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拉山“一家人”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唐古拉山巅太需要建一个兵站了！
发出这样的感叹自然是在唐古拉山还没有兵站的日了里。我入伍到高原那阵子，青藏公路通车不久，沿线兵站简陋的情景是令今人无法想象的。绝大多数兵站是窑洞式的帐篷房，就是用木头支成拱形支架，外面罩一层油毡。那就是我们汽车兵的家呀，跑一天车，乏得浑身的骨头都松了铆，到了站上将被子往通铺上一摊，上面压件皮大衣，钻进被窝里不翻身一直睡个通宵。受罪的时辰是在第二天起床后，夜间嘴里哈出的气在被头结了一层硬硬的白霜。不管怎么说吧，兵站毕竟是我们的家。
唐古拉山是青藏公路的制高点，海拔5200多米，是最艰苦的地方。我们这些跑车的司机需要在山上有个歇脚喘气的地方，如果因车子抛锚窝在山中，更需要有个兵站去食宿。可是，没有兵站。在大家都希望最应该设立兵站的地方，就是没有兵站！
那会儿，我们一个当兵的就知道上级应该在唐古拉山建立兵站，却不知道上级为什么迟迟在那儿不建站。脑子变得活泛一点装的事情多了一些那是若干年后的事。那时候我已经不开汽车当了军官，才知道青藏兵站部的历任领导从来就没有放弃在唐古拉山上建站的打算，而且已经着手做建站的工作——派人踏勘地形、考证了好几次。只是在海拔这么高的“无人区”里建立兵站，实在太不容易下决心了！不把地点选好，不把兵站建起来后人员的生活问题安排得妥妥切切，特别是水源、取暖以及供氧问题解决好，就是建起了兵站，也是难以住人的。当我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突然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唐古拉山巅没有设立兵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
记得那是1963年夏天——也是我在高原的最后一个夏天，那之后不久，我就调到了北京工作——一个太阳十分灿烂的中午，我特地将车停在山巅一处朝阳处，用依恋不舍的心情“观赏”了这里独特的风光。这之前我已经数十次地攀上过唐古拉山，它留给我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我恐惧它的缺氧，恐惧它的酷寒，恐惧它的险峻。可是，这一天，我一反常态地发现了它的寒中之暖，险中之美。
人站在这里，首先一个感觉是天地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你的手一伸仿佛就能摸着天顶。天上那些千姿百态的、大朵大朵的白得透亮的流云，缓缓地就从你的指缝间走过。你的周围全是排列着参差不齐的褐色的石山，山与蓝天衔接处是一道淡淡的略呈白色的线，那当然不叫地平线，而应该称为山平线。山势并不陡，是缓冲似的坡地，在这坡地上除偶尔可见一朵朵雪莲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植物生存的痕迹。当然有动物了，远处站着一队队黄羊，正仰起头惊奇地看着停在公路上的汽车和我们这些开车的司机。
我和我的战友们，站在公路上久久地欣赏着这令人陶醉的唐古拉山风光，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离开此地的。
1964年春天，在祖国的内地随时可见花簇争艳，绿荫拂动。
可是在冰封雪裹的唐古拉山上，丝毫看不到春的影子，只有狂啸的寒风卷着雪团在不知疲倦的、投黑没明地吼叫着。本来蜷缩在深山某个淘里的藏羚羊、雪鸡、野牦牛们实在抵御不了这严寒的侵袭，纷纷跑到公路边觅吃找温暖。一顶住着十多个官兵的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大摇大摆地跑进来几只藏羚羊，它们求助的眼里含满怜悯和乞求。一连几天兵们与这些野生动物同住一室，谁也不去伤害它们。
这些兵就是在山上建立兵站的开拓者。从此，这个兵站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居民点之一，出现于青藏公路的制高点上。它的具体海拔高度为5280米。这顶帐篷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唐古拉山的冷寞与荒芜，寒风的怒叫声似乎比平日加倍地逞狂着。然而，用白灰刷在帐篷上那“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10个大字，显然在向世人宣布：这儿即将是兵的天下了！
一切都来得那么的必然：两个月后，这儿就出现了一排帐篷房。有了一圈半人高的、用高原上特有的黑粘上垒起的围墙。门前那坑洼不平的车场上，时不时地会有汽车停驶，司机们走进帐篷房去用膳。
这就是唐古拉山兵站。
