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生汪国良春日的北京，百鸟欢歇，姹紫嫣红。3月中旬的一天，受总后宣传部领导和创作室老师所托，我们走进了后勤指挥学院那栋灰色的小楼，走进了李怀信教授的生活。
坐在我们面前的李教授，谦逊而平和，从他朴实的言辞中，你根本想像不到年过半百的他，就是从教二十余年的全军优秀政治理论教员，总后首批“三星工程”中“科技银星”奖的获得者。“当教员，工作很平凡，最主要的事就是讲课，是个天天动嘴的工作。当教员几十年来，从未想过有人来采访我，我也真的没有什么可采访的。”我们的谈话就从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讲课”开始。
（一）把脚印深深踩进昆仑山的胸膛，把声音永远留在沱沱河畔，在海拔最高的兵站讲出水平晕高的政治课
1996年的8月30日。清晨。一轮硕大的朝日把莽莽的青藏高原照得晶莹剔透。此时，年逾半百、身材中等的李怀信站在世界屋脊的一座兵站里，两眼紧紧盯着“太阳出世”的壮景，心里充满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半个世纪之前的1935年，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这样伫立在黄河上游，仰望着昆仑之巅，吟出了“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磅礴诗句；而此刻，作为军中热血学者的李怀信，心里澎湃着一种同样的声音：向西，再向西。我要把我的课堂搬到这世界屋脊，让我的声音日夜陪伴着守护在兵站上的那些寂寞的官兵！
作为总后政工干部教育培训讲师团一员的李怀信教授，在每向西迈进一步的时候，他在考虑着这样的问题：如何讲好自己人生“最高的一课”，自己有没有能力和信心把这一课讲深讲透讲好，让兵站上的官兵能接受能喜爱？
为了这一课，李怀信的决心是早早下定了。
刚到格尔木的时候，讲师团随行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就风趣地劝他说，“老李，你今年都50出头了，听说你的血压还有些高嘛，这么多天一直奔波、讲课，看来你这辈子是看不到昆仑山的日出了。不过，你如果真想去喝一口沱沱河的水，亲手摸一摸唐古拉山的界碑，你就多吸点氧，我们就不吸了，都留给你。”
“我们只不过是个匆匆过客，不管脚步是多么难挪动，也要咬紧牙关挺过去。那么多干部战士都长期生活在兵站，他们能坚持、能忍耐，我们就不能？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也要自己去一趟，去看看那里的官兵，不然让我怎么去教育他人？不管怎样，山我是要上的！”就这样，李怀信迈开了沉重的双腿，开始了一次有意义的人生跨越。
昆仑山以它桀骜不驯的性格，不愿接纳一切生命的足印，但是另一种脚印却深深地踩进了它的胸膛，永远地留了下来。这是人类战胜自然的见证，这是英雄挑战自我的证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士们，动用了几十万部队，修通了令全世界惊愕的青藏公路，开辟了青藏运输线，铺设了输油管道，架设了国防通信线。
李怀信这位自70年代之初就投笔从军的老战士，早就对这支伟大神圣而又有些神秘的英雄部队充满了敬慕之情。作为全军优秀的政治理论教学工作者，他清楚地记得，在90年代之初，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兵站部“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荣誉称号，当年7月18日，军委江泽民主席为兵站题词：“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曾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李怀信多次对自己说，将来有一天，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亲自上山去看看，像著名作家王宗仁同志那样，去看看那里蓝蓝的天空，呼吸那里低氧的空气，欣赏那里如银的月光，再陪那里的官兵吃顿饭，给他们上堂课……这次，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了，他能眼睁睁看着它擦肩而过吗？
李怀信要紧紧抓住这一“良机”。而这一抓住是要付出代价的。
唐占拉山在藏语中是山上之山的意思。这儿最高海拔在5231米。
同行的医生告诉李怀信说，“格尔木只有海拔2800米，对身体的影响还不算很大，可是继续向西行就不一样了。随着高原高度的上升，每前行1000米，血压将上升10%。另外，在缺氧50%的情况下，人的大脑细胞80%处于浅眠状态，20%处于深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去讲课很困难，万一在讲课的路途中或在讲课中出现了问题怎么好处理？”
李怀信没有说什么。此时，他知道说什么也没有随行医生讲的有说服力。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前方，做了个“视死如归”的样子。
