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有部名著《教育诗》，是作者以亲身领导高尔基工学院的生活经历写下的寓“诗情”于分析、论述、实证之中的教育文学。尽管它与纯文学意义上的诗相去甚远，但这个颇有深意的篇名，留下了为人父母者许许多多的遐想。作家刘恒的新作取了这个寓意深刻的篇名，他不避拿来或俗套之嫌，许是向读者暗指这篇小说的含义所在，也许他是借这个篇名来刺激一个时期以来读者阅读心理的疲软。从题名上理解，它是劝谕、教化的文字，它可以勾起那些无数个家庭中的父母长者们的阅读兴趣。
是的，小说有意无意地在把作品的思想指向着展示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之间的两代人的人生态度。三叔（作品中的“我”）的期冀、慈爱、恨铁不成钢的忧虑以及对兄长的教子之托的责任心，与儿辈刘星的玩世不恭，落拓不羁形成鲜明的对照。18年前，三叔曾在侄儿降世后为取个使大哥满意、寄托志向的“好名儿”，“我给大哥寄去了十几个名字”，而大哥选中了信笔写就的两个字。18年后，刘星作为大学生来报到住在了三叔家。初次见面的感觉是：“家里出现了一张红红的娃娃一般的脸，那是少年的脸，薄薄的一层细汗使它生动。”在刘星入学后，再返三叔家居住时，则又一幅情形：话题不多，表情总是淡淡的，他以不露声色的方式拒绝别人进入他的思想，是一个可以沉浸在任何无聊的事情之中，让人捉摸不透的孩子。后来他带来女友，更是加深了“我”的这一看法，他实际上是同那用男声说话、穿一条碧绿的裤子的女性在父辈面前树起一堵不近亲情我行我素的墙壁。更有甚者，他在四年大学即将结束时，在自己22岁生日的聚会上，面对失恋的女友一对和自己的新女友，借酒消忧。他自暴自弃又如瓷器般的脆弱。在他迈向辉煌的青春之门，背负着自己手造的思想镣铐，四顾茫茫。这一切三叔都是作为刘星的监护人起着大哥所嘱托的“教育”作用。三叔的慈爱，恩惠有加，即便刘星封闭自己不谈学习、求友、工作的俗务，但他还是为之提供任何严父所能给予的物质条件。虽然在走向他的思想之门，他被拒绝，但三叔总想从关怀慈爱中认识一个既让人省心又让人担心一的后生。这是一个长辈的惯常心态，也是一代人对一代人贯常的思想期待。
小说是在“我”的眼中观察着刘星的这些生活故事，也观察着他的思想历程。以“我”所眼见叙述着刘星的四年生活行状，并非正面地展示两代人不同思想的碰撞，实际上是呈示一种自在的原生思想状态，一种客观存在的还原。刘星的思想作派在他上辈人眼中看来也许是那样低俗、粗陋、颇不合群，甚至有点反常之举，但那确是从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情势形成的，属于那个生活氛围、文化环境。他的不愿交谈学习读书事情，并显出无聊之态，是寒窗之苦的负累，是初涉都市文化的繁杂后的惶惑。他没有当今莘莘学子们的潇洒豪爽之状，他的抑郁和犹豫，是一个真实的思想性格的显露。刘星之于三叔，之于大哥（刘父）是一块自然的璞玉尚待雕琢，即便都市学府的文化熏染和三叔的管束，父亲的拳脚也未能使之雕塑成型。璞玉的雕刻就是人才的教养，为人之父者为人之师。所以，小说的“教育”之喻也许是从刘星的父辈望子成才的殷切期待来理解。即便成才者不一定为大器，但父辈的殷切期待是基于对一代人的教育和培养。只不过，这种教育的旨意在小说中表现为一代人的某种期望和愿望而已。
但是，刘恒并非仅仅写一个不曾得到教育，而又无时不在教育与被教育之中的叔侄、父子之间的生活故事，也并非演示着传统的施教与受教的故事。他是借两代人的一种思想期待交流，演示着教育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重要思想功能，并不是一种轻率简捷的行为。两代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担当着授受教育的不同角色（虽然有有时这种角色也互易）。思想的贫乏，生活知识的欠缺，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感的淡化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宜的教育内容和方式。然而这一切也取决于对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而定，是从尊重人自身的行为选择和思想发展为出发点。刘星的三叔和父亲最后对他毕业后的选择，对于他在父辈的殷切希望中并没有能够成为他们所希冀的社会角色（或许他们对刘星也没有固定的基准），反而在刘星对生活的某种从无聊到轻松，从忧郁到超然，从腼腆稚拙到刚愎自用，都能接纳，很难说父辈们是教育的失败者，也很难说儿辈是难以雕之朽木。但生活中人生中也确确实实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人生（世事学问）也许有许多是从它本来的愿望和动机相悖逆的。当最后，刘星从独处斗室到嚎啕大野，灵魂自由而自发地表演的时候，当刘星如孩子般地似“健康的猴子咆哮于天地之间”的时候，那是一个真实的灵魂的颤动，也是一种精神的舒放。作家把这叫作“猿鸣”，并引述气功专著印证。同前面小说几处写到我为大哥来信作静夜苦思时，想到了远古那些跳来跳去的拖了长尾的大群大群的生灵相呼应，这是作家虚拟的一个精神的寄托物象。灵魂的自由，思想的解放，是人的健全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教育成败得失的根本。由此，小说的教育之意，与其说是对一代人的善良期望，不如说是对一代的教育思想的检视。固然，刘星们不是生活的主角，对于他们的生活选择，对于他们灵魂自由而自发的表演，是认同疑惑，还是引导和适应，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或许作家并不想去触及这敏感的代沟、敏感的传统与叛逆、树人育才与百年大计等等。他只是写小说，写一个虚拟的故事和虚拟的生活面。他无意中涉笔了这些，但他并不想简单地贬褒厚薄。不过，读小说最后一节，惯于在家教中严加防范的刘父，也对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人到底怎么回事，以自己亲历来怀疑自己的社会角色，推及儿辈。我们看到了作家的深思。
笔者惊异于刘恒缩龙成寸的功夫。写刘星受父辈的面教和函教，写刘星来到世上到踏入社会，更写他四年大学的都市生活，仅仅不足万字就完成，运斤之斧挥洒自如。其间虽有一些闲杂之笔，但作家能够收放适度。刘星的性格还是刻画出来了。从题旨上来理解，证之小说，刘恒的故事框架和人物刻画或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刘恒在人物语言上的锤炼似得到了些许补偿。作家在构思小说时忌讳的是主题的先人为主，不知刘恒兄有否此嫌疑，是刘星形象烂熟于心，还是“教育诗”题旨的诱惑使他要一吐胸中之积愫为快？笔者不敢妄测。但小说中的人物思想和性格有时令人难以捉摸（小说中曾叙述及此），给读者理解也带来了歧意，包括对题旨内蕴的理解。这并非笔者脱咎之辞，可以说，这是一篇好读而难评的小说。
一九九〇年《小说林》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