我没有考证过，它是不是唐古拉山巅是早出现的常住户，但是它是最早的常住户之一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说它是长住户是指这个单位而言，这个单位里的官兵却全是“临时户口”，兵是三两年就换一茬，军官则换的似乎更勤快。原因是众人皆知的：严重的高山反应毫不例外地对每一个在这里不管呆一个小时还是长住一年半载的人都要进行残酷无情的袭击，当它变得龇牙咧嘴的时候，就会毫不客气地夺去你的生命。在这个青藏公路的制高点上走完生命里程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没统计过。由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从事文学创作的缘故，便养成了一个办事格外讲究用数字说明问题的习惯。举个例子：你告诉我格尔木有一年刮了一次特大的风沙，许多烟囱都被刮倒，公路上积起厚厚的沙土，汽车都无法行驶了，有些居民家的门窗也被沙土封住了。在你给我的这个信息中，我会理所当然地追根刨底地让你告诉我：那次刮的是几级大风，多少年没遇过；有多少烟囱被刮倒了，是从中间倒了还是打根部倒了；公路上的积沙是几寸或几尺厚，堵塞交通多长时间；居民的家门或窗被沙土封到了什么程度，居民们出门怎么办，等等。我在这几列举这个事例，是为了引出下面郭立业给我讲的关于因高山缺氧而丧命于唐古拉山上的人的故事。
郭立业是汽车某团的修理工，他在青藏公路刚一通车就随团队上线执勤。他没有上过几天学，但是由于在青藏高原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生活的时间太长，有了自己的一些独到的感受，便做起了文学梦。他写过一些作品，发表的很少，绝大部分压在他老婆给他准备的专门放稿件的木箱里。我曾和他合作为《解放军报》写过他所在团爱车标兵汪龙兴的长篇通讯。他是个故事篓子，自然讲的都是青藏高原上的故事。我每次去高原他总是能提前得到消息，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吃西北风味的饭菜，我作品里的许多故事都是他提供的。他曾经多次劝我写一篇关于被唐古拉山高山反应夺去生命的高原人的报告文学，他说他掌握这方面的“死亡档案”就有30例，而且都有他初步写成的文字材料，他无能力完成这个创作任务，愿毫不保留地提供给我。我满口答应了，愿意和他合作。
但是这些年来我的创作任务太重，总是难以腾出手来，所以我们的合作一直未付诸行动。90年代初，记不得是1993年还是1994年，我得知他重病染身，曾去汽车团的家属院看望他，他家的门上挂着一把冷冰冰的铁锁。邻人告诉我，老郭已经在不久前去世了。
我站在那把仿佛生了锈的铁锁前沉默了许久。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高原”，他真正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青藏线。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老郭为什么一再劝我写“唐古拉山”的“死亡档案”？记得好像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到北京，催我早点动手写那篇作品。我当然不知道他得了重病，也就没把他的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后悔，不是因为我少创作了一篇作品，而是由于我的拖拉或者说麻木没有了却一位老高原的心事。他带着那30例“唐古拉山的死亡档案”去天国，心灵上的负担必然是很重的。为了创作这篇作品他给我说过这样的话：
宗仁老师（他总是这样称呼我，他年龄比我大差不多10岁，这使我很不安，但我却无法制止住他这么称呼我），我恨死了唐古拉山这座山，它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忙问：那是怎么回事？他说：50年代末，我就是20多岁吧，记得是第3次翻越唐古拉山，得上了高山肺水肿，车队竟然没有一片可以为我治病的药，还是我从一位乘车的中校军官那儿找了几片“ABC”。太珍贵了，有了这点药我总算没有倒在半路上。到了拉萨打了几针，才保住了命。我又问：你当时是怎么得上肺水肿的？他说：连队有一台车在山中的搓板路上颠断了钢板，我是随车的修理工，躺在雪窝里换钢板。整得出了一身热汗，又被冷风一吹，便感冒了。那个地方只要一感冒，很快就转成了肺水肿，生生死死的事易如反掌。
我猜测，很可能是因为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郭立业才恨起了唐古拉山，也才注意搜集唐古拉山这个吃人魔王的“罪行”。他当然会明白，控诉唐古拉山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但是让世人知道高原军人是在怎样一种艰难的生存环境里抗争着却是十分必要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催我动笔，甚至在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没有忘记给我写信，这表明他要干这件事的急切心情！
