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联系到7月9日“中央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增设军委常委的电报和陈昌浩刚刚发来的建议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的电报，他感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之争。
毛泽东严肃地说：“看样子他们急于要当官，他们的这些要求是难以满足的，要坚决回绝！不过，两军会师后，组织领导的调整与加强，也实属必须。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恩来同志主动提出辞去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国焘同志担任，大家可以表决一下。”于是，常委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决定由张国焘来担任。并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同时决定变更一、四方面军番号，将原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务军番号不变。
中央又根据徐向前、王树声等人的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部分兵力编入一方面军各军，同时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一些具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务军任职，并对红军领导机构和干部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这样，张国焘就由一个方面军的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兼军委副主席。
军委即刻向全军发出了通知。
面对艰险处境，内忧外患，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一道前进，中央和毛泽东苦心孤诣，不得不作出种种让步。张国焘自两军会师以来的种种努力，终归没有付诸东流。他希望得到的，终于攥到他的手里。
尽管如此，他会满足吗？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7月18日会议的继续。
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负责人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听取张国焘等人的工作汇报。
作为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他的讲话是即兴的，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有意识地把话题扯到四方面军从鄂豫皖以来的工作总结上——因为在懋功会师时他讲过一些，但觉得毛泽东等人不感兴趣，又不断听到对四方面军说三道四，尤其是何凯丰写的那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对他的指责，所以有必要在此会议上详述一番，以正视听，也好让在座的中央诸君给个结论。因为人们总爱讲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理，这样就必然会迫使历史老人不断地翻“烙饼”。
他讲话中，不时提请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作些汇报性的插话和补充发言。这样就使时间显得紧紧张张而又拖拖拉拉地延续了一上午。
毛泽东抱定“你肚里有话就让你倾吐而尽”的态度，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听，听……好在有烟，那就一支接一支地抽，抽，抽……对于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他早已清楚了然——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26个师又5个旅共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始则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与敌血战，继则放弃了鄂豫皖苏区，于10月率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川陕苏区初步形成。尔后经过4个月的奋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会同杨森和刘存厚等部对川陕边根据地的三路围攻，歼敌1万余人。接着又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歼敌近2万人。是年底四方面军已发展为8万人。
1934年初至9月间，四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川军约30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2万令人，保卫了川陕苏区。
1935年3月，四方面挥师南进，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北，先后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县、懋功等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要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在与中央红军会师前，宣布成立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
……
在充分听取了四方面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与会者的目光投向毛泽东。
会场沉静下来，气氛俨如法庭一样等待着法官的裁决。
毛泽东重又点上一支烟，开始讲话。
他首先肯定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张国焘等负责同志率领下执行中央路线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和取得的显著成绩。
然后，他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譬如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又如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到8万人，这很了不起！但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刘邦百败一胜而得天下，项羽百胜一败而失天下，哪有百胜而无一败之理呢！”
接着他又指出：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他对此幽默风趣地批评道：“好哇！这里诞生了一个联邦政府，我这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从江西跑过来，该是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喜过望啊！那就加入联邦，寻求庇护吧！……”
会场响起一阵笑声，连张国焘也把紧抿的嘴角微微上挑着笑了。
听得出，毛泽东的讲话是客观的、公正的，态度是诚挚的、热情的。即使是批评，讲到不足，讲到错误，也决不乱扣帽子、打棍子，让人听来口服心服。
张国焘感到一种甘甜多于苦酸的安慰，由此他进一步领略了毛泽东的深度与大度。他想：从鄂豫皖杀到川陕边，又杀到川西北，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管说是战略转移也罢，退却逃跑也罢，独断专行也罢，拉帮结派也罢，虚伪矫饰也罢，个人奋斗也罢……我张国焘终也操握了一套统领一支庞大武装力量的特殊技能，被诸君戏称为“帅主”，一路“诸侯”！
他向毛泽东递过去一支烟，然后自己点燃一支，惬意地吸着。
此时，唯有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最能体恤到毛泽东的良苦之心：妥协和退让，有时比坚持原则更重要。列宁、斯大林对于“革命的妥协”都有过高明的论述。
会上又对一、四方面军的组织作了安排。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仍旧。
中革军委在决定中强调：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前敌总指挥部统率指挥。
毛泽东在此决定通过后，着重指出：“大家最关心的组织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目前必须抓紧松潘战区工作，迅速打击敌人。”
张国焘表示：两支兄弟部队今后要团结得像一个人样，步调一致很好向前进。他同意即日率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地区集结，夺取松潘（此时因组织问题，红军北上时间已耽误一个多月）。
会议在热烈的皆大欢喜的气氛中结束。
会议刚一结束，张国焘特意前来看望病中的周恩来。
张国焘知道，是周恩来的辞让，他才当上红军总政委的。他想，不论其间有多少猜不透的奥秘与玄妙，而周恩来的相忍为让、委曲求全、大公无私之精神确是令人由衷敬佩。他给周恩来送来一包白木耳和几斤蔗糖，以示安慰。
“恩来兄，你不该作辞让，我当之有愧啊……”张国焘握住周恩来的手，显得很激动。
“哪里哪里，这叫‘特立独行，有如此者’，特立兄不就是‘如此者’吗？你担当此任最合适。”周恩来半躺在床上，努力打起精神，显得乐观、风趣地说。
周恩来有些浮肿的眼睛里泛出一丝忧伤：“一方面军转移要比四方面军困难些，因为随一方面军走的有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三大机关，这是三个沉重的包袱，不背不行啊！所以只能作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
张国焘深解地点点头。
“特立兄，我有一言相告。”周恩来以诚挚的带有敬劝的口吻说。
“恩来兄，请赐教。”
“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是非功过的时候，事实总归是事实嘛。”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功过是非，历史会有公断。但愿它不会变成像娃娃手中随意摆弄的玩物。”张国焘起身告辞，回头关切地说，“恩来兄多多保重，早日康复。我明天即随主力前锋向北推进，咱们毛儿盖见。”
“好，咱们毛儿盖见！”
病中的周恩来，让出职务的周恩来，仍在为红军的前途排难息争，竭尽全力地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