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捶着自己的胸口，使得丰满的胸乳在欢快的颤抖中更富有楚楚动人的曲线。她忽然发现自己有些失态，马上收住，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不知开始为什么如此腼腆、拘束和紧张，自己在千号人的大会上演讲也没有怯过场哩！但她消除了最后一点陌生感，愈发觉得同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谈话是一种愉快，一种幸福。
在与毛泽东越来越多的接触中，她发现毛泽东的性格是好斗的。毛泽东曾向她讲过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写过的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畔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那年，他只有17岁。
贺子珍发现，自己的性格很有点与毛泽东相似。尽管她知道这不是做女人的长处，但这是很难改变的。
不久，贺子珍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一马当先、冲锋陷阵的男子汉气质，使她在朱毛红军中出了名。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才使自己免遭敌人的搜捕。还有一次她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泽东和朱德得以脱险。
直到1930年得知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才算正式结婚。在中央红军被迫撤离开始长征，贺子珍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一个由于不足月，生下来就死了，那是马背上颠簸所造成的结果；第二个是女孩，降生在行军途中，只能寄养在当地农民家里，没有来得及问清收养者的姓名，连哪个村庄也都记不得了。第三个叫毛毛，一个聪明活泼酷似父亲的儿子，长征时已经3岁了，但只能留给毛泽覃和贺怡（贺子珍的妹妹）夫妇抚养。1935年6月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毛毛留在福建一个农民家里，从此再也没有找到。1950年，贺怡在福建寻找毛毛时，不幸死于车祸。
在长征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贺子珍不幸第四次怀孕，使她不得不生下孩子后，再一次把孩子留给当地的农民抚养。
遇到这种情况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陈昌浩的夫人）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也生了一个孩子，留给了别人。何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红六军团司令员肖克的漂亮妻子1936年初怀孕了，当时二、六军团正在前往同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分娩时部队正过草地，大家专门为她用破衣烂衫围出一个“围墙”，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肖克回忆说：“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1936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
在长征中，红军的那些“家属”们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她们更爱革命。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她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像扔掉装备一样。
然而，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董必武把贺子珍交给他“代管”的背后掩饰着另一种现实：此时正值贺子珍妊娠反应期，她第5次怀孕了。
呕吐……贺子珍那个凄婉卓绝的笑容被一阵阵无法遏制的剧烈的呕吐吞噬了！
毛泽东为此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复杂的矛盾之中。他想起六个月前，部队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的古蔺境内，妻子在白沙痛苦分娩的情景。当时他虽未目睹，但听休养连的同志讲起，贺子珍因婴儿胎位不正而难产，险些丢了命。他当时正部署二渡赤水的战斗，无法抽身守护在妻子身边。妻子分娩以后，当嗷嗷待哺的幼婴托给了一对农民夫妇抚养，他才赶到柔弱的妻子身边。妻子腮边只是挂着一颗清纯晶莹的泪珠，什么也没说……
谁知今日，妻子又怀孕了，毛泽东何曾希望？但毕竟又是事实！目睹着妻子消瘦的容颜和一阵阵痛苦的呕吐，他不知该怎样安慰她。但刚毅的贺子珍却未因怀孕带来的痛苦而嗔怪过自己的丈夫。
那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休整的日子里，休养连的女干部们一面和部队一起忙着收割地里的青稞，一面为自己的丈夫缝缝洗洗，准备攻打松潘，北上甘陕。贺子珍更加关切地照料毛泽东。她看得出，两军会师后丈夫的情绪明显地好了起来，但她知道，丈夫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天到晚地没完没了地开会，开会，开会。夜很深了，毛泽东不回来，她也不睡，在马灯下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缝制一件羊皮马夹。有时煮一碗丈夫爱吃的用青稞面和野山椒做成的颇具湖南风味的辣面汤。——那段时间，是长征以来夫妻度过的最难得也最难忘的温馨的时日……
万般情思被里间传出的一声声呕吐和呻吟阻断。
毛泽东送走彭德怀，转身推开虚掩的柴门，见贺子珍侧身蜷躺在床上像是在啜泣，马灯的微弱光线，依稀照出她脸腮上似有若无的两行泪痕。
毛泽东深深自责。他不难想象妻子是怎样忍受着身孕反应的痛苦和恶劣的环境，步履艰难地走出草地的。他安慰道：“子珍，你能挺过来走出草地，就很了不起哩！……”
