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的当天夜里她就被撂倒了，先是头疼，接着呕吐，最后又没完没了地拉起了肚子。当然最要命还是头疼。志全不得不让妻的头枕在他的腿弯里，安慰她：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经历过的好事，头就不疼了。红英说：什么呀，闭上眼睛头更疼，倒是睁开眼睛看着你这屋顶被雪水渗出的各种图案，怪有意思的，头疼也减轻了。
志全立即附和着说：对，睁着眼睛好，只要头不疼就行。咱们站上几乎每个人都有对付高山反应的绝招，比如有的人在头疼时吃根葱，头就不疼了。总之，说穿了这是转移法，至于各人用什么办法转移头疼，请便。红英听罢笑了，她继续望着屋顶那些图案……
罗红英第二天上午才吃了上山后的第一顿饭，只是喝了一碗稀饭，咽了几根咸菜。她说还是头疼，一点食欲也没有。董志全对她说，上山的人头疼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现象。头一疼，就不想吃饭，也睡不着觉，干起活来身上没劲。你必须强迫自己吃饭，要不怎么在山上站得住脚？红英诠注了一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志全马上高兴地拿来一块在火炉上烤得焦黄的馒头干递给妻：你说对了，不吃饭是不行的，快，这馒头干是站上的同志最喜欢吃的东西，你吃上几片。妻接过馒头干放到嘴里，味回嚼蜡……
罗红英天天头疼，天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上山的第五天她就变瘦了，掉了起码5斤肉。志全心疼红英，红英心疼志全。
志全说：红英，你还是回格尔木去吧，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红英说：我是临时上山住几天，身体还能垮到哪儿去？倒是你长年累月地在这地方呆着，怕是身体吃不消！志全说：至于我在这里怎么呆下去，呆多久，你不用更多的操心了。一是我年轻，体力能抗得住高山反应，再说也积累了与高山反应抗争的经验。二是上级会考虑我们这些长年在线上工作的同志的，不成文的规定是过几年就轮换一次，调到海拔较低的地方去工作。总之一句话，你放心地下山，把孩子管好，把家管好，我在山上就会安心工作。
罗红英上山的第7天就几乎在董志全的“逼迫”下回格尔木了。她是流着眼泪下山的，这眼泪里蕴含着什么，董志全说不清，恐怕罗红英自己也难以说清。她还是拦了一辆顺路的便车给司机甩了百元钞票才上了车的，她临别前留给丈夫的话是：真的，也许我再不会上唐古拉山了，但作为妻子我天天都想和你生活在一起。
你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多下山几次，咱夫妻俩多一些相聚的日子。
这时，一阵大风卷起山中的积雪，掩没了红英乘坐的那辆汽车。他未看清妻子不住朝他招手的身影，在雪地上呆站了许久许久……
从我最初走向唐古拉山，到我2000年10月和现任唐古拉山兵站站长申北平在格尔木再次相遇、合影留念，这座在不少人眼里是魔王的大山，却一直被我视为英雄，岿然不动地屹克在我心里。
因为这里数十年如一日地生活着我们的指战员，一茬又一茬，一代又一代，他们虽有苦水，却不声张。处境清贫，却能忍耐。身有伤痕，却不退缩。他们是太阳之子，坚守雪原，坚守孤独。高山反应焚烧了他们身上所有的懦弱和污垢。作为一个从高原风雪中爬出来的作家，我永远不会抹掉自己身上的泥雪和沙粒，我尤其关注唐古拉山兵站的兵们。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写到过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最早采访的唐古拉山兵站的战友是吕传銮站长，时间在“文革”中。从那以后，这个兵站的同志一个又一个地在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了足印。我在写这部书稿的时候，翻阅了厚厚的一摞采访本，从最初的吕传銮到最近的申北平……是的，我只挑几位各个时期在唐古拉山兵站待过的官兵，将他们的足印组合成一条不是五彩缤纷的彩练、而是深沉而凝重的构筑在世界屋脊上的人生长廊……
吕传銮，职务：站长。采访时间：1968年×月×日。
那时候，对吕传銮来说最让他犯愁的事莫过于解决冬季取暖的问题了。青藏高原的冬天是漫长的，唐古拉山的冬季就更长了。
正常情况下从本年度的9月到来年的5月，都是冰封雪冻的日子。
吕站长能否让本站人员和过往的汽车部队安全地度过每年的冬季，解决取暖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那个年代，兵站的每个客房中间，砌一个用大油桶做的一人多高的炉子，烧煤砖取暖。
