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牛秋临行前夜，鬼使神差，牛秋与嫂子“干了那件事”，从此，他心灵上更加背有沉重的负担，后来嫂子生病因医疗事故死去，他结了婚，却时时怀着内疚和负罪心理，以致对女人在生理上产生莫名其妙的封闭心理，身为心所役使，小说尽管写牛家兄弟俩的婚事曲折奇异，写农村不同经济状况对于农民婚姻生活的不同结局，但主要的是向读者掀开乡村青年复杂的情感心灵中最隐秘最原生态的一面。不必讳言是经济生产、物质生活方式制约了人生情感世界的或丰厚或浅薄，但也不必忽略，作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生命情态中，基本的本能的生命要求。《罪人》不是阐释和图解弗洛伊德等人的生命哲学，也不是简单地描写性压抑和苦闷，它洞开了在浓烈的道德情感氛围中一个不安分也不觉悟的青年农民，对自己人生生命要求的无意识的尊重，但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和要求是在强烈的伦理道德冲撞挤压下，形成怪诞荒谬，悖于情理，致使当事人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情感的躁动在既定的规范下屡屡遭受检测或排拒，因而，尊重自己情感和心灵，舒放自己的生命情状和生理行为，被视为“罪人”难逃心理的障碍和束缚，造成了人生的某种荒诞感。只有把一切思想行为纳入到道德的框子里人生种种乖张，才得到心理平衡，而果真这样又扼杀着人生的生命活力，特别是原始本色的情感追求，使一切困惑复归困惑。
《罪人》实际上展示了一个生命困惑者复杂的心态，即生命的冲动而复归凝定，生理的渴求向往而受制于心理的困惑踟躇。只是小说又在这个“生命情结”展开过程中加上了农村经济生活的种种变化后的丰足之象和变化中的浅薄（甚至愚昧）之状，使单纯的生命情感在巨大的生活背景中显得孤立寂寞，它所揭剖的是单纯的生命本原的情感躁动，缺少一种文化精神的观照（从当事人的身份和素质来说也是低质的）。因而，缺少思想的力度。牛秋的特有的心态行为多湮没在他对于自己沉重的自贵中，后来变得乖戾和义无反顾，但更多的是个体生命的感受，并没有融进强大的社会精神背景中，其内涵在当时同类作品中并没高出多少。
中篇小说《栽花的小楼》则不同。它也写入牛情感变化同当今经济的发展种种联系。十数万元缠身的李明生开办了“明生汽车运输公司”，他招聘“家庭会计”将现在妻子红玉应征。红玉本已有情人，当初是真戏假做——得两千多元钱给母亲治病。可是在明生公司四年后，“内心起变化”，他们结了婚。而当她原来情人坤山因复员回乡几次赚钱买卖失败后，她把丈夫交给保管的五万元钱拿来给坤山还欠两万元贷款，并同坤山远走新疆。就红玉明生家庭生活来说自然是富足的，他们有可观的资财，有栽花的两层上楼，现代化设置有雇请的帮工……然而，红玉似不愿固守这既成的生活秩序，也许出于对昔日情人的感情（他们原来是有过真正的恋情），她不惜抛弃温煦的生活，与坤山去别一地方。
小说对地主遗腹子李明生奋斗致富、坎坷遭际，对大队党支书儿子坤山的得宠与失意不乏深刻的剖析，可以看到农村致富事业的种种艰辛，但是小说更多的是通过红玉情感变化（由坤山而明生而后坤山）表现出入生对于真正精神力量的追慕。红玉背弃明生而维护坤山当然不乏昔日恋情的依恋，但更多的是向往自由地奋斗生活，是在寻找真正男人风格，当坤山怯弱地止于行动时（不去新疆），红玉竟以死明志。这种刚烈之气，当然是生活中所不常见的，无疑表明作者以极致的处理方式来描写当今农村青年精神波澜的又一视界。他们崇奉的是对于自我精神力量的确认和肯定，是对于那种敢于行动而勇于创造的人生的追求，尽管小说对红玉、坤山去新疆的打算不作重点描写，对红玉抛家出走的内在动因缺少揭示，我们仍然看到了一个热烈而勇敢的人生行为，一个精神的殉道者。
