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
在采访本文的主人公之前，我的老首长卢江林主任曾与我聊起有关理论界的话题。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搞学术理论的人，是多么不容易啊！你们应该好好地写写他们！”
是的，提起理论，可能会有太多的人皱起眉头，认为那些东西离我们的生活相当遥远；而提起学术理论，更多的人会认为那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才做的事情。毋庸讳言，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面对着世纪交替带来的浮躁，使得“重实用轻理论、重技术轻学术”的幽灵，久久地在中国学术界游荡。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实，生活处处都充满了理论的原子。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正是思想和革命井喷的前夜；我国的春秋战国直至汉唐的繁荣，也正是理论的突破带来了文明的复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了今天巨大的胜利与辉煌的成就，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必须承认，正是那些看似乏味的、枯燥的、冗长的理论，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正确的理论往往是我们行动的先导，理论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然而，与上镜率特高的那些人相比，那些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人们，他们的位置习惯于在红地毯与闪光灯之外。你知道那些理论者们前行路上的痛楚与艰辛吗？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在理论的海洋里，为捕捉着最前沿的未知而寒署不知年吗？君不见，幽思竭虑人易老，皓首穷经催白发。理论的路上，清灯孤影，寒窗寂寞，书斋无声……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理论者满纸的豪情和一腔热血，洒下的点点斑斑都是生命不灭的印痕。我们常常徜徉在理论的光辉里深受其惠，却不知道在我们大步前进的路上，曾躺下了多少个默默无闻的殉道者。
一位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的专家曾这样对我说过：“理论者的光芒照耀在人们微笑的脸上，而理论者的跑道上，常常只有喝彩却没有掌声。”
我不知道老专家是感叹还是叹息，但我知道每个时代都将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民族的脊梁，需要他们背起一个民族与国家兴亡的重负前行。无论断头也好，流放也好，无论匡民济世也好，达济天下也好，一个追求先进与文明的国家，理论者的脚步不能停止，理论者的思想不能却步。
我写的是一位军事后勤理论战线上的老专家。
翻开流满鲜血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哪个年代的科技进步，首先都是应用于军事领域。先进的军队需要先进的军事思想，先进的军事后勤需要先进的后勤理论来指导。现代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战争是在打后勤。后勤的较量已成为行军布阵的首选因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了后勤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抗美援朝战争又使我们对后勤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毛泽东将后勤称为“专门的科学”。
总有一些先行者，抱着“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悲壮上路的。
披一袭青灯黄卷，着一身不悔军装，倾一腔忠心热血，在理论的沙漠上，他出发了。踩在他脚下的，是一条布满了荆棘沟壑与风雨雷电的路。这位多少年来默默无闻的拓荒者根本没曾想到，他这一走，竟是漫长的几十年！
几十年啊，光阴变幻，寒暑易节，他走着。终于，他在后勤这块原是荒草丛生的地上，开拓出了一块美丽的花园。有人说，那是他血管里一滴一滴掉下的血啊。
他，就是后勤指挥学院军事后勤学基本理论研究方向的奠基人和学科带头人，学术研究部导师组组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一个靠自学成才的代名师——宋学先。
入团三次，入党两次，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都改变不了他那颗立志成才而发奋学习的赤子心对于一个不愿宣传自己的人来说，采访的深入总是有些困难的。
走进宋学先的心灵世界，是缘于他心里时常有这样的一句潜台词：
无论遭到了什么样的境遇，都不能放弃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上的努力。
