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小说散论
人们在感叹小说创作疲软，文学轰动效应渐成弱势时，刘恒信步徐来，近年内发表了一系列不同体裁（长、中、短篇）的小说，犹如集束手榴弹，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
刘恒早先是以冷峻描绘现实的沉重人生展开他小说的艺术世界的。他的得奖小说《狗日的粮食》，写的是农民与维系其生命基本要求的饮食生计的关系；因了粮食才得以生存和生息，也因了粮食农妇瘿袋含愤而亡。刘恒把困扰农民生存的获取粮食的艰难作为小说的艺术生发点，从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食”的角度来剖析粮食对于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他是把严酷的现实问题隐退在一个大的背景中，只让那作为粮食的主人们惨相难睹的生存贫困状演示着生命的困扰和不幸，于此，我们不难看出农民生存需要上的沉重包袱，并折射出历史的不幸和人生的艰难。
《狗日的粮食》对农民生存状况的冷峻审视，实际上提示出一个重要的主题，即人生主体情感如何在生命的基本要求和保障面前，释放出精神的能源，成为完整的人生。瘿袋本来是一个敢言能干的女性，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却挤压得她性格乖戾、生命消亡。尽管作家隐隐地描绘出时代的背景，饥饿荒年，历史沉疴导致的人生人情的萎缩，却也分明透示着摆脱痛苦的物质束缚和思想奴役对于人生发展来说如何至关重要。
中篇小说《力气》也可看作是同一精神主题。83岁的杨天臣一生力气过人，并因力气经历了许多化险为夷的场面。他得心应手成为洪水峪人们敬仰的大力冲。出于本能的天性，他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但在每一次生活突变面前他都是盲目地依顺。早年并没有因力气慷慨地付出获得精神境界的充实，老来后因力乏不支而身心俱损。杨天臣的人生是一个精神悲剧者的经历。刘恒把他作为象征，实际上是对主体精神与客体生命的发展不平衡（前者在后者役使下）所导致的精神状态的揭示。杨天臣大力神的精神悲剧还在于对农民文化局限的喻示。在自然形态上，他们历经世代，形成了对社会历史和自然人生的一种强韧的适应力，并为落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基础，同时，又形成一种思想定势，一种现代文明的发展的障碍物。由此作者从精神内质上对形成中国农民文化的重要成份——妄自尊大、守成顽冥的心态，进行了辛辣犀利的解剖。
由“粮食”问题触及到力气体质，可以看作刘恒对不正常年月袭扰农业生存状态的“食”和“体”这两个基本的生命元素所进行的艺术观照。由此把人生的基本要求（食）同人生的基本功能（体）勾连起来。它们同是生命发展中重要的物质条件，但因主体精神的制约，不可避免地使人生发展沦为畸形，人生成为历史的殉道者，生命情感归于失落。
这种精神上的缺憾多是从社会历史的艰辛繁难的对立中表现的，在客体（社会历史）对主体（人生）的美学效应上较为简洁。同时，作为对人类的精神缺德和人的主体精神的淡薄开掘的艺术主题，在新近一些探索小说家的笔下也多有所见。但刘恒并不仅仅在此抖开他的艺术包袱。他从“食”和“体”又进入到人生另一个潜藏的生理层次——性，把生命的自然情感同生命的社会情态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浑沌而圆润的主题。
中篇小说《伏羲伏羲》中杨天青同王菊豆的情爱，是近乎畸形的有悖于伦理的叔婶之恋。刘恒并非描绘一个男女性爱的故事，他通过那热烈而又苦涩的生命感受，那活泼泼的情感冲动和生命体验，包括男女作爱的大胆和狂躁，蕴含了人生无拘无束的追求。作者似乎不去构想当事人的结局，而对他们生命感受中的过程予以充分地展示，在杨天青高扬其生命的情感时，他有着男子汉刚毅猛烈之气，当行则行。他的生命力强烈精壮，之所以成为村人们所崇敬的一种象征，以致在他死后若干年，村中童稚们还流传关于他的传说，是因为他把生命主体感受自然充沛地表露出来，让一种压抑自在的生命力得到宣泄和认可。当然，刘恒把杨王之间性爱的悲剧又限定在同伦理道德冲突的框架中来表现，既表现了作者对人生性意识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认同，而又使他的可能被视作乱伦之恶的杨王爱恋悲剧得以一层合理的外衣。抛开这一点不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性与人生的原型神话，即使那发生在杨天青或者杨金山抑或王菊豆身上的事理，在我们生活的视野中或可目及，而作家更是从这层爱的不幸悲剧中，观照人生的爱同人类的性这一纠结繁杂的情感心态。杨王的爱情悲剧作为一个现代的神话象征了生命力的雄壮蓬勃，又无不受制于那萎靡卑琐的却又自认为合理的现实，痛苦咏叹的是热烈的生命追求，潜藏的是人生主体情感的得到确认。所以，《伏羲伏羲》的命意不同于那仅仅把性意识作为故事情节展现的小说。
