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和黄翔是这一类在黑暗与光明际会时刻的诗人的代表。像他们在压抑中用传统方式唱出受压抑声音的诗人还有哑默、路茫等。这些诗人的诗敢创作以明确的对于灾难性现实的批判思考而有别于传统的颂耿形态。但他们又以坚定的理想激情体现了与50年代诗歌精神的接续，他们的力量在于批判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和独立精神。超前形态的愤激的声音具有诱发的力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灵智。他们创造了以传统的方式而充盈着反叛精神的忠实于特定时代的艺术方式。这种方式面向中国新诗的未来，却生发于过去那些优秀的艺术经验的积累，他们的激情淘筛了以往的矫饰和虚夸，而他们的面对社会积街的勇敢和坚定又根本区别于以往的顺从和媚俗对于理想的追寻和把握时代而对之实行批判，正是这些过渡性诗人对中国新诗在新时代求得开拓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启蒙一当然还由于别的一些因素，中国新诗随后产生的巨变方才成为可能。
诗歌和文学的发展在史家的眼光中往往予以截然的阶段的划分，但事实却难以如此，往往是新的潮流出现了而旧的潮流未必就此浬没。中国新诗在历史新时期尽管出现了艺术的跨越时代的巨变，但事实却是所谓新旧的交替表现为彼此的互渗和胶着的状态，近于实际的判断是旧中有新、新中有旧，虽有呈主流状态的嬗变，而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断然区分。
文革结束初期，最引人注目的诗界现象是呼唤诗歌直面现实的人生，以真诚的追寻重新燃起人们对诗的信心和热情。艾青为此呼吁诗人必须讲真话，公刘也提出诗要真诚。当日的抗争是杜绝虚假，以真实的血泪的声音表现诗人的良知而与千篇一律的空洞叫喊和矫情对抗。几乎所有的诗人都站在了这一旗峡之下，他们以对于动乱时势的感知和亲历的灾难，提炼而为凝聚着特殊时代精神的诗篇，总的题目是投射着黑暗的阴影的光的赞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饱经离乱和心灵狀害之苦的归来的一群。
一批年轻的耿者以他们拥有的经历加人了归来的合唱。他们和他们的前辈虽说经历了同一个悲苦的年代，但感受并不全然相同。对于他们的前辈而言，年华的骤失不仅意味着苦难的人生，而且意味着不可换回的人生；他们则是转眼之间童年宣告消失，或是转眼之间人已中年。李其纲的《魔方、积木及其它》把玩积木和玩魔方作为两代人的象征，积木化为火的消失喻指着这一代人的特有悲凉。这诗传达了对于玩魔方的童年的羡慕。杨牧的《我是青年》是另一种年龄段人的青春祭。这诗表达了被称为青年而事实已进入中年的特殊的一代人的心境，自我揶揄中透露着辛酸，心灵痛楚中依然感到责任。杨牧和周涛、章德益长期生活在西北，他们的诗强悍、粗犷、雄浑，具有男性的力量，被认为是新边塞诗群的代表诗人。杨牧的《她骑马走向晶亮的雪山》、周涛的《鹰之击》、章德益的《地球赐给我这一角荒原》，均属于这时期的诗歌力作。
回望青春的眷恋与失落感，是这一代诗人重要的创作主题。李小雨（1951）的《红纱巾》是一首典型的诗篇。这诗的副题是写在第二十九个生日时。红纱巾记载着青春的血液和跳跃的脉搏，它曾是我的颜色，它也保留了噩梦的惊恐，在今日的风雪中，它依然点染着我那疲乏的并不年轻的青春，作为青春纪念的象征，它有着典型意义。引人注目的是，这首迟到的青春之歌中多了点这一年龄罕有的苍桑，这正是特殊时代留下的印记。傅天琳写过一系列果园生活的诗，让岩石覆盖苍茫，使荆棘护卫昨天，该埋葬的永远埋葬，这是一代人的《心音》。她的最重要的诗是《七层塔顶的黄桷树》，它通过这一独特的意象，对这一代人的生存困境作了特异的概括：
一棵树长在了塔顶——
七层塔顶的黄桷树，
像一件高高晾着的衣衫，
旷野，
拖着寂寞的影子，
许是鸟儿口中，
偶然失落的一粒籽核，
不偏不倚，
在砖与灰的夹缝里，
萌发了永恒的灾难。
她不知道那摇曳的枝叶究竟是舞蹈还是挣扎，但她觉察到了这种绝不会死去的活着是充满了喜剧色彩的一场永恒的灾难：她用近于揶揄的口气说这树它活得多别扭。傅天琳的诗写出一代人生存的尴尬。当然，也有这一代人那种对于信念的执着。
诞生在50年代前后的这批诗人，他们受到传统诗教的营养，诗歌是他们传达理想表现真实人生的手段。一旦环境有了改善他们便会迅速地弃置昨日的迷惘而以真诚的声音面对他们的时代。文革的结束重新燃起他们以诗行使权力的使命感。最早的呼声来自李发模（1942—）的诗，他在长诗《呼声》中控诉文革对于一位无辜少女的迫害，他呼吁制止这种残暴的死亡。此诗保持了繁冗叙事的特点，对于故事的注重使它忽视了提炼。它是把50年代诗风与文革现实予以衔接的最初的尝试。
