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的性格与其说是实干不如说是思考。他从自己工作实践中的所感所闻，写成报告也写成报道。“通讯员刘日”的署名写过诸如反映制止执行政策中不合理的东西，也写过反映合理化建议，总结经验的报道。他率先在全县乡镇中实行“党团员服务组”，由他写的报道又印成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送发到中国最高领导层，并成为中国主要新闻媒介的新闻素材。他强调“新思维”、“新设想”，在政法工作中，更是慎思明辫，把数年前已结案的疑案重新审查，解救了生命更纠正了那些草率马虎的作风。他为核查5年前李连锁盗窃案，不偏信现成材料甚至当事人的口供，最后亲自搞模拟试验。党的县委书记为捍卫党的作风也为了一个普通平民的生命自己模拟罪犯，模拟作案细节，他由实践体验而公正判决，并总结出了并非抽象的语言内涵所能概括的4个字：“警惕经验”。这不啻是血的教训，是生命的代价。刘日的思索更在于他总览全县的民生大计，经济方略，他提出的人事组织结构的同时又规划出无极的“飞鸟型”经济结构。在中共无极第4次大会的报告中，刘日概括为；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畜牧业和林果业为两翼的“飞鸟形”经济结构。随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深入发展，昔日单一的“以粮为纲”变成真正的粮食带动全面发展的经济结构。无极县作为全省商品粮基地之一，改革之初，粮食发展迅速，1984年以来，却处于徘徊中。“民以食为天”，粮食要增产，农业要良性循环。刘日从粮食增产到徘徊的状态中看到，“粮食高速发展是农村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粮食达到较高产量水平后，传统技术和单项技术进行单因素、单目标的管理办法，已经不适应粮食高产再高产的需要”。于是，刘日提出了请科技专家，在管理上做文章，登上新台阶，由此，他调整农业结构，摘大面积种大棚菜，“绿色革命”，以薄膜栽种蔬菜，力争收到良好的“白色效应”。刘日认为，各项工作必须要“超前研究”，必须预见到事物运转到某个阶段将发生什么，需要什么，研究好对策。形成和信服这个思想并不难，难的在于坚持和实践它。刘日面临无极千头万绪、林林总总的繁杂事务，面临振兴经济、稳定社会、提高无极县知名度的重要工作，他条分缕细地从经济改革、政体试验到人事政工等方方面面，游刃有余地进行他的改革探索工作，用他的话说是努力“提高无极的质量”，做到胸中有数，落实到实处。
提高无极的质量最终是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千头万绪在于抓人的思想管理这个根本。刘日在无极创办了党团员联系组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乡镇的道德法庭，通过调动舆论的力量，使双方当事人受到教育，文明地解决民事纠纷和感情的缝隙。当双海、金香这对小夫妻猜疑逐渐消释时，“道德法庭”的权威无疑成为社会稳定、家庭祥和的凝聚剂。刘日认为，办道德法庭是对中国现行法律的补充，不是把道德供奉起来，而是让道德在新的时代发扬光人和更新。
基于对人的尊重、信任和理解，对人才的渴求和认识，刘日对普通平民百姓是忧民之忧，乐其所乐，把党的事业当做万民之业，众志成城，共赴振兴四化大业；而对学有所长的人才，他创造条件，不惜打破成规，招贤纳士。他更是别出心裁地到监狱里物色人才。1986年10月，刘日来到河北省第四监狱，在“囚徒中物色人才”，“招纳贤士”。他先后到了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并为这些高墙铁网中悔过自新的人们作报告。省司法劳改局办的《新生报》披载了刘日招纳犯人的通讯。那些曾有过各种劣迹的新生者们，刑满释放的申请到无极，刑期未满的看到了希望。刘日接纳了“河北第一偷”黄小路为治安干警临时工，让他协助抓获小偷数百名，并解决他“农转非”。让“奇焊大王”莫破锅办起了乡镇电焊门市部，起用人才，知人善用，或许是刘日招纳监狱中被视为社会垃圾的“人才”们的初衷，但是，当这些自新的人们回到人民的怀抱为社会做出奉献时，刘日的这个壮举其政治意义升华到新的高度。改造人，教育人，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社会的权威，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的成败，取决于对普通人的爱护和帮助，取决于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视人民为父母，为上帝。招聘贤良是无极县委书记求贤若渴，振兴局面的一个措施，但从被社会所抛弃的犯人中去挑选人才，则是一个人民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生息攸关、心心相通的精神品格。
《无极之路》是刻画刘日人生之路的一个光辉的切面。短短5年的政绩和声誉，在人生漫长的历程中是辉煌的一瞬。作者以刘日无极的生活为切点，展现刘日思想性格的方方面面，而基础是他的平民意识和开创精神。寻波讨源，追溯刘日坎坷人生的磨练而塑造出来的思想品格，又在时代改革大潮的熔炉中淬火。就思想主导面说，刘日继承共产党的干部优良作风，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做好事、干实事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发扬光大。然而，刘日不同于前辈的是，他为人民服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满足于给予和关怀，更是以心灵的沟通和理解，用心中燃烧的火焰去照亮和点燃别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时，他坚持基本原则而又创造性地发挥，敢为人先。