缺吃得脑满肠肥的台长们还做甩手掌柜，基本上不上机不干活地游手好闲养尊处优。这种公然的和无耻的贪污自然激起民愤。
吕出血气方刚，他秘密地开始筹划着要在胡宗南最敏感的中枢神经部位惹起一个事端和搅起一场风暴。
胡宗南西安绥署设在西安小雁塔里。环绕着小雁塔方圆几里，犹如地球卫星一般，胡宗南绥靖公署的十几部电台星罗棋布在十几个城郊村庄里，它们共同拱卫在司令部的周围，相互相隔一二里，三四里；这是因为无线电台怕互相干扰。
这十几部电台均属胡宗南总部无线电通讯营，平时的任务是对上对下联络。上者是重庆、国防部等；下者是胡宗南所部各军、师电台。它们是胡宗南的耳朵、眼睛；胡宗南对他几十万部队实施指挥靠的也就是这十几部电台。
风暴的源头非常平静。吕出像鬼子进村似的毫不声张地悄没声息地各电台跑，闲聊似的同台长们、伙食管理员军需们聊天，不动声色中吕出彻底调查清楚了台长们、营连长们吃空缺的真实情况，那些在编的假名字也一一登记在了吕出的小本上。这个“秘密档案”吕出一式两份，其中一份藏在一个绝对保险的地方。在没有开始行动之前，吕出极为缜密地思考了他的行动方案，也预计了此事的风险和对他本人将带来的危险——他想到了“预后不良”；想到了无论成败，他都可能为了同伴们、为了他的这些受剥削、受欺侮的下级军官报务员们去上断头台，做了祭台上的牺牲……
所以他秘藏一份真凭实据，或许到了紧要关头，抛出它，就可救他一命；而他想，他要依靠的“基本力量”，必须是他通讯班里的同学。他们是些战争少年，是在国破家亡的抗日烽火中走到一起的。他们之间相互的信任和信赖大概能够足以在生死关头让他能够以命相托吧……
2
1941年。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
训练班主任是胡宗南绥署机要室主任王微。王微和胡宗南，可谓交情匪浅，同乡、同学、同事，两人同在湖州孝丰长大，同在湖州中学读书，以后又同在孝丰小学当教师。王微一心辅佐胡宗南。胡宗南坐镇大西北以后，深感机要通讯系统乃是他数十万军队的中枢神经和命脉，他必须交由一个自己人来替他掌管。王微不辱使命，他很快便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名义下办起了“通讯军官训练班”，为了让这些未来的胡系通讯军官们绝对忠诚于自己，王微有意要挑选一些涉世不深的娃娃们作自己的学生。刚刚十五岁的吕出、薛浩然乃至稍微年长他们一些的从战区和沦陷区来的徐学章、李福泳便作了王微“通讯军官训练班”第二期的弟子。嫡系的“天子门生”胡宗南的嫡系门生。
娃娃们都很单纯，王微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好好学习，学好技术，将来能进大机关。所谓“大机关”，也就是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当时尚称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王微的这个许诺，娃娃们深信不疑。王微只重用自己的学生。各军、师电台台长、机要室主任的任免权，王微大权独揽。在胡部各部队，部队长官也将王微学生捧为座上宾。娃娃们的虚荣心和荣誉感在此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在王微的一统天下里，王微以儒家思想治学的教育方针，使这座军营实际上办成了胡宗南总部的一个学校，除军事训练以外，更多的是普通中学的管理，它的主要教官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时还特聘一些权威人士来校兼职，例如给他们带无线电工程学的教官，即是当时全国电机工程方面的权威。王微一心要把他的学生们培养成一流的通讯人才，这一点应当说，颇为苦心孤诣。
吕出原名吕重山，1926年出生在华山脚下一个普通农户里。伴随着他长大的是战乱和贫寒，十三岁小学毕业，不得不失学在家。那时候驻守在潼关前线的抗日守军胡宗南第一军征招童子军，吕出迫不及待报名应征，在他小小年纪就要出外谋生和闯荡世界的前夜，母亲为他流了一夜泪，母亲抹着眼泪小声地抱怨父亲，是他没本事养家没本事让聪明好学的小儿子多读上几年书……
吕出对学习的渴求在这所军营式的学校里有了满足的可能，而他对秦腔、眉户剧的喜爱也有了表演的舞台。他人长得黑，牙齿又白，个子不高但挺精神，一双亮晶晶的眼睛透着聪明，也透着调皮，看上去倒也英俊漂亮。娃娃们在一起爱起外号，吕出得到的一个美称是“黑牡丹”。每逢晚会，“黑牡丹”就被伙伴们推到中间，他从不推辞，因为他的“戏瘾”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旁若无人地叉开双腿，面孔冲着天空，张口就吼。吼出的秦腔段子令听众之一的徐学章直咂舌。咂舌不是因为夸赞。从洛阳战区来的徐学章听不懂秦腔，但他觉得吕出挺了不得，每次一唱，唱得不短。他生性腼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而且非常胆小，听不懂他不敢嚷嚷，白皙的几乎接近椭圆形的清秀脸庞上，一双弯弯的仿佛总是笑眯眯的月芽形的眼睛只是惊讶得睁得大大的，似乎奇怪：他怎么能唱得这样长？
薛浩然也常粉墨登场，他的表演项目是学老太婆走路，然后，惟妙惟肖地瘪起嘴巴，拖长嗓门学着老太婆的腔调，用陕西话喊上一声：“卖——绑绑肉！”这个简单的表演，往往能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且大家都被他逗得前仰后合。