1979年出现了两首引起震撼的诗，这就是叶文福（1942—）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和雷抒雁（1942—）的《小草在歌唱》。这两首诗弥合了诗与现实曾经发生的脱节，诗的视野重新向着现实生活矛盾表现出尖锐紧张的地方，向着民众关切的主题接近。诗人的正义和良知，锐利地指向腐败和邪恶的力量。前者为此经受新的磨难，但他的勇气激动了全社会。
社会性命题不仅唤起诗人的热情，而且得到社会积极的回应。曲有源继承和发展了郭小川式的激情，他的政治抒情诗超越了颂耿模式而具有强大的批判和讽刺的力量。《关于人党动机》、《打呼噜会议》等诗都以尖刺向着当时已经显露的社会痼弊。曲有源同样为此付出代价。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和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都是出现在80年代第一年的名篇。这些诗均以积极的介入生活和为民众代言的倾向而为诗歌羸得了声誉。一些诗如《将军，不能这样做》或《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都因干预了生活而受到生活的干预。这些，当然都是中国社会古老的话题，既是积习原也不必多怪。尽管这些实践未必为诗学的开拓积累更多的经验，但诗人的真诚和勇气都化作了新时期诗歌美好的一页记忆。
这一时期诗创作响应了诗人要讲真话的号召，并以此对抗和替代前此时期诗歌创作的假、大、空，使诗回到良性循环的秩序。但是介入和贴近现实生活并不意味着对待美的轻忽。一些诗体在关切社会的同时表现了过于具体、直接甚至冗繁，这是值得总结的倾向。这时期有首韩瀚创作的《重量》。以近于纯净的诗的方式（包括凝炼、含蓄、简洁等）表达了充分社会性的命题——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韩瀚的经验成为这一时期诗歌面对血泪真实的一个总结。
这是被逼迫流放的一代，他们的青春之花经历了风雪的摧残，却也在那里洒下了汗水，取得了通往成熟人生的宝贵经验。他们的诗中保留了泥土的香味和劳苦农人的人性温馨，这似是艰难环境额外的报偿。李松涛（1950）带来了山野《第一缕炊烟》，他在政治充斥着诗行的年代，把来自田野的成熟的秋声邀回诗中，人们从他的《盛秋》一类诗中欣喜地与久违了的声韵之美重逢。叶延滨（1948）在陕北的黄土坡上获得了美好人性的震撼，他在物质的贫瘠中感悟到精神的富足。组诗《干妈》堪称这一代诗人吸取自民间的最丰足的收获。千妈是新时代的大堰河，我们从不同时代诗人的笔下，发现了那里流淌着共同的滋润诗心的母性的乳汁。
从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到文革结束，再到广大的知青流放者加人归来的歌咏，对中国新诗来说，是展开一个划时代变革的准备期。应当说，从社会政治的因素到文化艺术的因素，对于一个新的诗潮的形成，业已提供了充沛的条件。
萧萧的凉风中，
黎明，在缓缓地分娩。
哦，光明的诞生原来这样痛苦，
看山的那边
还渗出一滴殷红的血。
这首由王泽洲创作的《日出》仿佛是一个宣告，日出不仅不再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光芒万丈，而且是一种艰难苦痛的诞生。这种转变是时代性的，它表达了诗人的觉醒。对世间万象的观照和表现并不存在单一的受规定的模式，所有的人都可以选择和拥有自己的视点和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首《日出》的风格还预示：一种悲怆的忧患的审美态度正在涌现，它将消解已成定格的欢乐时代。
文革的动乱使中国新诗自50年代以来的线性发展突告中断。在此之前，诗的艺术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动机所规定，诗的运营也由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所组织。基于巩固新政权的曲折动机，促使诗加速了向着一统化以及古典和格律的回归进程，而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几乎切断了中国诗与外国现代诗的所有联系。陷人孤立的新诗只能听凭于政治的驱使，而把艺术的和诗美的可能丢失殆尽。