一个普普通通的修理工就掌握了30例死在唐古拉山的“死亡档案”，我深信不疑地认为这30名死者在他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痕是很深的。不过，现在我要更正一下，这份“死亡档案”的人数应该是31例了。郭立业最初逃脱了死亡，最终还是死在唐古拉山的魔掌里。
我的话题还是回到唐古拉山兵站上来吧！
唐古拉山在蒙语里是“山中山”的意思。没去过的人总以为那是很高很险的地方，如果一不小心摔下去，就会造成千古恨。其实到了唐古拉山的人，最突出的感觉是看不到大山，尽是丘陵式的峰峦。可不是吗？格尔木的起点是海拔2800米，就是说从那儿开始爬山，车行近千里路才到唐古拉山，一路的缓坡，好像上楼梯似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到了山顶。难怪有个外国游客上了唐古拉山后，站在兵站营门前环顾了一番，用生硬的汉语问：“唐古拉，世界屋脊，为什么不高？”兵站的一位领导是这样回答他的：“山至高则无高，至大则无大。”那位外国游客惊讶地问：“你懂哲学？是大学生？”回答：“刚分到山上的军事院校的大学生。”外国人竖起了大拇指。
在青藏线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你能到唐古拉山来，就是躺在那里不干工作，也是一种奉献。
唐古拉山兵站的指战员们没有一个躺着不干工作的。说得更确切点，他们不比别人少干工作。这句流传的话只是在告诉人们，那个地方确确实实太艰苦了，艰苦到人空手攥拳头走路都喘不过气来。应该说绝大部分人是认这个帐的，至于个别同志嘛不以为然也是难免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人，出现点“个别情况”实在是太正常了。罗红英女士就属于这“个别人”。
罗红英？
现任唐古拉山兵站副站长董志全的爱人。她和志全都是四川内江人，认识志全则是志全当兵以后，她嫁给志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高原军人的崇敬之情，当然她爱志全的基础是他高贵的军人人品。在他们接触了半年以后，她就把心掏给了对方。记得定下两人的终身大事以后，志全特别说了这么一句话：“任何一个跟上高原军人的女人，都回避不了吃苦这一关。”罗红英回答：“你吃不了的苦我替你吃还不成？”这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战。
他们是1993年结婚的，1997年罗红英随军，这时他们的孩子已经两岁了。按兵站部的规定，随军家属住在格尔木家属院，山上太苦，娃娃婆姨受不了。董志全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山上，两人实际上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生活。不知是这么多年志全在山上呆烦了，还是身体真的被高山反应折磨得疲惫了，他和红英见了面唠的最多的话题都是说山上太苦，他有点承受不了。妻子自然是心疼丈夫了，但是他唠叨得有点多了，她便烦了：董志全，你把山上说得那么苦，叫我心里也牵挂起来了，还让我在格尔木能干活儿吗？志全忙说：山上苦这是明摆着的事，不过我—个大男人总是能撑得住的，你放心好了！
罗红英能放心得下吗？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上山走一遭！
她先斩后奏。写信把母亲叫到格尔木，给她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动身上山的头一天她才给志全打了个电话说她就要出发了。
志全吃了一惊：你上山？怎么搞突然袭击？红英笑答：想你呗！怎么不欢迎？志全：哪里，我是说我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再说山上这么苦……红英打断他的话：看看，又来了。我就是冲着这苦上山的，你吃不了的苦，我来替你吃！
罗红英是那种办事利索干脆又风风火火的女人，出了家属院的门她站在路边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把头伸出来：“去哪儿？”
“唐古拉山！”司机上下打量了一下她，说：“唐古拉？那可是女人不去的地方呀！”红英：“我这不是要去吗？”“你要去，我这大男人却不敢去。”司机说着就要开车走，红英甩给他一张百元钞票，司机眼里挤出一丝笑：“上车吧！”红英损了他一句：“看来你还是爱钱！”司机反问：“难道你不爱钱吗？”
夜里11时半，红英到了唐古拉山兵站。董志全站在营门口等着，身上已经落了不算薄的一层雪。
你总算上山了！志全长长地嘘了口气。
放心吧，丢不了！她说。
不，我的担心刚开始，这山上……
红英打断了丈夫的话：看看，又来了，山上太苦，婆姨娃娃受不了。对不？
志全说：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董志全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唐古拉山的残酷无情很快就浸透到罗红英的脉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