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教授，您好！久闻您在国防经济领域里一定的独见真知，是国防经济研究方面的高手，学生倾慕您万分，故向您讨教一下有关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消费物资（如装备资料和生活资料）采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如何？并由此可设想：市场经济下的军事经济与计划经济下的军事经济的构建有何异同？学生恳请您的教导和启示，请您在百忙之中给以回信解答为盼！”
李怀信接到这封信后深思良久。透过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他仿佛看到了远方学子那渴求的目光。
当晚，在夜深人静之际，李怀信又从家里回到办公室，铺纸提笔，给小惠回了封长信。在信中详细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列出了可供参考的近期的有关书目和研究论文，并对小惠这种勤奋研究的精神给以肯定和鼓励。
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已是12点多了。可李怀信却无一丝疲倦。
没过几天，小惠就收到了李怀信的回信了。
激动、崇敬之情，令这位年轻的学生彻夜难眠。
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位陌生的李教授却如此地对自己“宠爱”。
第二天一封饱含感激之情的信，飞越千山万壑，送到了李怀信手中。
“首先对您，我最尊敬的李教授的及时回信表示万分感谢，并对您认真诚恳而又言之谆谆的教诲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也非常高兴在迷津中能得到您的热心指正。并且您的谦逊令孤傲的我简直无地自容……按照您的教诲，我想方设法借了几本今年、去年的《军事经济研究》看了一下，尤其是很好地研究了您发表在1994年第7期上的文章，心里才有了点眉目。我很赞赏您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我觉得您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著书立说，以拯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淹得够呛的军事经济……”
在信的末尾，小惠感慨地说，“最后，请我最崇敬的李教授接受我这个陌生学生的拜师三叩吧！”
读着这封信，李怀信的眼睛有些模糊，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起了作为一名教员的社会责任，想起了培养教育自己的一个个恩师，想起了少年时期那艰难的求学生活。
逝去的岁月，如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
李怀信的童年充满着辛酸。1945年9月4日，他出生于河北省永年县曲陌乡四分村一个贫穷的农家。出生前，父亲就被日本侵略军抓到日本去当劳工了，出生后仅四个月，23岁的母亲就扔下他这个幼小的生命而永远离去。他成了一个孤儿。
那是人世间最凄惨的一幕：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奶奶抱着襁褓中的孙子怀信，一步一呼号，跪着为怀信的母亲送殡。刚满百天的怀信，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父亲被日本兵抓到了日本九州岛磁山煤矿做井下工，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要么饿死、累死，或在井下作业因塌方而埋在井底而永远不能出来。可怜的祖母，因为儿子被抓走，生死不明，媳妇离去，孙子饿得皮包骨头，成天以泪洗面，渐渐地，她的两眼哭瞎了。
面对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家，是坚强的祖母，用孱弱的身躯，撑起了他生命的天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在日受迫害的劳工才得以解救。李怀信的父亲李尚清经过一路上九死一生的坎坷曲折，才于1946年的1月23日回到家乡，一进村才得知自己的妻子在20多天前就去世了。国难家仇，一时使李尚清这位曾担任过村抗日民兵队长的热血男儿，欲哭无泪。此刻，他端详着儿子怀信那张瘦黄的脸，心里酸楚楚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那一天开始，李怀信一家才有了安稳的生活。虽然还是很贫困，但一家人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靠一家人节衣缩食，李怀信在村里勉强读完了小学。他学习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到了1959年下半年，李怀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初中。但到了1960年，家里实在拿不出东西供他上学了。15岁的他只好体学在家劳动。
一天中午，骄阳似火，年少的怀信正穿着裤衩，光着脚板跟着父亲在地里浇水。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李怀信抹抹额头上的汗，一抬头，才发现是恩师郑尔诠。他跑上前去，用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紧紧地盯着郑老师，欲言又止。“你还是让这孩子去上学吧！”郑老师拉着小怀信的手，对地头旁怀信的父亲说。“家里现在连肚子都填不饱，他奶奶年岁也大了，家里要靠怀信干活啊。”父亲无奈地低着头。
“怀信是棵好苗子，全村的孩子就数他懂事，老李，我教书也这么多年了。真舍不得让怀信这孩子失学。你回去考虑一下吧，钱我出，你就艰苦一点，让他再上几年学吧。”就这样，在恩师郑尔诠的帮助下，失学的李怀信叉迈进了中学的门槛。
