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组成部份。它是诞生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诗在50年代以后的合理延伸。当代诗歌在内涵和形式上都继承了中国新诗的基本品质，即它是以接近口语的白话为语言手段，以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的生活及人的情感为基本内容，而与表现古代生活、情感的，严格按照中国古典诗规律写作的中国传统诗歌形态区别开来。
当代新诗受到中国现实政治极大的影响。本世纪40年代中国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接着爆发了国共两党的内战，在中国大陆习惯地称为解放战争。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最后决定了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因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形成了政治意识很强的文艺观念，通常把这种观念叫做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种文艺形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由解放区推向中国大陆，遂成为主流的文学形态。
中国新诗在当代的发展，受到上述环境的制约，它一开始便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趋势。最早出现的诗潮是为新中国欢呼的颂歌。许多著名诗人都写了热情的诗篇，歌唱这个新诞生的共和国，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艾青的《国旗》、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以及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诗人们都试图改变以往的习惯，使诗成为对生活持乐观的肯定态度的一种单纯的文学样式。这样的诗学观念与当日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步进行。从歌颂新中国到歌颂新生活的当代新诗的颂歌形态，既是对诗的创作内涵的规定，也是对诗的基本任务的规定。
在五四时代就以《女神》的独特声音赢得声誉的郭沫若（1892—1978），率先写出一批这样的诗歌，他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写诗，从某项政策的颁布到农村的学文化和防治棉虫。为了加强政治意识，他不惜以大量的标语口号人诗，著名的组诗《百花齐放》可以说是以简单的外形比附而装填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标本。郭沫若这一时期还写了很多旧体诗。
艾青（1910）是另一位重要诗人，他过去以表达中国的苦难和悲哀而享誉诗界。50年代以后他力图调整自己的声音和形象。他努力用欢乐的调子表现新的生活，出现了《欢呼集》、《宝石的红星》、《黑幾》、《青天》、《海岬上》等诗集，但是艾青并没有写出可与过去的《向太阳》、《火把》等相比拟的优秀作品。
舆论一律的时代要求于诗的，也是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一律的模式。这对于所有有自己艺术追求的诗人都是一种困扼。艾青的创作就在这样充满矛盾的状态中进行着，这种矛盾可以概括为政治规范与艺术自由的基本冲突。他在按照时尚写出如《好！》、《早晨三点钟》、《藏枪记》这些诗的同时，也按照自己的艺术个性写了如《礁石》、《双尖山》、《在智利的海岬上》等作品。但是后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和批判。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艾青的消失是一种必然。
其它老诗人也是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写着新生活的颂歌。他们在思想改造中否定了过去脱离群众的歧途，决心克服个人主义唱出集体主义的声音。何其芳、冯至都有过对于过去创作的沉重的检讨。冯至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在阻碍我们，使我们看不清人民集体的伟大的力量。它使我们执着在自己身上，患得患失。我最早写诗，不过是行写个人的一些感触，后来范围比较扩大了，也不过是写些个人主观上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这个个人非常狭隘，看法多半是错误的，和广大人民的命运更是联系不起来。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大体上概括了当时一批老诗人的自我否定的倾向。
旧的个人主义的情趣否定之后，诗人们转向集体的和群众的颂歌中寻找出路。这就使当代新诗的颂歌时代成为必然。作为新诗在新时代转型付出的代价，就是个人性在诗中的消失，这包括诗人的自我形象，属于个人的艺术风格和表达方式，以及个性化的语言特性等。