如果把人生的生命感受和其中的性意识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可以看到，性意识的社会内容在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时代有着各各有别的表现。《白涡》中的周兆路是一个精神灵魂极为传统的现代人。他走出厚重的精神壁垒成为婚外恋者，由于骨子里传统血液的浸润，他在精神变异后仍是一个怯懦而空虚的、戴着枷锁又戴着面具的现代伪君子。他这种暂时满足的婚外恋，足以不危及自己的利益为目的，一旦影响升迁、名利后，他可以成为始乱终弃的杯水主义者。周兆路逸出生活常轨而同华乃倚的暗合，心理上满足了潜藏在生命灵魂中躁动不宁的欲望，却又摆脱不了名利的缰索，尽管他对于华不乏真情，而这种怯懦的真诚客观上是一种玩弄。在文化性格上同属于封建文化，恪守着男人对女人的征服和占有。《白涡》似乎对一个时期以来，文人小说追慕西方精神放逐的开放生活有些冷静的审察，即使在中国文人的生活圈里，那种以冠冕堂皇的方式来博取女性的情感来牺牲他人的情感为其找到“两全”（满足欲念，保全自己）的方法仍是重复着中国传统文化性格中的糟粕，造成了人格的精神悲剧。从这个题旨看，《白涡》也许并不独特，但刘恒的贡献在于把性问题作为当代人生健强生命中不可忽视的一面揭示出来，及时地捕捉住一个时期人生骚动的灵魂，在探索人生情感的复杂性方面，有了更广阔的内涵。
就前此诸篇看，刘恒把人生的生命情态依托在一定的物质形态（食、体、性）上来进行艺术观照。小说涉及的是生命历程中人生的一种豁然可视的生命形式，在新近的中篇小说《虚证》、长篇小说《黑的雪》中，刘恒直接解剖人生复杂的精神心态，让生命在各种困惑沉重的重负面前碰撞激扬，小说潜沉到人物心理的各种隐秘复杂的精神现象中。
《黑的雪》说是“精神分析”小说有些勉强，但它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或者说人物情节的展开具有极大的纪实效果，但人生情感的展示又颇具抽象性。主人公李慧泉解除劳教后面对生活的冷暖凉热，面对自己生理和心理躁动不安的情状，他又是无所依傍无所指归的精神浪游者。曾经因打架而被劳教三年的李慧泉，当了个体商贩，贫匮的物质生活和贫乏的精神世界，他从业、交友、婚恋、过日子等都有难言的苦楚和不便。过去哥儿们情义、眼前孤零冷落的境况，青春期的勃然骚动，他默守着命运的安排，又悖于那管片民警、街道老主任的期望，在空虚，孤独，自怜、自信的各种思想情状交错冲击下，孑然自得而又凄然自叹地生活着，迷途羔羊似的懦弱心态而又兼有自强不息的勇者不倦似的追求。李慧泉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同拘囿于一个自我封闭的怪圈里，既不接受世俗的浊流，又找不到解脱的方法，他所追求的自以为神圣的其实是虚幻的东西。小说对李慧泉作为精神孤独者封闭心灵的刻画，挑开了走向开放和发展的社会中，人生面对物质文化的光怪陆离、多彩多色，认识自己思想上的误区、认识自己封闭的灵魂，是人生发展，生命完善的极重要的条件。
同样，《虚证》中，因自我精神信念的丧失、自我情感的不确信而自弃自毁的郭普云也是因思想的误区酿成了精神的悲剧。郭普云是一个工厂的宣传科长，有身份也有能力，又进入了业余大学补习，因生理功能的先天缺陷，也因为一次事故中眼睛受伤留下伤痕，在众人面前自尊受到打击，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走向了自我的毁灭。精神灵魂在沉重的心理负担中不得解脱，却用极致一死亡的办法来保存自己“灵魂角落里的洁身自好”。这种毁灭生命赎回精神的安宁，显然是十分可笑而荒谬的。这两部作品，探索当代人生精神领域中畸形的现象，由封闭、孤独到自戕（无论是郭普云摆不脱顾影自怜的精神抑郁，还是李慧泉的落落寡合，都是精神主体的失落和毁灭），笔锋直指现代人生精神生活的“盲点”。诚如西方哲人所说，认识你自己，从精神的误区走出来，使人生价值得到更充分的确认。这或许正是刘恒探索郭、李二人精神悲剧的价值所在。
刘恒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很讲究变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新的支点。写实的冷峻和严厉，写意的浓郁现代味和神话意蕴；调侃中咏叹人生命运之艰（如中篇小说《四条汉子》中弟兄四人对传统偶象和现代观念的不同态度，此篇风格属于现代幽默式），有时描绘人生的横断面集中展现生之艰难和死之不幸；有时勾勒出一个生命旅程的奇异历史。
不过，在众多小说高手树立起来的一个个建筑群面前，刘恒突兀特立，却有他自足自成的艺术境界。他既不师法拘谨的写实主义，以原生态（或还原法）来写历史和人生，尤其不着重写人的外在形态和刻意塑造典型，他也不模仿现代派假以神秘玄妙之态来点缀本是极刻板的世俗生活，他也不空泛地注入文化意识来兜售作者表层的哲理意味。他着意抉发人生的感受，把小说的内涵支持在一个活生生的人生之中，哪怕是世俗的浑沌的。就小说内蕴来说，刘恒走的是心理现实主义的路子，从精神灵魂中开掘人生的不同境界。无论洪水峪村的农民，还是都市大邑中的知识者，都化为一个现代人情感生发的艺术契点，负载着作者对人的生命情态的悲怜、欢娱以及沉思。作者对生活中故事发生发展的关注似乎是为了对人生命运的追究，对命运的探求又是从生命本体出发。小说深重的历史情态又使生活中的故事得到超越。
刘恒很讲究小说语言的修炼。如果看作是文体自觉的追求似乎题目大了一点，而且文体的确定也多是语言的功绩。读刘恒小说，也许不一定先受其故事蕴含的感染，却可能先受其语言风格的吸引。刘恒小说语言的凝炼和典雅，是他自己的语言形态，既不是古雅的艰涩也不是白话式的浅薄。他追求语态效果，把情节的展开用精致语句来概括，而后又注意语言质量（语值）。当然有时候由于语态进行中缺少中介（《力气》中尤突出），往往留下了阅读空白面容易陷入费解之中。讲究“语值”，当今作家们是很少做到的，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古典韵味浓郁的语言风格也不能够做到，而刘恒似乎很注意这一点。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