“大风起兮云飞扬，壮士一去兮气势昂”。李怀信义无返顾地踏上了西行之路。
为了铭记这次“生命的超越”，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到达每一站的经过和心里感受。
在采访过程中，李怀信教授拿出了日记本，交到我手里。这里我不妨挑选几则，实录如下：
1996年8月30日。星期五。
今天讲师团一行四人，侯振汉、堵继学、周碧晴和我，由格尔木出发，上线去拉萨。
我们上午9时出发，兵站部张安发副政委、马尚武副部长、李海乾主任送别。
车出格尔术南行，不久，就驶入昆仑山山地。在山脚下有我们的泵站，输油管线就从这里开始。这里的山光秃秃的，几乎什么也不长。车在山地里穿行一段后向西一拐，就到了纳赤台。我们下车看“昆仑泉”，水非常清，喝了一口，甜甜的，口感非常好。昆仑泉以前喷得好高。兵站部的“雪线纯”矿泉水就出自这里。
车继续向上爬行。突然，南天边山顶上出现了雪。啊！这就是昆仑雪峰了。雪峰越来越大，整个山的上部几乎都被雪覆盖。在一个并不显眼处，车停下来了。路右侧有碑，上写“昆仑山山口”，标出海拔4767米。大家下来照相，风飕飕地从耳边吹过，冰冷透骨。但心里很不以为然，心想巍巍昆仑不过如此而己。这使我若有所悟：一切伟大的东西靠近之后，似乎都是平凡的。
当车过不冻泉，向西上了一个高坡之后，回头看，昆仑山的一座座雪峰从西向东，在北天边一字摆开，不但气势雄伟，而且十分秀丽。这时，车在高原上行驶，高原开阔、平坦，阳光灿烂。一团团的云，像战舰似的，在天际一排排地“停泊”着。地上不时可看到一片片的积水，说明近两天这里下过雨。
车向西南奔跑，过楚玛尔河，再过几道山粱，就到了五道梁。我们在五道梁兵站吃午饭。五道梁位于可可西里无人区边缘，高山反应很厉害。我觉得头痛、胸闷、脚下轻飘飘的，在厕所解小手，不扶墙似乎都要晕到，我还是硬挺着，尽量不让同志们看出来。
吃饭时李教导员说起他们这里情况：冬天风雪大，雪把门封了，门都出不去。战士吃不上饭，他从伙食费里挤出点钱给大家买方便面，还挨了有关部门批评。他说犯错误，我也要给大家买点吃的。他说道，这顿饭，鱼只是最后一条了，留了好长时间，腰果留了这么几个，因不常做，还炒煳了……他说着说着，我的鼻中一酸，泪水涌了出来。我哽咽着，与堵继学、周碧晴一起去给做饭的炊事员敬了一杯酒，鞠了一个躬。
我心里想，他们在这里吃苦，忍受高原反应、奉献，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在格尔木北，看到了在那里的烈士墓，几百名官兵在奉献了他们最后一滴血后，静静地长眠在那里。我讲了许多奉献精神、人生大道理。我实在不知道应对这些最最应受到尊敬、又所得甚微的人应该讲什么。我都有些惭愧，感到对不起他们。我们的党、国家、人民，不应该给这些最可敬的人更多的关心吗？我满怀着激动离开五道梁兵站时，对李教导员说，这里的士兵遇到你这么好的主官，是他们的福气，我们谢谢你。
关心士兵就是讲政治，官兵安心就是最大的政治成果！
车继续向西方行驶，穿过风火山时，李科长高山反应很强。他在呕吐。这里的山路，高低起伏很大，大家都觉得不好受。
下午4时许，车到沱沱河。这里有长江源头第一桥。我们在桥头照了相，晚上到沱沱河兵站。这里海拔4700多米，高山反应很大，头痛欲裂。吃饭开了个干部座谈会，我觉得说话都很吃力，硬挺着说了几句话，9时许，就休息了。沱沱河晚上的月色明如灯笼。小战士说，这里的电是自己发的，晚11点停电，但月亮可以当灯。
8月31日，周六。
由于缺氧，晚上一夜翻来覆去，几乎没睡。
早上7点半，我们一行9人继续前行。
上午10时，车到唐古拉山兵站。这里海拔5231米，但草还是绿绿的，不时可看到藏族的羊群、牦牛群。我们在唐古拉兵站吃过早饭，就开始讲课。我先讲，内容是讲政治，周碧晴讲高原精神，堵继学讲思想工作。大家精神抖擞，讲得很振奋。裴医生说，当听到我讲到青藏兵站部是“英雄的部队、光荣部队、高尚的部队、伟大的部队”，她激动得掉泪了……
官兵们流泪了，李怀信流泪了，沱沱河流泪了……
李怀信的讲课在唐古拉山兵站引起了轰动。
然而，李怀信的“轰动”远远不止这一次。
自1995年总后成立讲师团以来，李怀信就作为讲师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来回穿棱于总后所属的每一个基层单位。从总后机关、院校、医院、基地到仓库、厂站、兵站、军代局、军工厂等，足迹遍及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广州、武汉、襄樊、镇江、长春、石家庄、郑州、焦作、晋城、西安、西宁、格尔木、拉萨等地，讲课、作报告达100多场次，听课的既有将军、专家、教授，也有普通的干部、战士、学员和临时工，所到之处常常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
在总后礼堂。20多位将军在内的全体总后机关干部认真地坐在台下，静静地听李怀信关于“深刻领会江主席关于讲政治的论述，作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的领导者”的报告。听课率100%，两小时内无一人离席。在一次又一次震耳的掌声之后，总后首长高兴地说，“这场讲座讲得好，讲得及时，讲得生动，讲出了我们对政治的认识，这样的讲座将来听课的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很快，后政在政工信息上对李怀信的这次讲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山城重庆。虽然春末夏初的气候有些闷热难挨，但后勤工程学院的大礼堂里却座无虚席。2000多人聚集在这里听李怀信讲课，礼堂里时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带头鼓掌的有将军、教授，也有学员、战士。