由此，他的行为被那些习惯于按部就班的人们，曾经因某些既得利益而有点权势的人们不理解，甚至联名上访告状（幸而党的上级机关明察秋毫，在调查的基础上推倒强加给刘日的诬告之词），惊动了上级党委，被戏称为是“告出来的典型”。仅就党的权威报纸多次发表无极县的典型材料，说明刘日政事的实绩。历史的活动是先驱者的事业。历史的前进需要一大批先行者赴汤蹈火的韧劲。而历史的新生在于每一次的前进都推向一个新的台阶。《无极之路》作为刘日精神品格的充分表现，它的功绩是为今天党的基层干部们树立了一个典型，为社会的初级阶段生活在发展中水平的人们，认识历史、认识人生提供了一个参照。作为向往“四化”壮丽之景、憧憬由温饱而小康，由安定而富足的中国平民大众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刘日式的好书记，好领导，他们对党的认识和理解，就是通过身边具体的干部形象来体会的。他们的最低要求仅仅是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得到回报，见到实效。他们（如作品中的“灭鼠大王邱满囤”等）对党的干部认识多是停留在历史上“清官”公正廉明、为民说话的基础上。历史不能苛求。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们激发了历史的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激活了人们的舒放自由的心态，但平民百姓艰难的生活负担和传统文化的心理制约着人们历史的主动意识。固然，我们需要刘日式的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好干部，需要为中国老百姓在奔向国富民乐的现代化社会兢兢业业、勤政廉明的工作，为人民送去温暖和热情，解民之忧；更重要的是改变落后的生存环境、创造祥和自由的民主气氛，让尊重人、理解人成为全社会的自觉，在这基础上，消除封建主义的流毒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日式的好干部是民主意识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百姓平民期望和依靠的“救星”，但社会的进步是以老百姓的参政意识的增强、精神向度的自由舒放、民主心理的提高和主人公意识的完善为其标尺的。中国现时社会初级阶段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依赖某些权威的个人道德完善为主的公众心态，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是消除这些落后陈腐的心态为旨归的，根本在于：一是政治的清明，社会的民主意识增强；二是全民的素质极大的提高。
《无极之路》中，刘日的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为改革事业殚精竭虑，却招致了13个县科局级干部的联名告状。作者不回避生活的矛盾，表现先进的思想行为同旧有的歪风陋习，大写的人生同琐碎的个人欲望之间的冲突，使刘日这位由“告状告出来的典型”，清正无私、坚韧求实的精神更见光彩。同时，作品隐含着对阻碍现代化历程和人生全面发展的陈规旧习（那些陈腐的不思进取、官官相护、贪赃枉法以至诬陷栽赃等等作风和行为），一种深深的忧虑。它们对于改革精神的戕害，多是从传统的习惯心态和既定的思维意识联系一起，而在组织和人事上找到突破口，更能掀起一股逆浪，成为旧事物和旧状态的保护伞。刘日面对的是无极落后的社会条件，要对经济方面、制度方面的缺失进行改革，又要对落后的思想意识作深刻的变革，而后者的努力更为沉重。无极县和刘日作为一个文学典型，刻画出来当代改革生活中面临的难题：改革事业推向纵深之时，遇到的精神阻力较之以前更加深重，改革事业成败，取决于全民族全社会精神素质的完善和提高。
作品主要刻画刘日精神品格的方方面面，因而结构上呈“散点透示”，虽显庞杂，但一个大写人生的典型还是刻画得较为充分。尽管作为一个面临改革事业既有收获之欣慰，又有耕耘之艰辛的革命者，刘日的情感世界特别是面对生活的波折、命运的坎坷，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作为一个社会的典型，《无极之路》使我们看到了正气昂然的人生，也看到社会发展的主导精神的闪光。
报告文学的创作，前几年达到鼎盛，融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于一体，紧扣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反映人生，反映社会心态和人生情绪，产生了轰动反响，形成了创作和阅读的热潮。探寻这一时期的创作轨迹，报告文学集纳了改革年代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追究和寻索以至检讨历史发展中的得失，重复的是对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和缺失进行理性地剖析和检视，把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报告文学创作自新时期徐迟、黄宗英等骁将始，历经揭露批判“四人帮”反动路线，反思“文革”、呼唤和歌颂改革大业、探索“四化”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和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困惑、期待，而每一发展时期以它的时代感和人民性，赢得读者，产生了轰动，一大批作家的名字征服了读者。可是后来，报告文学贪大求全，在形式上玩弄技巧，不切实际地品评议论，使作品空疏浮泛、大而无当，渐渐疏离了读者。