这句潜台词，成了宋学先在人生长河上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当然有它深刻的家庭和历史原因。
1944年10月，宋学先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
那是一个靠近太行山的普通村庄，与平原大地上大多数的家庭相似，艰难度日成了每个人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宋学先出生时，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养家餬口的重担常常使父亲仰天长叹。共产党的到来使他看到了新生。解放后的父亲思想进步，开明的他不信鬼、不信神，只信共产党。尽管日子依然艰难，却还是把排行老大的宋学先进到了学堂。从农村小学到考上了城里的重点中学，一路上宋学先都顺利地走过。1960年，宋学先考上了邯郸农业专科学校。这时，宋学先的六弟出生了，可因为家里实在困难，父母只好流着泪把老六送人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家里仍然没有让宋学先辍学。然而天灾人祸，由于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他刚刚学完基础课，学校便于1962年解散了，他只是领了个肄业证，还没毕业就又回到了农村。
命运在那个年代给许许多多的人都开了一个玩笑。但谁能想到，这个在档案上曾一直写着高中文化的小伙子，日后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拼搏，竟然会成为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
面对采访，他笑着说：“生活的馈赠，常常是以感恩的心情去面对和努力的结果。”
1962年，当蒋介石在台叫嚣要反攻大陆的时候，刚从学校回家参加劳动的宋学先有了一个人生转折的机会。年底，征兵开始了。对党有很深感情的父亲说：“学不能上了，你去当兵吧，在部队好好干，别给我们丢脸。”
于是，穿上军装涌起了无限自豪的宋学先，带着父亲殷切的希望，来到部队当了一名炮兵。他暗下决心，要学，就要把什么学得最精；要做，就要把什么做得最好。那时，团队正在担任施工任务，宋学先所在连队干的是木工。宋学先骨予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那双手粗糙的程度，便是他工作的最好写照。上房架，钉天棚，安窗户，宋学先样样都和老兵比着干。由于他的技术好，班长往往分配他干技术活，而让老兵为他打下手。作为一名炮手，每天的一个小时“天天练”，是他最高兴的时候。很快，连长发现，这个兵勤快、好学，肯动脑子，常常是不懂就问，一个训练科目，别人练一次两次，他练十次二十次。连长对人说：“是个当兵的料，好好培养，将来肯定有出息。”
连长没有看错人。在团冬季集训队仅仅训练两个月后，宋学先便脱颖而出，成为团里的训练尖子，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师里和军里的大比武，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大家顿时都对这名新兵刮目相看。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1963年年底，这个挂着列兵军衔的小炮手，当指导员宣布他担任基准炮班——一班的副班长兼瞄准手的时候，连里的那些老兵，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平时看上去有些腼腆、但在训练场上却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
他们怀疑的目光分明是在问，他行吗？
他感受到了，但他没有说话。智者总是以行动来回答别人的。
有意思的是，1964年，当宋学先当上尖子班班长时，全班除了他不是团员外，其他的人都是团员了！于是，每当大家过组织生活时，这个班长只是在一边闲着。究其原因，是由于他的叔叔在他出生以前逃荒到了石家庄，并且在石家庄解放前一个月加入了国民党，虽然宋学先本人甚至他的父亲并不知道这些，可这件事还是影响了他的发展。
那时候，人们把入团入党当做人生的一大喜事，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宋学先入团先后人了三次。本来他是全团第一批被批准入团的，当交了10个月的团费后，不知何故，突然又被取消了。第二次入团，所有手续都通过了，一个团工委委员找他谈话，要他交代叔父的具体情况，宋学先确实不知，入团资格又被取消了。入党先后人了两次，据说是第一次的入党志愿书丢了，这本来是组织上的事，却又让他补填了一次入党志愿书。
许多年后，当有些学生遇到挫折情绪不高时，他对学生们说：“我走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越是不顾利的时候，越是考验人的时候。”
任何打击都没有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比过去表现得更加积极。