打煤砖绝对不是个好差使。首先是煤砖的数量特大，必须把200多吨煤做成煤砖，才能把这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打发走。从运土到码垛，全部是手工操作。黄土是用架子车从三四里外拉来的，一个人拉车，四个人推着，吭哧吭哧地走过一个坡又一个坡，累个贼死。水也是从二里路远的山谷的河里装水到油桶，再过沟爬坡地拉到站上。和煤、脱坯、搬煤砖……无一不是拼体力。每年打煤砖的六七月间正是唐古拉山多雨的季节，流大汗使牛力好不容易打好的煤砖，还没有晾干，突然落一场大雨，有时砸下来的是冰雹，所有的煤砖在瞬间就泡成了稀煤汤。
山东大汉吕传銮是个火爆子脾气，他站在大雨中冲着老天爷骂娘：“我操你姥姥啦，你这么整人，让我们今个冬天怎么活呀！”
骂归骂，活儿还得自个干，老天爷只能添乱绝不会帮你打一块煤砖的。
吕传銮有他的招法，他把打煤砖的任务包干到每个人手里，不管干部还是战士每人打煤砖300块。这办法还真灵，入冬前200吨煤全部变成了煤砖，整整齐齐地码在了煤房里。
当年，唐古拉山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是战士们用一块一块的煤砖把它烧得暖烘烘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煤砖，他们根本无法在这个地方站住脚。这种“半年打煤砖、半年烧煤砖”的生活，一直到80年代初，站上有了暖气，才宣告结束。
沈培法，职务：指导员。采访时间：1970年×月×日。
唐古拉山兵站初建站的几年里，是连的编制，1984年才变成了营级单位，指导员沈培法和吕传銮搭过班子，吕调走升迁后，他仍留在唐古拉山上。作为站上的老人他肩上的担子自然变重了。
具体地说，解决吃水问题耗尽了他的体力。
现在拧开水龙头用水的人是很难想象得出沈培法他们吃水的困难程度。留给那个年代从唐古拉山兵站过来的人的印象永远是，当时唐古拉山好像终年都是结冰的季节，河里的冰从来就不解冻。是的，沈培法说，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化冰取水。现在地球变暖了，当年是“结冰年代”。
冰在哪里呢？
离兵站不算远也不算近的山谷里有好几条河，远的三四公里，近的二三公里。反正都是冰河，砸冰，运冰。夏天运冰还好办，拿上几个鎯头和儿把铁镐、铁锹，敲敲打打，铲铲挖挖，就弄来了冰。
冬天一到，用这些家什想弄来冰，门儿也没有。整个一条河冻的密密实实，你就是拿十八磅重的大锤去砸，冰河也不开口。想想，零下40度的气候，还会有水吗？唐古拉山全成了冰的世界。
砸不来冰，那就剩下一个办法了：用炸药炸。
炸药的来源很困难，格尔木市面上根本没有，西宁也很难买到。沈培法便托亲托友地从兰州等地去买。炸冰不仅危险而且是一档子很吃力的事，用钢钎在冰层上钻出深眼——没有电钻的概念，只会抡起鎯头一下一下地砸着钢钎，慢慢地冰上便钻下了深眼。然后在冰眼里埋进炸药，爆破。在站上过往人员多用水量大的日子里，这种炸冰、运冰的工作从清早一直要干到夜里九、十点钟。
漫长的冬季不能去野外炸冰，入冬前站上的冰窖里已经贮存满了冰块。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地下冰窖，堆放着足够一个冬天站上用的冰块。一天夜里，沈培法打着手电到冰窖去取冰，他走到冰窖中间，猛乍乍地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用手电照着一看，是战士刘掌掌。原来傍晚刘掌掌下冰窖背冰块，背的冰块太多，累倒在地，不久就冻得昏了过去。多亏沈培法赶来救了他，要不他肯定会把命丢在冰窖里的。
刘掌掌冻倒在冰窖里的事发生后，站上就作出了一条规定：以后下窖背冰必须两人同行，而且要穿上皮大衣。
马尚武，职务：站长。采访时间：1975年8月×日。
在唐古拉山兵站的历届站长中，马尚武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70年到1976年共呆了7年，2年副站长，5年站长。后来他担任了格尔木大站站长、青藏兵站部副部长、总后西北物资局副局长。他在副师职的岗位就干了10年，实属少见。我在《青藏高原之脊》的报告文学里用了较长的文字写了他，当时他是格尔木大站站长。
马尚武说：“我在唐古拉山兵站7年中，年年都在创业，年年都在‘栽树’，在那样一个恶劣环境里工作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享受和‘乘凉’的问题。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美好。我常对站上的同志说，让过往的同志进了唐古拉山兵站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就很满足了。”