从单纯的自然生命的情感躁动到精神层面的追求，震云小说对人生困惑者的情感开掘走向了一个复杂的境地。《山村变奏》是几则短小隽永的画图。青年农民敢于烧掉棉花车以示对某种官僚作风的抗议。也许历史潮流为这种思想行为提供了土壤，但对于具体人生来说，精神主体的张扬和确立后才有这种有悖于世世代代卑谦生活习惯的举动。精神品格释放出情感的张力，也焕发出思想的光彩。可惜这种精神情感的力度仍弱了些，以致我们多是在困惑和缺憾的屏障中看到作家对人生把握的独特，却不免单薄。
艰难的人生图式
刘震云最近的两部小说《塔铺》、《新兵连》发表后，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相继转载）。它们沿袭了作者写实的手法，在对社会人生的把握上显得更为沉郁和厚重了。尤其是作家对烦难艰窘的生活进行艺术地开掘，蕴藏着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深深的思索。
就此前作品看，刘震云多是抒写农村改革现实中各种躁动心灵同发展中生活的撞击、矛盾，而这两部作品不同，作家从，“现时态”的艺术支点上推移到“历时态”上（相对写当前生活而言）。虽不是展开久远的历史深阔度，却企求从过往的历史生活中，揭示出艰难的人生图画，写人格同历史文化的冲突，为那些曾经受过愚弄、伤害，有过活泼生命的同龄人们，唱出怜悯而哀怨的咏叹曲。
他的艺术视角并没有转换，但时间上却有不同。从当前而回溯到以往，即写正在发生的人生世事，变为已经过去的往事回思。他这并不突兀的转换却是重要的，使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体察更深重。
《塔铺》是作家回忆高考时期那段生活。农民子弟求学既高远又实在的想法，描画出新时期初期农村青年学生的心态。这些在十年动乱年代失学的青年农民，在高考制度改革后，进了课堂补习。因为家务的拖累，因为学业的荒废，也因为学习条件的欠缺，他们是同龄人中最为艰难的一类。小说不回避现实人生的烦难困苦，与其说描写了青年学子因先天失学对于尝试文明之果的苦涩的历程，毋宁说是在揭示从恶梦中刚刚醒来的艰难人生面临的种种沉重负担。作家在文尾写有这么一句：“我进了北方一所最高学府……但我们眼前始终浮动着，闪现着塔铺的一切、一切。”这种浓郁的“恋乡情结”，出于一个他乡游子对故土的爱恋情感，但更反衬了作家在小说中严峻地描绘那些失学青年艰窘的生活所蕴藏的深意。同作者“我”一道在这个文化补习班中，有结了婚的王全，家里断了炊，两个孩子饿得嗷嗷叫，青黄不接时节，老婆来学校找他回去“找辙”，有家境清寒，瘦得皮包骨的“磨桌”，他躲着大家在厕所里用几张破纸烧刚出壳的幼蝉充饥。王全因家里责任田要人收割，中途退学；李爱莲父亲病重也回乡最后嫁人。生活是一副沉重的网，对那些羸弱的学子们并不厚爱。它平凡惯常地延伸着，即便人们在追求精神方面有着强韧的耐心，但毕竟无法超越和摇撼它。《塔铺》中的莘莘学子高考前的失学，高考中的落榜，不无现实生活的不公所使然。作家激情于这个严峻冷酷的现实，相对他过去作品来说，是从人的主体精神同客体生活（人与社会生活）现状之间的依存、疏离、矛盾等向度上开掘，变为由客体对主体（社会与人）钳制、束缚等，把人生的某种缺失同社会生活的缺失联系起来进行艺术观照，甚至更注重对后者的无情揭示。
这一点在《新兵连》中更为明显。小说的背景是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政治高于一切，政治支配一切，政治渗透在文化、心理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中，政治标准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集体无意识”。同是来自农村的老乡们来到了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中。为了“政治”进步，各自有各自的打算。老肥、元首、王滴等人为能否成为班里“骨干”，都怀着互相防备互相利用的心情。李上进为了入党进步、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无不是为了这种半是虚荣半是功利（分配到好的连队）的政治名声。年轻的同乡们竟可以不顾做人的起码德行，一个个暗中算计、攻伐（虽然其手腕都不太高明），使“新兵连”生活如同一曲狂乱无序的噪音，几乎每一个乐手和听众都在不自觉中以伤害。
