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岩
一
走进翠微路总有丰饶和快乐的感觉。我想，这条路的前世必定是一块肥沃的农田，在那些自由和快乐的熏风中，苗们秧们在季节中拔节和抽穗，完成其伟大与卑微的一生。它们必定是开花的，那是一粒粒细小如沙粒般的花，无色无味，但却无边无际地铺满视野。它以近乎暗哑的低语的歌唱，总在农人的身边回响，撩拨得他们心花怒放，在辛劳中虚拟出一个愉悦的过程。这块农田必定是五色杂陈，驳驳斑斑，赤橙黄绿青，生末净旦丑，构成美丽和富足、丰饶和快乐，以近乎完美的大丰收定格在我的想像中。我这样的联想不是没有根据，当我走进后勤指挥学院后勤管理教研室，走近该室的李祝文教授，我就嗅到了他身上所弥漫的质朴与勤勉的农人气息。还有他的那些专著，诸如《统筹法》、《科学管理方法》、《目标管理理论与实践》、《军队目标管理简明手册》、《军队后勤管理理论》、《军队基层后勤建设概论》、《部队后勤管理学》、《军队后勤管理思想纲要》等等，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阅读农人的经验，使我感觉释然且快然。在一块总是丰收的土地上。不仅有季节转换，果实也不尽相同。春麦秋菽，大豆高粱，蓝黑青白，姹紫嫣红，色彩浓浓淡淡，然总能硕果累累，这就是农人中智者的田园。阅读李祝文，亦如阅读农之贤哲。有人说他是军中后勤理论界少有的杂家，笔者颇有同感。和他交谈，犹如思想的散步，忽而政治，忽而经济，忽而军事后勤，忽而商场营销战略，不一而足，天地自由而辽阔，每每常新。除此之外，在我头脑中闪现最多的意象画面就是他是一个行者，一个在理论的世界里行走的人。理论的世界犹如海洋，也波涛汹涌，也月色涟漪，也众生芸芸生机勃勃，也华光袅袅气象昂然，但无论怎样，关于理论的行走终归是寂寞的。那是一种需要在寂寞中独自完成的行旅，你可以在寂寞中边走边唱，那歌声可以是唱给他人听的，但更多的时日却只能用来自慰。然而，他却始终能以出人意料的激情将自己的行旅装点得充实而又光彩夺目。
李祝文激情生长不息的根源似乎可以追溯到他少小读书的时代。
他生于1941年，他的故乡在湖南。
1941年，湖南，正是烽火连天的年代。
当时，这片土地上正集结着大批的中日军队，并于该年8月拉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许是隆隆的炮声经常惊醒一个农家梦境，许是兵荒马乱给无助草民太强的刺激，许是父母心底常常企盼儿子将来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好花月正春风，好金榜题名时，父母为这年降生的儿子取名祝文。
祝文果然好文。童年的李祝文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靠菲薄的工资供养一家六口，生活十分拮据，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供养长子祝文到城里读书，无论日子多么艰辛，他都咬紧牙关，不许儿子中断学业。而祝文则十分争气，尽管自己出身柴门，尽管常常衣食窘迫，却在学习上显露过人的天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60年，李祝文读高中二年级。父母亲企盼的金榜题名虽没到来，他却意外地被长沙工程兵学校特招成了一名军校学员。这是李祝文成长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每每提及他都感慨不已。倘若军校不来招生，凭他的家境，是很难供他读大学的，更何况一年后父亲早逝，母亲在乡下带着三个幼小的弟弟妹妹，家道艰难日甚一日，几乎难以度日，他哪里还做得起大学梦，更不要说成为我军后勤理论界屈指可数的学科带头人。
到军校，李祝文参加了三个月紧张而又艰苦的新兵训练，算是为自己今后漫长的军旅生涯留下了一个最初的烙印，紧接着就被送到北京工业大学就读。在大学，李祝文学的是民用与工业建筑专业。虽然学建筑并非李祝文个人的理想，但他已经显示出了一个革命军人初步具备的糟神品质，这就是当年十分流行的“一块砖”精神。那时候，社会上已经响彻“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安家”的嘹亮歌声，虽然**同志的螺丝钉精神还没有来得及家喻户晓，但作为整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已初步形成，那就是要听话，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个人灵动活泼的思想暂且搁置，暂且把自己变成如同用沙石土灰合成的建筑材料——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种选择无疑是当时最盛行、也是最美好的选择。