李福泳从不表演，但李福泳是徐学章心目中的偶像。李福泳从湖北沦陷区流浪到西安，举目无亲。他先是考入在西安王曲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但年龄太小，不够上正规军校的标准而被淘汰下来。王微的‘‘小兵营”接纳了他。李福泳因为毕竟上过一段短时间的七分校，身上便陶冶出了一些正规军人气质，在这群小学、初中生中，稍稍年长一点的李福泳正规的军人气质军人作风显得格外突出和出类拔萃。他的军容军纪非常良好，衬衣领子洗得雪白，整洁的军装一尘不染，出操的队列姿势特别优美。他喜欢头微微扬起，一双眼睛也总是目不斜视地平视前方，跑步、立正、稍息、卧倒、喊口令，所有的队列训练他都做得一丝不苟，漂亮优美。李福泳追求完美。教官以他引为骄傲，队列前的示范动作，李福泳是经常的表演者。
等到他们学习收发报技术，李福泳在这方面的天赋才能便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严格到近乎苛刻的教官，唯独在称赞李福泳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时用了“技术超群”这样的字眼。李福泳以后很快做了电台台长，在同期五六百名同学中他是第一个做了电台台长的人，应当说，王微对他的报务技术是情有独钟。
李福泳在同学中赢得了一个“小寡妇”的绰号，这不是说他风流，是说他多情。他极度地富有激情，极度地待人热情，极度地爱憎分明。他为人感情色彩强烈，喜也罢怒也罢嬉笑怒骂同学朋友们谁也不会同他认真计较，反而，他像个十分可爱的、年轻貌美的、惹人怜爱的青春小寡妇，几乎人见人爱。仿佛他的身上有一种磁力很强的吸引人的磁场，对方很快便会被他吸引住，也很快能赢得人的信赖，掏心掏肺地直想对他好。
李福泳的这个特点，别人又是望尘莫及。
同李福泳的热情奔放相反，徐学章性格内向，老实本分。徐学章的老实本分出了名，因此还几乎酿成一桩“冤案”。小兵营里有个水房，烧开水的伙夫偷偷地做上一点小本生意，卖花生、油条、香烟、茶鸡蛋。能光顾这个“地下小卖部”的学生不多，沦陷区来的、农村来的生活极其困苦，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徐学章是从洛阳的私立复旦中学考来的，父亲是洛阳的铁路工人，家里接济的一点钱，起码能够让他经常偷偷地溜到地下小卖部去，买几根油条解解嘴馋。一筐油条端上来，先吃后收钱，明明十根油条，每次却只能收九根油条的钱，吃油条的是一群孩子，孩子们吃完报数，你两根，他三根，报来报去还是九根。伙夫老收不够钱，也就老怀疑是“大个子”多吃，“审问”几次，“大个子”直叫冤枉。确实冤枉，白白净净瘦瘦小小老老实实的徐学章囊中羞涩又想多吃油条，两只小手同时抓三根油条，抓住就往嘴里塞，啊呜啊呜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吃得比别人谁都快，报数的时候却私扣下一根，三根说两根。伙夫的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在一群小嫌疑犯脸上转，但做梦也想不到多吃油条的小贪污犯是徐学章！在伙夫的眼里，这孩子最老实最本分最听话也最不会多吃他一根油条，他怀疑谁也不会怀疑这孩子。伙夫仍旧认定，小嫌疑犯是“大个子”。
通讯班里，徐学章有被子，有被子就算是个“有产阶级”。孩子们来自五湖四海，湖南湖北浙江陕西河南，南方的、北方的，大家却都很亲热。日寇铁蹄的蹂躏，大片国土沦丧，沦陷区来的孩子们没有了家园也没有了父母亲人，许多人形同孤儿。孩子们都很纯洁，心里边毫无芥蒂，大家像亲兄弟一样几个人钻一个被窝，布袜子裤头也不分彼此地互相接济。一次一个同学长了疥疮，晚上睡觉钻进吕出被窝，疥疮搔痒难耐，睡梦中他乱抓乱挠，脓血淌了出来，他又死死紧贴着吕出，第二天早上起床号吹响，吕出爬出被窝，这才发现自己的裤头被脓血浸透，粘在身上扯也扯不开。
十五六岁，十六七岁，人在这个年龄，又在战争的严酷环境里，形成的亲如手足的亲兄弟一般的情谊，在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仍然十分牢固。
这是历史给予他们的特殊馈赠。
也就在这一时期“吕重山”被叫成了“吕出”。重山者，两山相叠，为“出”。当然，小伙伴们这样亲昵地叫他，这样擅自作主地给他改名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深究从“重山”到“出”的人生哲理意义——他想要走出重山吗？他能否走出重山？——乃至数年以后，他和他的几个生死相交的弟兄们，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薛浩然们，能否走出人生的“重山”？
3
在做好一切应变准备以后，吕出和另外一位上海籍同学开始“串连”了。“串连”的方式非常独特，每到一个电台，这个上海小伙儿就拿出一本明星照片册让大家看，明星照片册是道具，等一群小伙儿围上来津津有味地观赏那些美人玉照的时候，上海小伙儿就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挺神秘地问大家：“吃得饱吗？吃不饱。吃不饱大家得说话！”吕出跟在上海小伙儿的后面，一语不发，只偶尔高深莫测地点点头，那副模样，多多少少像是个“小小阴谋家”。
底下蠢蠢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