短短几个月时间，他把全班人员都训练成了多能炮手。工作上的努力和成绩，使机关各部门都想要他，但档案上的记载却使他处处碰壁。师炮兵主任选干部苗子，让他参加了师的参谋训练班，并且住进了干部的单身宿舍，准备结业后马上让他当参谋。可还是因为那个社会关系，他又被卡下来了。但由于宋学先干什么像什么，团首长一直舍不得让他复员，却又没有办法突破当时条件的限制。于是，他就作为一个被借调的战士，长期在机关帮助工作。很多机关干部都没有他资历老，都称他为老班长。他所在的团队曾经是全军的一个典型，宋学先在机关主要是帮助写材料、接待参观。他曾经多次为总部首长、各大军区领导甚至外国参观团现场解说，被称为该单位的“活字典”。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曾经几次到北京出差，为总部机关送材料，参加搞一个全军性的展览，就住在后勤学院。那时他根本没想到，他这个普普通通的战士，有一天会与这个大院结下不解之缘，更没有想到以后会站在这个学院的讲台上，成为这个大院里一名受人尊敬的、学术有成的教授。
1970年，在宋学先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一年他已是第八年的老兵了，与他一起入伍的老兵都先后复员了，甚至有的提了干部后，也转业了，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部队里呆着。干了五六年机关工作，他却还只是个战士。团里既不让他复员，而上面卡着又提不了干。
有一次，他回老连队看看，连长带着所有排长到车站接他，都给他敬礼，新兵们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全连干部除了指导员外，都是宋学先的尖子班里训练出来的兵。这一年，他心里总是空荡荡的，不知道以后的人生会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有时候，从深夜中醒来，一种茫然无顾的感觉涌上心头，久久挥之不去。他曾经向团首长提出复员的想法，团首长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没有提任何个人要求，只要让复员即可。但心里确实还有一丝委屈。他不明白，自己家庭是贫农，父亲和叔父在自己没出生前就分了家，叔父在石家庄干的什么，自己一概不知，怎么就成了自己前进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春节过后，正好上级军务部门清理机关非编战士，团首长终于同意宋学先复员了。复员证领了，背包也打上了，可是团首长却没有让他上火车，原因是另有任务。
穷人的孩子是容易满足的，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希望，一根稻草也会当做金条。因此，宋学先没有放弃。他想，团领导既然相信自己，留着自己不放，说明自己还是有用的，工作和学习上绝对不能松懈和大意。
炎热的夏夜里，人们都睡着了，只有他房子里的灯还亮着。
漫长的秋天，白天劳累了一天的他，晚上还伏在桌子上写写画画。
他练写作，练书法，学摄影，学刻钢版……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年命运终于垂青于这个苦孩子了。有一天，团长亲自宣布命令，任命他为后勤生产股助理员。
好事一波三折，就这样，本来已经办完复员手续的宋学先一下子成了干部。尽管是进了后勤的大门，而不是他熟悉的炮兵参谋工作；尽管是一个管农副业生产的编外定编单位，而不是后勤的一个正规的业务部门，可那一天，宋学先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流下了不知是激动还是伤心的泪水。一方面能在部队继续干下去了，这是父母亲的希望，也是个人的企盼；另一方面，自己的军事特长无从发挥，只能到一个编外单位去干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似乎又有一丝的委屈。许多年后，在他已经能够从容地回首往事时，他说：“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受到怎样的打击和遇到怎样的遭遇，我抱定的目标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要于，就干得最好！”
父亲和部队首长的谆谆教育，使得这个立志成才的赤子，从来没有忘记那颗火热的报国之心。
1972年8月，朱学先调往军后勤部任战勤参谋。在这个位置上，他参与编写了一本《后勤战例选编》，分管过后勤战备训练，他的多才多艺受到领导和群众的普遍称赞。当军政大学到部队选调教员时，一下子就把他看中了。
其实，追溯宋学先成长的足迹，我们便知道这不是偶然的。“要干，就干得最好！”这是宋学先的一贯作风。还是在学校里读书时，宋学先便喜欢物理、化学和数学，同学们称他为“化学脑袋瓜”。当炮兵后，他不仅自己很快成为特等炮手，而且带领全班人人都达到“神炮手”的标准。在一次全师的军事比武会上，师长亲自测试宋学先带领的炮班的每一个人，测试结果让领导大喜过望，师首长称他们人人都是“活的计算机”。
那时军事训练强调“练为战”，因此宋学先总比别人多动一些脑筋，他想：打仗难免有伤亡，战时六个炮手若是伤了一个怎么办？伤了两个怎么办？只剩下一个炮手怎么办？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宋学先的带动下，经过减员操作训练，对于重达500多公斤的120重追击炮，他们可以做到：只剩一个炮手，照样瞄准射击。不仅如此，宋学先还带领全班解决了不用任何制式器材，只靠全班个人的雨衣、背包就能将重迫击炮渡过江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