《无极之路》的出现，就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发展历程看，是一个新的信号。她是在报告文学创作面临困惑和发展，在文坛日见冷寂的时候问世的。报告文学走向衰微之势（包括文学的总趋向），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也属正常，其原因在于经过一段时期的勃发兴盛，总有一段时期的调整梳理，潮涨潮落，否定之否定。除了文学本身的日益贵族化、非理性主义等等内因作祟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阅读的需要在变化、转向。这个影响就报告文学来说比之其他虚构性的文学更甚。这里，所谓社会阅读的需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读者自发的阅读审美意识，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公众审美趋向，比如前几年的各种“热”（通俗文学热、文化小说热等）。再者是从社会政治层面的一种精神期待和呼唤。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就是征服。前者表现为，它是一种自生自灭但又循环往复的存在。它不受社会潮流的影响，它只是潜流在公众的阅读兴趣中，而后才引起社会的注意，形成或大或小的审美风尚。它表现为由隐及显的变化，多是以情感道德方面的力量来征服读者；后者是同社会的工作重心和社会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联的精神典型对读者和公众的征服。它往往表现为社会的精神引导，社会的政治力量和文化措施的某些具体的导向。当然这又同一定时期社会公众的期待情绪相联系。
具体说来，当我们从报告文学前段时期对改革开放的阵痛期、发展期，进行理性的剖析，对改革高潮出现后随之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困惑、对影响改革事业成败得失的社会文化心态给予多方位的审视和剖析之后，报告文学沉入到对自身功能的再认识。从呼唤到参与，再揭示和挖掘，报告文学对民族精神和社会心态的追踪（高扬其优质，鞭笞其负面值），给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增助了认识历史、认识人生的参照系，但是，社会生活的诸多矛盾，改革事业的艰难历程，国民的文化心理嬗变等等，是一个悠长徐缓发展的流程，文学的热情和激奋总是代替不了现实的冷峻和严酷，代替不了成为集体意识的民族心态的厚重和滞沉。于是，大视角全方位高屋建瓴般的报告文学势头，渐渐从文学金字塔上跌落。社会情势的变化，一是减弱了这类素材的优势，二是冷落了对它的宠爱；同时，读者从它们对社会人生的干预，对诸多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解剖中调动的兴奋情绪，复又因它的空疏和虚妄而削弱，渐渐对这类作品敬而远之。文学的触角可以伸向政治文化的肌里，但文学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指南。面对种种社会的弊端和不足，文学的力量从揭露剖析到树立典型精神，使报告文学或为现今特殊历史时期重新建立读者和社会精神联系的重要方面。改革生活走向深入，各种矛盾呈现之后，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社会前进需要典型精神，而集智慧、韧性、进取和正气于一身的社会典型，正是一个面临改革大业艰难突进的历史时代所期望的。
不难理解，当报告文学从纷繁的人生问题剖析之后，关键的解决在于全社会民众精神的昂扬和振奋，而社会典型则是引导，是代表，是集中体现。报告文学作家秉笔直书、真诚地为改革呼唤、代人民立言的创作精神，从时代和生活中找到了表现的契机，于是，象刘日这样受人民欢迎、为普通平民的生存状况进行奔波并为之鼓与呼的党员干部，对于希望改革大业早日实现的百姓平民来说，有如大旱望云霓。社会需要刘日这类党的优秀代表作为联系民众的桥梁（既是官员身份党的政策体现者，又是人民的代表民众精神要求的传达者）。民众需要刘日这类的党的干部为他们排忧解难；特殊的历史也需要刘日这类人中卓越分子，为改变困顿的生存环境作出无畏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对文学的要求是以典型精神来完成的。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以人的素质的提高为其基本，而具有精神引导的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精神表率。刘日的大刀阔斧改革“县官”的“当法”（包括对老百姓的朴素的情感）是当今那些身处低级生活水平和艰难生活环境中的平头百姓们，所企盼的。昔日文学热衷于纷扰喧闹的探索改革中兴之路，挖掘社会弊端的种种因缘由来等等之后，人们发现应解决的问题仍层出不穷，而最实际最切近的是身边的榜样力量，于是从社会的整体来说，以典型来贯注一种凝聚力和兴奋剂，以典型来振作民族生生不已的精神力量；从社会的个体来说，则是寄望于典型精神为艰难图成的社会改革施一剂猛烈之药。所以，如果我们回顾报告文学这几年走过来的道路之后，我们理解某种重复的发展；作为一种必然的合理性，尽管我们不满足于仅以典型引导来维系精神大厦的辉煌壮丽，不满足于在历史发展中褒扬人的作用而忽略了环境的净化和改造，但亟待发展和提高的民众素质和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又不得不借用这面光彩的镜子。为造就文明富足的社会大厦，我们欢呼刘日这类优秀的革命者，我们欢呼《无极之路》，一条光明而健康的文学之路。
一九九一年《当代作家评论》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