课后，建筑系教授刘宏宝专门找到李怀信，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李教授，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昕到如此生动实在的政治课，我很感谢您，我们学院和学员很感谢您，感谢总后领导为基层办了件大好事、大实事。”
有这种感受的绝非刘宏宝教授一人。在第三军医大学，作为皮肤科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刘荣卿，在听过李怀信关于讲政治的讲座后，也是感叹不已。当天晚上，刘教授带着水果及重庆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小礼品，来到三医大的招待所，通过招待所的服务台打听李教授下榻的房间，先去了两次未找上，到第三次才见到。两位教授素不相识，研究的领域也各不相同，然而，就是这场报告，使两位教授“一见钟情”，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刘教授激动地说，“讲政治，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大家不爱听，不愿接受，关键在于你如何讲，讲什么。只有讲得实在，讲得结合实际，大家才感兴趣，才有说服力，才算得上党的优秀政治思想工作者。”就着这一话题，围绕着理想、信念和青年军校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两位教授促膝而谈，谈到深夜。
在后勤指挥学院礼堂。李怀信为总后军需部、财务部、审计署等业务部门的同志们讲“市场经济概论”。由于前几天一直在监考、评卷，他的血压居高不下，家属和同事都劝他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李怀信说，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业务部门的同志都太忙，我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课堂上，李怀信完全沉浸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海洋里，伴随着阵阵掌声，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还是坐在前面细心的同志发觉到，此刻的李教授，讲话非常吃力，而且手有些颤抖。可李怀信一声不吭，咬牙坚持把课讲完后，才被学生搀扶着走下了讲台。听课的同志都强忍着泪水，目送着李怀信走出礼堂。沉寂，片刻的沉寂之后，震耳的掌声穿透屋顶，响彻云霄……
（二）书山有路勤为径，如今漫步从头越。超越自我，完善人生
教书育人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古往今来，人们对教师这一职业都很敬佩。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意思是说教师的职责，就是要传播真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难问题。可是，作为一名教师，如何最有效地实践“传道”、“授业”和“解惑”，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或许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
李怀信也有自己的答案。从走上教师这一“行道”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对自己的职业定位说了这么一句话：人们都说教师是“春蚕”，不停地吐丝；是“蜡烛”，时刻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而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不仅仅是做“春蚕”和“蜡烛”，而应是不老的春蚕和不灭的蜡烛。
好一个不老的春蚕、不灭的蜡烛！春蚕如何才能不老呢？蜡烛又怎能长明不灭？这听起来有点新鲜却朴实的话语，蕴涵着一个哲理，那就是如何变短暂为永恒。春蚕、蜡烛的生命都是十分短暂的，而将这一短暂变为永恒，就要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教师，就应该这样。
其实，超越不仅仪表现在教师这一职业上，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李怀信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