25年前留在我采访本上的这段文字，今天读起来仍然蛮有人情味。马尚武7年中在唐古拉山遭受的痛苦——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不用说大家都能想象得出来的。他带领全站人员用智慧和火热的胸膛给经过唐古拉山的人们创造的人情温暖，使每个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永记心间，成为一份人间最珍贵的回忆。
我想起了他当时满怀深情给我讲的那盏灯的故事。
那是在唐古拉山兵站刚建起的日子，第一任站长王光荣用废弃的罐头盒自制了一盏油灯，每天晚上放在兵站大门旁一个特制的高台上。做这盏灯放在这个地方，老站长自有良苦用心：那时候青藏公路沿线所有的兵站都没有发电设备，照明全部用煤油灯。
在线上执勤的汽车全是进口的、被国外淘汰下来的破烂货，经常有抛锚车。每天晚上很晚了总有零零星星的汽车才到站。老站长做这盏灯就是专为这些抛锚车的驾驶员照亮。他说：“咱们住的这唐古拉山上一到夜晚，天黑得锅底一样，好像全世界的黑暗全集中在这里了。驾驶员们黑灯瞎火地开着车在山里跑，心里又寒冷又害怕，有这盏灯点燃在兵站门口，他们看见它马上就会想到家。”
马尚武的贡献不仅是在他任站长的7年中一直保持给兵站门口这盏灯里添油加捻，还在于他把那盏罐头盒灯更换成了玻璃马灯，那是他专门派人从兰州买来的。
唐古拉山兵站的那盏马灯，每晚都闪烁在风雪咆哮的夜幕里。
它给高原夜行人送去了多少温暖，多少动力！
郑民曹，职务：站长。采访时间：1999年8月18日。
我们一行4人是中午1时半到唐古拉山兵站的。这一行人包括《解放军文艺》副主编王瑛，解放军出版社编辑文清丽，还有青藏兵站部青年作家王鹏。我和王鹏是故地重来，两位女同志是初登这块制高点，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兵站为她们准备的氧气似乎也无兴趣去享受，四处转着采访、参观去了。
我找到站长郑民曹，他正在食堂帮炊事员给我们准备饭菜。
我把他叫到会议室里接受采访。他有点不大愿意谈话，对我说，你这么大年纪跑上山干什么，就果在格尔木我们可以下山给你汇报。
我无法接受他这份盛情，问他：你在山上呆了几年？他说：5年。
就这2个字，再也不往下说了。我看出了他有心事，便直接问道：
你心里一定窝着什么不顺畅的事吧？他抬头望了我一眼，又耷拉下眼皮，没好气地说：死人啦，你让我能顺畅吗？我心里一怔，难怪他一直拉长个脸，我又试探着问：谁死了？他说：今年才入伍的新兵李文辉。
我没有马上再问下去，心里沉沉的难受。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怎么在站上死了人的当儿要他接受采访。我俩都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倒是他忍耐不住了，给我讲了李文辉是怎么死的。
昨天，李文辉被站上派到格尔木去购买一些生活日用品。谁能摊派到这个差事应该是很高兴的事，久居高山，几乎与世隔绝，高原人到了格尔木就像到了“大上海”，大开眼界，可以买到许多心爱之物——自然最主要的是给远在家乡的女朋友的礼物了。这次站上领导让李文辉去格尔木却丝毫没有叫他逛商城的意思，他上山这一年来，高山反应一直过不去，总是说头疼，睡不好觉。领导让他买完日用品后在格尔木多住两天，到22医院去看看病。谁能想到，他乘坐的地方那辆车，开到长江源头时翻了车，他当场死亡。
当天就把他的尸体运到了格尔木……
郑民曹讲到这里，眼眶含满泪水，他低着头不敢看我。许久，他才说，如果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是不会派李文辉下山的，刚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腼腼腆腆的兵，怎么转眼之间就永远不见了！郑民曹非常懊悔，泪流满面，我却无法安慰他。他还告诉我，他1995年就调到唐古拉山兵站了，开始当副站长，1998年初才提为站长。上山这5年中，我眼看着三个同志丧了命，当然不全是兵站的，还有过山的游客。他说，他的爱人和孩子都住在格尔木，他很少到格尔木去，无法管他们。孩子常常生病，爱人总叨叨着他不顾家。他给爱人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想和你们长年生活在一起，不由我呀！咱们有了难处就自己“消化”吧，别给组织添麻烦了。确实是这样，我上山5年来，没有一次找领导的麻烦。我也大小算个“官”，我知道领导的难处。
我从会议室出来时，脸上的泪痕还未干。文清丽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有高山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