1960年前后，正是共和国面临严重考验的时刻，自然灾害笼罩了大面积国土，苏联趁机发难，国际反华势力甚嚣尘上，倘若没有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是很难渡过难关的。这是时代使然，形势使然。因此，一块砖精神以及后来的螺丝钉精神就应运而生，并且戒了时代的最强音。作为人类精神领域的奇特现象，这是值得后人细细品味和加以深入研究的，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穿过四十年前的这段历史风云，人们仍会客观而公正地给它以正面的评价。对于李祝文来说，这种时代精神则成了他后来一个重要理论思想的铺垫。
作为一个时代青年，李祝文很愉快地加入了一块砖的行列，并像那时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很快将此变成了自己的最高理想，且从中感受到种种快乐。虽然自己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力，却可以心无旁骛地充实和加强自身。这是一种移情的过程。他发奋读书，认真学习，又一次在同学中力拨头筹，成为学习尖子，以至于他从学校毕业两年后，已经成为部队的一名军官，母校还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是白专道路的典型。
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李祝文说：因为我们是从高中二年级被特招来的，没有读过高三，所以，刚入学的时候，感觉有些吃力，但很快就过去了。我在大学当了五年团支部书记，专业学习和组织工作的任务都很重，但那时候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因为我一直想，我的一切都是党和军队给我的，没有党和军队的培养，我根本上不起大学，那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发奋学习，把自己变成一个党和军队需要的人。
这就是李祝文激情生长的秘密。几十年来，尽管经过几番风雨洗礼，李祝文早已由弱冠少年变为两鬓斑白的老教授，但他对党和军队的赤诚之心始终没变。他的动力源始终放在党和军队需要的基点上。
二
在文艺心理学教程里，有一种叫做“移情”的说法，就是把人的思想感情转移或投射到自然物体上去，这样，那些原本没有生命的物什就会栩栩如生，石头就会唱歌，木头就会行走，徐徐吹来的晚风，就是杜牧或者李后主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呼吸，还有一江渔火，还有一弯冷月，还有姑苏城外寒山寺，还有夜半钟声到客船，等等，等等，它们都会有思想和感情盼出处，或是人间浩然正气浸润，或是一腔热血所染。
李祝文在部队转移或投射感情的对象先是山川险胜，后是平野田畴，这就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国防工程。他是学民用建筑的，但当时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时候，一切均服从战备，于是李祝文就面临知识转向的问题。他学的是民用的地面建筑，国防工程主要是搞地下建筑，他要把在大学数年寒窗学来的民用建筑知识转移到国防工程技术上去，其间可以说关隘千重，困难多多，决不是一句“转向”就能了得的。但李祝文硬是“转”过去了，并且干得十分出色。
有句话叫“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那时的李祝文正是风华正茂，他的激情随风飘扬，点点滴滴挥洒倾注在山水之间。他的才华和努力，使他得到了回报，他的个人价值也得到了初步的体现。1971年，李祝文所在的工程兵五十一师将其提拔为全师第一个工程师，成为拥有一两万人施工部队的工程技术负责人。
正在他踌躇满志企望着事业更高峰巅的时候，1978年6月，一纸调令，将他调到我军后勤系统的最高学府——后勤学院的营房教研室。
李祝文又一次面临转向问题。
从部队到军校，从钢筋水泥到黑板教室，不管是硬度、力度、温度都发生了种种错位、差异和变化。而今，李祝文已是37岁，在部队风雨砥砺十多年后，此时的他沉稳、宁静，已多少显露出一些壮年行色，他从生活中学会了宽容，在诸多的磨炼中学会了坚忍，岁月使李祝文变得比实际年龄更加成熟。
成熟的李祝文又一次很平静地接受了这次转变。
李祝文刚当上教员就赶上了学院的教学改革，院里因为要开设统筹法课程，需要组织培训教员。李祝文在部队当工程师时，正赶上全国推行华罗庚的优选法和统筹法，他是最早在工程兵部队推行“双法”、并将“双法”实际应用于国防工程建设的基层技术干部之一。基于这个原因，院里就委派李祝文负责集训班的教学工作。因为时间仓促，从接受任务到正式开课，他只有七天的准备时间。尽管如此，李祝文仍然在开课前准备好了一份让人满意的教案，准时走进后勤学院统筹法集训班的课堂。开课后，他又用18天时间写了10万字的统筹法教材，为以后在全院开设该项课程奠定了基础。
