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攻克松潘未遂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90华里，是一个藏民集居的大村落，约有400多户人家，当地藏人称“毛格阿安”，意思是攻不破的营砦。这里的房屋大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平顶楼舍，依山而建，高三四丈许，分层而居，每层四面留有洞孔，酷若碉楼。据史载：早在清高宗乾隆年间，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五载，靡费白银7000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噶尔崖，才将乱事平定。
毛儿盖是红军由南向北绕攻松潘或取道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在红军到达之前，这里由胡宗南的一个团和当地土司索朗的一股地方武装在此盘守。7月初，红一军团和三十军的先头部队翻越海拔4800多米的亚克夏山，一路胼手胝足，含辛茹苦，抵进毛儿盖附近的沙窝。7月9日，先头部队与胡宗南部守敌展开激战，半日即拔除了敌外围据点，继而攻占了毛儿盖。
就在这个时间，蒋介石调兵遣将，控制了经松潘北上所有的大道。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时，胡宗南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急忙于7月中旬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举行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说：“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击虚，向西北窜逃，但松潘西北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故匪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判断有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徐海东部）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即令薛岳部前敌总部须于8月上旬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令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令胡宗南第三路军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樟腊营、黄胜关，并以胡宗南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
蒋介石这次调集了14万嫡系部队分三路6个梯队和4个追击队更番推进，堵截和兜剿红军。并要各路将领迅速各就各战略位置，足资固守。由于川甘地区交通不便，军粮补充困难，蒋介石要行营参谋团组织“铁肩队”2万余人，专门挑送军粮到前线。这些被抓去的老百姓，肩挑粮草，昼夜赶路，累死病死的人无计其数。
待这一切部署完毕，蒋介石仍对松潘这块要地放心不下，遂于7月16日向胡宗南发布手令——
宗南师长弟勋鉴：
松潘部队如向南肃清残匪，须令其逐段筑碉前进，不可长驱直入，并严防徐匪主力向松潘移动。故搜索警戒之正面须广，而前进掩护之配备更须切实讲求，不可草次从事，致偾大局。古人所谓“一蚁溃堤”，端在主官警心惕励，处处顾到，时时严防耳！是即“平时多出汗，战时少流血”之要义，切望吾弟强勉而力行之！无论正面与纵深，每隔三里必须构筑碉堡群一个。但第一群完成，则掩护后续部队向前筑第二群。但不可一日只进三里，筑一个碉堡群。至少每一个团每日须要构筑纵与横各十里之碉堡群。此全在其师、旅、团、营长事前设计与组织分配工作之得当也。叶（羊角）塘以下既受匪瞰制，为何不识极清剿进占筑碉耶？凡现到川北之各部队，应照上述办法，剿匪手本原则，逐次筑碉向南前进，缩小防区，俾得联成一片也。
中正手启
至7月底，胡宗南部已完全控制了经松潘北上的要道隘口，薛岳部也从东南方向推进到平武一线，形成对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
红一军团主力在距松潘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部廖昂旅相遇。敌因毛儿盖已失，正于羊角塘一带加紧构筑碉堡工事。红军鏖战竟日，攻克未遂，并遭敌机侦察轰炸，不得不撤回沙窝、卡龙一带。
同时，四方面军也按计划要求，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线向北发起进攻，给胡部丁德隆旅以打击，将战线推进至二三十里的牦牛沟。
红军在岷江以东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李友梅。
红三十军虽然迫近了松潘县城，却没有杀进去，李先念疑惑不解：“为什么不冲进去？！”原来张国焘下达了只作佯攻的命令，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在强大的守敌面前白白去送死。其实，城内的守敌很少——这一点在1943年国共合作期间，从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了证实；“当时我们的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我想到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他当过我的老师，我想他会照顾我的。……”事实上，胡宗南不需要把被俘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了，当他的援兵一到，红三十军就撤走了。
从7月中旬至下旬，在从西至南的百余里长的弧形战线上，战况甚烈，呈拉锯之势，有时枪声距松潘仅一箭之遥。但由于胡宗南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加之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
其间，撇开两军浴血搏杀的战场，而另一个听不到枪声的战场上的场面也异常激烈——这就是张国焘等频催中央“解决组织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的纷争。从而延宕了四方面军的行动，使进攻计划一拖再拖。等到芦花会议后，战机已失。
8月初，红军的攻势已基本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南至牦牛沟、镇江关一线与胡宗南部形成对峙。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懋功、抚边一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分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首次合成作战，结果没有打好。
原因何在？
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红军对自身生存的沉重思考：经松潘北上的路已被堵死，红军再一次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路，在哪里？？？……
队伍里那些来自湘赣边、来自鄂豫皖的老战士暗暗地流泪了——他们想家了。尽管家乡的亲人为了他们已付出惨痛的代价，有的全家被杀光，有的全村被活埋，房屋被烧毁，家产被掠尽，甚至连石头都过了刀子……但他们愈来愈想家，想自己那被战火烧过、血雨浇过、强盗蹂躏践踏过的故乡泥土！他们不知道，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2.张闻天著文激怒陈昌浩
血色黄昏。
落日的余辉从热烈而凝重的血海般的云隙里投射下来，给渐渐黯淡的山野涂抹了一层眩目的光晕。
离毛儿盖约十里之遥的沙窝寨（今血洛），群山怀抱，林木葱郁，自成一派天地，看上去颇有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的意境：田间黄熟的青稞已收割完毕，疏疏落落的草地上开放着一簇簇淡紫色和菊黄色的野花；炊烟袅袅，云雀盘翔，白色的羊群与黑黄色的牦牛群在缓缓的萆坡上吃草，显得悠闲自在……
此刻，张国焘和张闻天走出毛儿盖西边的城墙，沿着野草覆盖的小径聊天散步。