作家无疑是对他的主人公们表示了同龄人的惋悯之情。对于这些“十七八岁睡打麦场年龄”的人们，在踏上人生的初始阶段，在不正常的政治高压下的人生旅途中匍匐前行。既要表现自己，又要保护自己，既要面对各种政治功利的诱惑，又不失掉纯真。“新兵连”的生活不啻是作家添设的一个“魔方”。让五光十色的生活折射出政治的、文化的，抑或装饰的本原的色彩。
不可否认，由于愚钝的心态和粗浅的人生体验，“新兵连”的主人们，把理想追求无意识地赌押在政治的筹码上。比如任何一件生活琐事（早上扫地、晚上拉灯绳）都与“进步”、“骨干”联系起来，比如“元首”的投弹失利后“骨干”的被撤换，比如“李上进”因误会了对自己的考验而开枪报复指导员等，是政治进取心痴迷蜕化为功名利欲之后，粗浅的人生素质又加剧了这悲剧的形成。有人据此认为小说对人性恶进行了无情地揭示，从新兵连的争名夺利中可以看到作家对人性的丑陋进行了剖析。这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小说对人性缺失的揭示不是主要的，小说更多地是对浅直的人生在复杂沉重的社会历史（也即政治文化）面前，人生价值理想的愚钝（盲目的虔诚和迷信），导致政治高压下的畸形人生。作者对这些当事人们不乏深深地责备和针砭，他们过于以政治理想的信念来束缚了活泼生命的追求，让人生蜕变为政治的躯壳，无论是老肥的自杀还是李上进的杀人，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极端政治化，但是，作品更潜藏的内容在于通过一个个人生命运的沉浮升降，把中国特殊年月的政治文化对人生的戕害，剥析得淋漓尽致。艰难痛苦的人生是实现现代人健全的文化品格一个沉重的障碍。
作品并不从哲学家那里去引述中国政治文化是崇奉“官本位”等等理论逻辑，但反思中国当代历史，对人生的最大钳制和毒害莫过于政治功能的过度普泛化，浸淫到人生行为中阻碍人健全发展。原本活泼的生命，在政治功利面前，失落了人生的本色，成为畸形的政治化了的“类型人”。人生的可悲即在于对这种既以损他人为能事到头来又被损害而又不觉悟，《新兵连》中的每个人的命运即为这种悲剧人生作了艺术的注解。
所以，与其责怪新兵连战士们人生价值的不确定和轻信迷失，不如去检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政治化人生的缺失。也许刘震云对那段生活太刻骨铭心地厌恶了，也许他有感于这些政治游戏的清理需要一定的时间，也许作家对我们面临的四化伟业中人生的精神活力太看重和厚爱了，他从过往的生活来看取人生奋然前行中面临的难题，他并不想去展览丑恶，但他不愿意恶的肆虐，于是，他创造了一幅幅令人思索的政治与人生扭结、拼搏的图画。我们可以苛求他的艺术表现的滞板，但不能不认为他对历史反思的独到与深刻。
小结
刘震云小说从早期表现人心的缺憾和困惑到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到对人身的主体品格健全完善的开掘，它走的是一条单纯明丽到复杂深重的艺术之路，特别是对社会现实的开掘，他操的是一把锋利坚韧的艺术之刀。这顺乎眼下文学反思、批判历史到人本体观照的创作主潮，但他的独异又是那样执著地把对人的反思同历史的反思结合起来，不留情面地为他钟爱的人们思想性格的杂质进行针砭。作品的思想力度虽令人读来有些过于紧张硬性，但其震撼力不能不使人觉得痛快淋漓反顾我们曾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足令人警策。
也许，以其思想的冲击力来为沉闷疲软的同类创作主题吹一曲变调，是震云的特异之处；或者说也是他被人们关注的一个原因。
一九八八年《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