极限产生新的希望，危境促发生机。对于僵硬的非诗规范的反叛，在新诗的废墟中萌生。抄家和焚毁的剩余物，那些理应被消灭的幸存者一人类优秀的文化和诗在那些已醒悟的受欺骗者中悄悄地流传。许多材料都记载了当日的禁书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流传的事实。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黄皮书热潮同时在白洋淀展开。除去被查封的《奥涅金》、《当代英雄》、《红楼梦》等外，这些青年还读到了刚刚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些现代派诗作。这些自由不羁的灵魂诉说，使他们饱享了偷食禁果的快乐，也开启了他们的心智。早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十七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不知从那个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这些书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维。另一篇材料记载，除了上述书名外，还涉及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梅热拉依梯斯的组诗《人》和《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茨维塔耶娃的组诗《尘世的特征》、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这些记述提供了新诗复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的实证。越是思想统治、文化禁锢的年代，人们越是采取异端的方式以更为迫切的心情攫取精神食粮。
这种地下阅读为中国新诗在新时代的发展作了广泛的文化和诗学的准备。与此种阅读有关的是那时文学青年中自然形成的各种基地、文化沙龙和各种人际交往的團子。其中如著名的白洋淀就是集中了一批诗人的一个基地。人们利用这些形式写作和交流切磋诗艺，包括朗诵、传抄和出版油印小册子。
动乱的时代在宣告死亡的同时宣告新生。文革把诗推向了歌颂狂热运动和现代迷信的极限，由此也产生了对它实行否定并予以超越的愿望和实践。这批诗人的出现并不是大学中文系制造出来的，而是，他们面临时代的贫乏和精神的深渊。特殊的经历和有异于常的感受，寻找新的语言、新的意象和新的表达方式。对于庸俗化了的古典艺术形式的厌倦，使年轻一代更为倾心于现代主义的表达。这种表达与他们的文化接受有关、与他们幻灭式的追求和流浪的处境有关、也与思想统治下的受到限制的语言环境有关。新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在那一代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严力说过：当时我们既想用现代一些的手法但又下意识或有意识地担心因文字而被定罪，所以写的时候有时会多拐几个弯，但那种被压抑的忧愁气氛在诗里从头贯穿至尾。现代手法或称对西方现代诗的模仿反过来让我们对放人的情感有种慰藉，就好像这种形式才是适合灵魂躺进去休息的躯壳。
对于现代主义或现代倾向的选择与对既有模式的拒绝表现为因果关系。新诗人断然排斥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污染，这种排斥造成与对象拉开距离的陌生感，新鲜意象通过暗示和隐喻造出了震撼的效果，以此为契机引爆一场新的艺术变革。在以往充斥着红旗、青松、巨浪、光芒以及磅礴欲出、冉冉升起和反帝反修的地方，如今出现一个奇异的世界——
果子熟了，
这红色的血，
我的果园染红了，
同一块天空的夜晚，
一条浸血的飘带散发不穷的腥气，
吸引四面八方的恶狗狂吠通筲，
用苦艾酒洗浇一下受创的灵魂，
剖开脚下的土地，
掩埋下这颗幽咽的心……
这表面看来是一种替代，但替代的背后是决绝，决绝预示了一场挑战。
从1976年10月文革的覆灭到1978年底，时间飞速地前进了两年。这两年酝酿着一个重大的时代一即结束自我禁锢而转向对世界开放的时代的到来。社会的巨变使中国的诗歌（当然不只诗歌）受到直接的鼓励。几乎与1978年底的那个决定开放政策的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时刻，北京一个民间的刊物《今天》终于宣告出版。
这是一次年轻、单纯、充满才气而又颇为自负的宣告。《今天》创刊号发表的《致读者》这样宣称：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