这一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激发了李祝文对管理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尽管五年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十几年国防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后勤学院显得有点浪费，尽管从以工程技术为主的知识能力体系转向以软科学为主的指挥管理体系，其间的跨度很大，需要重新学习和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是基于事业的需要，基于对管理科学的新兴趣，他还是无怨无悔地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研究管理科学的旅程。
1980年，他带领五名教员到地方大学进修了三个月系统工程和运筹学课程，回到学院马上写出一本《科学管理方法》教材，并在军队院校首开了科学管理方法课程。
1983年，后勤学院举办战争初期专题研讨班，在这个集训班上李祝文成功地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到战争初期研究，经系统分析和对比研究，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双方对抗系统模型，并论述了苏联为何获得最终胜利的客观规律。这一研究成果，被当时的杨秀山院长认为是开拓性的。随后，李祝文在一次战役后勤想定中，又运用网络技术剖析后勤保障计划中的时间与空间的动态变化关系，通过时空参数比较，提出了后勤计划必须重视时空关系研究的学术观点。这一学术观点，为他后来研究时空运筹问题，建立大时空、大系统后勤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1983年3月，副团职教员李祝文被后勤学院破格提拔为该院营房教研室副师职副主任，并被选为该院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当时后勤学院是大军区级。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团职教员，一下子跨跃为大区级党委委员，真真如一个新星冉冉升起，从此李祝文在后勤学院成为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三
然而李祝文的头脑并没有发热。
他非常清楚自己真正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常常有多种诱惑，诸如金钱，诸如权力，诸如享受等等，欲望借能力的双翼越飞越高，借主观愿望的强弱决定舍弃或者占有。倘若李祝文此时热衷于仕途，他就会放下书本，晋身于行政事务，就会缭绕在人际关系之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点点滴滴浇灌其间，久而久之，就会开花结果，完成“学而优则仕”的个人目标。
然而李祝文并没有这样做。
他仍然埋首于教学之中，并且有滋有味快乐无比。
他找到了一种弱势人生的位置。
在动力学中，有一个概念叫能位差。一个水塔，为什么有压力，因为它高，假如它是平的静止的，水就不会流动。电如果投有电压差，也不会有电流。人世间也如此。官员与平民也有一个位差，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是说他手中握有权力，而权力就是“压差”，就是“位差”。
而掌握权力的人实际上是一种强势心理，也是一种英雄心理，天塌下来靠他们顶，他们主沉浮，兴天下。而别的人则对人生采取守势，和权力阶层的人相比，无论如何只能算是弱势，因此，才有所谓“顺生论”——那就是你要首先承认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你的面前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它就是高山，你就是草芥，他就是天空，你不过是一片游荡飘拂的白云，于是你想明白了，就必顺从它，听命它，并且想方设法使自己愉快起来。佛家主张逆势，主张苦味人生，而儒家就主张顺势，主张附和现实，并且态度积极，做到心甘情愿。
而李祝文在此基础上则提出了更为响亮的理论曰：适应战略。
不仅如此，李祝文还把它纳入战略管理的三大战略之一，这就是适应战略，发展战略，竞争战略。
俗话说，适者生存。一个个体，一个单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生存问题。生存是第一需要，没有生存，就谈不上发展，也谈不上竞争，这应该算是诸多因素中的第一要素。
当年毛泽东针对世界形势采取“深挖洞”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守势，是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着想。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这种柔弱胜刚强的古代哲学思想，为李祝文的适应战略提供了厚重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