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一个人永远的牵挂。有妈在的故乡，更是让人魂牵梦绕、思念尤加。
当远方的游子拖着一身疲惫踏进家门喊声妈，所有的凄楚与落寞全都被妈妈那声温暖的应答融化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孩子再大妈妈跟前仍就是娃儿。世上花样繁多的所谓“接风洗尘”都赶不上妈那句“孩呀，娘可把你盼来了。”
眼睛不敢看妈，嗓子眼儿像堵了一团棉花。低头拉起那双苍老的手，让妈坐下说会儿话。妈勉强坐了不到5分钟，就又站起来忙活别的了。禁不住跟在妈屁股后面，想帮着干点啥，可，刚伸手就被妈拒绝了，小心弄脏了你的衣裳，坐了一路的车，一定很累了，听说你来，床我早就晒好铺好了，你进屋躺会儿吧。
趴在妈妈新铺的床上，我哭了。床上的被子是妈从一大堆棉花里专门一朵朵挑选后弹制的，平时珍存在柜子里是不允许别人用的，只盼着我回家时盖，然后再收起来，以满足我从小毛病多、爱干净的毛病。被子不知被妈晒了多少回，此时散发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手指触摸处，是无边无际的暖。
泪眼迷离中，这“暖”，一圈圈地无限扩散，扩散到30几年前的一个个夜晚，及每晚睡梦中萦绕在耳边缝纫机的“踏踏”声响。那是妈妈坐在缝纫机前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给别人加工服装，挣取零用钱补贴家用的情景。
据说，妈妈的缝纫手艺是年轻时牺牲了唱“样板戏”的好多时间，在当乡长的姥爷庇护下偷偷学来的，在当时是门了不起的“手艺”呢！就是因了这手艺，谈婚论嫁时的条件也高人一等，才找了当时在青海石棉矿当工人的爸爸。
可惜缝纫机是公家的，妈出嫁时无法带走，爸当时穷得叮当声，是没有缝纫机的。为了不让新婚的妈妈失落难过，1969年的严冬，爸爸就到处借朋友的“工业卷”，筹够了“10张工业卷”、“180元钱”，爸就去找在北京当兵的叔叔，托关系买了这台“北京缝纫机厂生产的东方红牌缝纫机”。
妈看着爸坐火车背回来的“东方红牌缝纫机”，只是一堆零件，即欣喜又发愁。直到缝纫机被爸爸魔术般地组装后，妈妈脸上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大方的枣红色漆面、加长的托衣板儿、五个斗的抽屉、舒适的踏板儿以及机头上那醒目的“为人民服务”……都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十里八乡算是数得着的了。
令妈没想到的是，这十里八乡数得着的缝纫机，再加上她那十里八乡数得着的缝纫技术，给她一生带来了别人都不曾尝过的酸甜苦辣。
缝纫机装好后，妈妈就开始“接活了”。棉衣、单衣全都做，那时爱美的年轻人，已不满足于自家妈妈手缝的布衫，而要送到缝纫铺裁剪缝制了。那个年代家里都不富足，大多数都是逢年过节或是嫁姑娘娶媳妇时，才舍得做身新衣裳。因此，送来的活儿一般都急着要，妈妈就常常熬夜。即要带孩子又要赶活儿，辛苦自不必言了。爸心疼妈，让她别接活了，可妈总也不听，她说，挣个“活便钱儿”，孩子们花着方便。因此，当街上叫卖“糖葫芦“、芝麻糖”等小吃时，妈妈就会拉开她的缝纫机抽屉，很自豪地捏出几分钱，给满眼期待的我们。那时的我们，只知道炫耀着让小朋友羡慕的资本，却理解不了妈妈的辛苦劳累。直到30多年后，妈妈深情地抚摸着早已磨得脱了漆的缝纫机，感慨往事时，我们方才懂得这台缝纫机对我们家庭的重要及妈妈的辛劳。
或许是这么多年安逸生活养成了的惰性与娇气，在那么激烈的情绪与回忆中，我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是妈妈轻轻盖被时惊醒了我。
四目相对，望着妈妈慈祥怜爱的微笑，我不好意思地笑说，妈，你看我，怎么能睡着呢？妈像哄小娃娃睡觉似的，轻拍着我说，都怪我，人老了，手脚就轻快不起来了，一盖还把你吵声了，睡吧，妮儿啊，再睡会儿。
在妈妈温柔的轻抚中，我暂时卸下身心所有的负累，仿佛回到生命的最初，甜甜的痴睡。
当我再次醒来时，听到缝纫机熟悉的“踏踏”声，恍如隔世。却不是梦，妈妈正坐在缝纫机前给我做“小被子”，是我晚上坐在电脑前熬夜写作时，盖在腿上刚刚好的“小棉被”。与30多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大家都穿成品的衣裳了，再也不用熬夜做衣裳的妈妈带上了花镜、生出了华发，被妈呵护倍至的“东方红牌”缝纫机传出的“踏踏”声，也不可避免的苍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