贺子珍的眼圈红了，朝毛泽东瞥一眼，马上将脸转向一边。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提起马灯罩子，偏着头引着火，深深吸一口，然后就在床边坐下。他知道，妻子的这种痛苦和忧伤是无法宽慰的。他最能体恤贺子珍最大的忧虑是担心腹中的孩子再降生在半路上，她是多么盼望身边能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因为贺子珍曾多次在他耳边念叨：“都快把我愁死了，我一闭眼就想到毛毛，我天天梦见他……”贺子珍的失子之痛在毛泽东心里引起的感触是难以尽述的。
“只要我们到了甘陕，情况会好起来的，这个孩子我们就能保住……”他进一步安慰妻子说。“可是，张国焘总是出难题呀，非要大家回头南下。中央决心已定，坚决北上，南下只会断送红军！”
此时，毛泽东的心境非比寻常，他的理智与情感已经融为一体：无论如何要使张国焘改变主意，南下是一条险路，是一个陷阱，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这不是个人的权力问题，也不是个人的荣辱问题，而是事关全军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斗争，必须争取，必须讲求策略以达目的。
但毛泽东并不知道，此时的贺子珍并不是因为身孕反应而难受，也不是担心腹中的孩子再降生在漫漫征途上而忧虑——她刚刚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在一军团当号兵的弟弟贺敏仁被部队处决了！
贺子珍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从1927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贺子珍有兄弟姊妹6人，哥哥贺敏学和她一起很早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其中一个弟弟当红军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敌人捕捉杀害。妹妹贺怡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踏上长征之路时，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她的另一个妹妹也被敌人杀害。
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长到十二三岁便跟着哥哥姐姐上了井冈山。1930年10月，贺敏仁在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由原红六军改编）中当小号手，黄公略把他当作自己的“干伢子”。1931年10月，黄公略在吉安东固与敌作战中遭敌机轰炸而不幸殉难，贺敏仁调到某团当司号兵。由于他年龄小，又长得机灵，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戏谑地称他是“红军小舅子”。
正由于姐姐与毛委员这种亲缘关系，贺敏仁平时便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惯，瞧不起周围的干部战士，以致渐渐与周围的同志相处得不太友好了。部队北上途中，进驻藏族地区，在经过一座喇嘛庙时，发现藏民逃跑时遗丢了一些银元和铜板，战士们看见了没人敢动，可贺敏仁不管这些，拣起些银元和铜板跑了出来，想以后可以用来买些吃的。但此事很快便捅到了团部，罪名是擅自闯进庙里抢老百姓的钱财，并有人告发说，他窃取了一千多块大洋。
团部将这一起严重违纪事件报告师部，师部下令将贺敏仁绑了看押起来。贺敏仁不服，说这完全是有人诬告，自己只拿了百十块铜板和银元，而不是一千多块。有人说，拿一百块和拿一千块性质同样恶劣，必须执行铁的纪律，不论是谁，都应严惩不贷。团领导为此事颇伤脑筋，考虑到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建议师部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再作处置。与此同时，贺敏仁也恳求一位永新老乡，替他想办法转告姐姐贺子珍，希望姐姐干预此事，救小弟一命。
师部根据团部的建议，决定给毛泽东发个电报。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发电报也实非容易，要先给电池充电，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电充不足电报发不出去；还要调准接收信号，因为电台大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般人捣鼓不了那“玩意”，信号调不准或调错了，容易被敌人接收，泄露秘密。电报一拖再拖，误了不少时间，但还是终于发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接到电报。是中央其他同志处理的，意见是：调查核实，缓期执行。
当师部接到中央的电报时，贺敏仁已经被处决了……
“冤枉啊！我只拿了百十个，不是一千多块呀！大哥大姐，你们在哪里？你们快来救我呀！救我呀……”
弟弟临死前声嘶力竭的屈喊，贺子珍没有听到。红军铁的纪律她是知道的：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江西苏区，红军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是因为它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记得有一位营长摘了农户的一筐南瓜，忘了付钱，当被同伴们检举出来后，这位营长除向农户付钱赔情外，又被革职审查，开除党籍。在一天夜里，营长用腰带将自己勒死了……
进而她想到弟弟。弟弟的行为违犯了纪律，必须执行纪律，决不能徇私情，不然就难以服众。在红军铁的纪律面前，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但她唯一为弟弟感到不平的是，一个才16岁的娃子怎么能拿走一千多块银元呢？他背也背不动啊！如果弟弟在战斗中牺牲，在草地中倒下，她不会为弟弟的死而悲伤，相反她会感到自豪！可是，弟弟却是这样死的……
她想来想去，不愿将此事告诉丈夫，怕分他的心，至少目前不想告诉他。因为目前一、四方面军正面临合而又分的严峻局势，张国焘拉走了左路军几万人马迟迟不来会合，并强逼右路军南下，此时更需要丈夫全身心地投入和运筹，万万不能分他的心！
然而，她没有流泪，她的倔强与隐忍把悲怨埋藏在内心深处，侧转过身来，对丈夫说：“润之，天快亮了，你赶快睡一会儿吧……”
她伸手拧小了马灯的灯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