从初中读到高中，靠着郑尔诠老师每月5元钱的资助，李怀信勤奋刻苦，一直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每想到这些，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郑老师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不沾亲不带故，他的生活也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无私地资助我、关怀培养我，我当时就想，只有刻苦学习，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才是惟一对他老人家的报答。我现在还记得，初中考高中时，我考了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这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如今，李怀信教授一谈及恩师郑尔诠，感激之情仍溢于言表：“郑老师不仅教了我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了我怎样去做人。现在我也是教师了，从我的老师身上，我更明白了做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去关心学生，为祖国去培育人才。可以说，当年如果没有郑老师的关怀和帮助，我就读不了书，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高中毕业后，李怀信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5年的大学生活，全靠政府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每月19.5元的开支，李怀信完成了大学学业。
回想起这些，李怀信动情地说，“是党把我从一个苦孩子培养成一名军校教员，我自己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永远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只有尽心尽力地教书育人，才能对得起培养我成长的组织和同志们。”
这是一份圣洁的情结，这是一种格外神圣的感情。
正因为这，李怀信在任何时候都笃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当家做主，才能独立富强，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也正是因为这，李怀信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直面人生，能正确对待得与失、名与利、成与败，能克服一切困难，时刻不忘一名军校教员的职责，如拼命三郎，忘我工作和学习。
1992年初春，为了《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一书的出版，李怀信这是第十次去济南了。由于快到春节，从天津到济南的车票一时很难买上，李怀信便选在大年初一去济南，这样一方面车票好买，另一方面车上人也少，自己可以在路途上看点书。初一的晚上，此时室内温暖温馨，团聚在一起的家人正在享受着节日的快乐和幸福；而室外却雪如飞絮，寒风刺骨。李怀信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孤身一人进了站台，乘上了南下的列车。
到了济南，街道上是白茫茫的一片，偶尔能见到几个匆匆赶路的夜行人。坐在候车室里，李怀信一直等到天亮。肚子里有点饿，浑身上下冻得打哆嗦，他便装上一袋热水抱在怀里取暖。天亮之时，赶到出版社，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拍打着满身白雪的李怀信，流下了眼泪……
这就是李怀信的追求，这就是李怀信的生活。
1995年的夏天，天津酷热难挨。不少同志趁学校暑假之机，到海滨城市去避暑消夏，好心的同事和学生们都劝李怀信，好好到外面去休息几十天，有的同志甚至把疗养的地方都给他找好了。李怀信却婉言谢绝了亲朋好友的一番好意，躲在学校牵头搞起了“军校学员人生价值观调查”的后期整理工作。白天，他伏案于斗室，挥汗如雨地分类整理数百份问卷资料；夜晚，任凭蚊虫叮咬，在孤灯的陪伴下，他挥笔写调查报告。日复一日，整整一个假期，李怀信就这样度过了。有一天，他早上不到8点就到了办公室，一口气干到下午4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自己却好生奇怪，怎么今天还不到中午就饿了？原来自己带的午餐还放在桌旁一动未动……
1998年初，总政下达了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任务，作为主编的李怀信在兴奋激动之余，又有几分担忧：这是全军院校将要使用的教材，我能编成领导和学员都满意的教材吗？强者永远没有退却的时候，整整一年，李怀信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本书上，没有了寒来署往，没有了周末节傻日，有的只是图书馆和资料室，数易其稿之后，这总20余万字的教材，遵照“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老祖宗不能丢”又要有“新话”的原则，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教材问世了。第二年夏，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种通俗易懂又耳目一新的教材，受到广大读者和同行们的一致赞扬。而此时，素来在成绩面前保持沉默的牵教授，由于血压一再升高，被迭进了309医院。
精神是引导人的旗帜，是照耀人生的火炬。李怀信就是凭着这股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上下而求索”，实现一名军校教员、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
在2000年底，后勤指挥学院培养后勤政治工作专业硬士研究生的方案初步定下来后，李怀信必奋地好几天睡不好觉。他与马国庆队长、邵维正教授一行5人，奔赴南京、上海等地，对研究生教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哥标、课程设置等进行了认真考察，回来后，和大家一起拿出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在新的世纪里，在有生之年，自己能为军队培养研究生了，这是视学生的成长进步为生命的李怀倍人生的一大喜事。为此，尽管身体不好，李怀信却“玩命”地为自己“充电”：英语在别人看来，他是顶呱呱的，可李怀信还是认为自己口语不太过硬，天天坚持听英语磁带；凡是有关研究生学习的课程，他知道后都想去旁听一下。他常常自己想，培养的对象“升级”了，自己的知识水平也要“升级”。否则，误人子弟，影响军队长远建设，都是一种犯罪。
儿子出国求学之际，李怀信送给了儿子一个笔记本，在本子的扉页上，李怀信给儿子写了这么几句话：
吃苦受难是人生的本钱，创造奉献是幸福的源泉，勤奋学习是进步的阶梯，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或许，这就是李怀信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括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