“松潘一仗没有打好，部队情绪低沉，议论纷纷啊！原因何在？望总书记不吝赐教。”
张闻天温和地苦笑一下，没有马上作答，心里想：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应该问一问你自己，是你在执行计划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一方面军不少指挥员这样谴责说）。但他对张国焘不能这么说。他委婉地从客观上作解释：“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准备不足，粮秣得不到保障，弹药不足，加之胡宗南的部队已大部云集松潘，薛岳又率部策应……”
没等他说完，张国焘便带有一种讥嘲的口吻打断说：“别再过多地粉饰与诿词了，为何不从战略方针与政治路线上寻找原因？！”
张闻天愕然地瞅张国焘一眼，抬手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又从容地架在鼻梁上。对于张国焘突然又从战略方针与政治路线问题上提出质疑，他是非常敏感的。尽管目前他对有些问题也还没有完全弄通弄懂，但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央必须保持一致，红军必须保持统一。如果否定了党的战略方针与政治路线，大家就会无所适从。他认为，遵义会议以来，部队虽然仍不免有一些损失，但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险关，击败了敌人一次次围追堵截，按预定计划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他接替博古的工作之后是他一人的成绩，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出谋划策的结果。
于是，他以探询的口吻问：“国焘同志所指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国焘说：“会师以来，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非议，于是大家坚持北进。结果怎么样？首战受挫，开局失利。下一步该如何走？难道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方针？为什么不能在川北立足，向川康一带发展？”
很显然，张国焘仍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松潘战役失利反被他找到不宜北上的借口。于是张闻天说：“北上方针在两河口会议决定下来，国焘同志也是同意的嘛。”
张国焘说：“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只好屈从喽！目前，我们的处境更为不妙。我斗胆陈言：眼前的事实是军事失败掩盖着政治路线的失败。为什么不从方针和路线问题上寻求解救的药方呢？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的公式束缚，放弃成见，也许为时不算太晚。”
在张国焘看来，此时很有必要将郁结于胸的“块垒”向面前这位党的总书记倾泄一番了。他相信他的主张能够拯救处于危难境地的红军，能够得到总书记的认同并在党的会议上被采纳。
他继续说：“两年前，我们杀到川北的时候，处境也极为险恶，觉得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和其他政治主张。不久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康新根据地的口号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啊，恕我直言，现在你这个负总责的中央总书记变成了汉献帝了！对不起，此话听着有点刺耳，可能认为我是在与中央唱反调。在有些人看来，我张国焘是机会主义，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什么入川纲领，什么西北联邦政府，什么南取成都西进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张国焘越说气势越盛，脸上的肌肉抽动起来。
平和、宽容的张闻天，没有插话打断他，不作任何反驳，而是恭敬地听着思考着。他在琢磨张国焘一古脑儿大发泄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等对方滔滔不绝的陈词接近尾声，他点点眼镜架，温和平静地说：“国焘同志，如你所说，中央的方针和路线确实有问题，也要俟军事情况有了转机时才能讨论。噢，时候不早了，咱们有空再聊吧。”
暮色苍苍，山野已经起雾，周围一片朦胧。东北和东南方向时而响起零星的枪炮声。
张闻天向沙窝驻地走去。
当他的身影很快在暮雾中消逝，张国焘与其交谈时所激起的亢奋情绪，顷刻为之黯然了。他试图勾勒出红军北上或南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画卷，可是，他的思路仿佛被浓重的暮色阻塞着，支离破碎，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
毛儿盖索朗土司一所森严的庭院是他的临时指挥机关，而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沙窝寨。
张闻天连夜赶写一篇题为《南下还是北上》的评论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干部必读》是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后，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的内部刊物。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由张闻天、何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等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编委会都要对刊登的文章进行编审和讨论。——这是鉴于《前进》报上刊登何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等人的不满和反对而作出的决定。
张闻天通过与张国焘的接触交谈，深感张国焘与中央的方针大相径庭。尤其是松潘战役没有打好，上上下下都有一些怨气。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在下面发牢骚说：还是张主席的主张对，是中央的某些人故意与张主席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云云。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缺粮问题愈加严重，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仅一军团直属队在半个多月的行军途中，就减员一二百人。作为中央的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不能不使他忧心如焚：全党全军若不能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地贯彻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红军的处境将不堪设想！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促使张闻天写下了这篇《南下还是北上》的文章的草稿，交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谁知，当他刚一介绍写作的动机和文章的要点，陈昌浩便一下被惹怒了，拍着桌子喝骂道：“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斗争？如果你发表这篇狗卵子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
在座的编委们不禁被这一通突如其来的凶骂震住了！
这种骂人的粗野骂人的艺术骂人的独具特色的风度，似乎令人既惊诧又羡慕！以致于沉默了好几秒钟后，大家才感到空气还在流动。
陈昌浩是湖北汉阳人，刚29岁，年轻气盛。他有一个习惯，说话一急，爱吐脏字，嘴上总少不了用家乡骂人的粗鲁话骂声“狗卵子”。
“我说‘九头鸟’，你今天发的哪门子火？”何凯丰开口打破僵局，“有不同看法就提嘛，发脾气骂人顶个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