诗学一律的总体氛围虽然强大，但长期形成的艺术品质都不至于在一时之间丧失殆尽。这时期田间（1916—1985）的创作仍然相当旺盛，他继承了《赶车传》和《中国牧歌》的短句形式写出了《向日葵》、《汽笛》、《马头琴歌集》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随后，配合农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过程，他写出了《赶车传》的其余几部，合计七部，表达了诗人对人间仙境的天堂的向往。这时期田间创作极重象征手法，失度的超越给他的作品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尽管他声称他要用诗记录我们时代的变化，但都表现出与社会现实和人民情感的严重脱节。
臧克家的写作数量相当多。他在《一颗新星》、《春风集》、《欢呼集》等诗集中，倾心于歌颂新的生活。臧克家浯言明快却缺少《烙印》那样的凝厚精警。但写于1树9年的《有的人》却保留了《烙印》的风格而得到流传。冯至（1905—1993）和卞之琳、有着深厚的外国文学的积蕴，他们的诗受到西方诗歌深刻的影响，但在新的诗观的冲击下，他们的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扬，反而使创作屡陷困难。卞之琳曾试验以民歌体写诗但没有成功。倒是冯至的《韩波砍柴》却以他所揸长的传统方式，记述了一个人在饥寒中死去的有关阶级的新故事。这里有新观念的加入，虽在歌颂今日却摒弃了表面化的政治套语。
当日一位青年诗人曾以单纯而欢乐的声音，礼赞那个时代：
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
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
那时严峻的年代还没有到来，诗的天空还望不见一丝乌云，周遭还洋溢着百花时代迷人的春色。获得新生活欢欣的诗人，以单纯的喜悦讴歌这百花盛开的春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诗装扮了这个春天的瑰丽。成为新中国诗歌的动人景观的除了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成长的业余诗歌创作（其中如王老九、黄声孝等），还有由各个少数民族诗人用各种民族语言写成的诗篇，其中如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韦其麟的《百鸟衣》、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铁衣甫江艾里耶夫的《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等或从历史或从现实的角度，展现一幅幅繁丽的生活图景。晓雪是白族诗人，早年以诗论《生活的牧歌》成名，诗歌创作颇丰，他的诗风清丽明畅，传达出苍山洱海的特异风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诗人中成绩显著者，此外尚有土家族的汪承栋、朝鲜族的金哲、傣族的康朗甩和康朗英、藏族的饶阶巴桑等。
这是一个放声歌唱的年代，整个的诗坛迷漫着喜气洋洋的充满理想和希望的早春情调。从解放区来的和从国民党统治区走进这共和国门槛的诗人，都在用他们的激情的笔，描画这时代新的诗情。其中如徐迟、袁水拍、严辰、戈壁舟、阮章竞等都有贡献给表现工农业建设的颂歌，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诗中杜绝流露出哪怕一点点个人倾向，而是专注地表现集体的情感和思想。
在表现新的生活方面，闻捷和李季这两位来自解放区的诗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许是因为对这样的环境氛围已经熟悉，这两位诗人都没有像国统区诗人那样经历巨大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他们顺利地开始了他们创作的新时期。
闻捷（1923—1971）以诗集《天山牧歌》引起普遍的关注。这些诗选取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的充满生机的劳动和爱情为基本题材。新的生活理想、崇高的追求、劳动的热情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的融汇，使他的这些诗对于新生活的歌颂具有瑰丽的边疆风俗和奇幻的自然景观相结合的特点。闻捷的诗是劳动加爱情的典型模式，多采用不严格的四行一节、大体整齐而押韵的体式。他还著有长诗《复仇的火焰》，是西北一次平叛战事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气势宏大，描写精细。
李季（1922—1980）以响应延安讲话创作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而成为重要诗人。在这部长诗中，他大量引用原始民歌形态以增强新诗的艺术表现力。以民间咏唱的方式，讲述个人的幸福与集体革命事业的不可分割。长诗叙述了革命的受阻以及后方的胜利、主人公的爱情也经由挫折而导致最后的大团圆。陕北信天游的体式赋予长诗以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民俗的效果。50年代以来他专注于表现玉门油矿的现实生活而被称为石油诗人。他的诗风也从民歌的局限脱颖而出，跨入了新诗半格律体的创造行列。李季和闻捷共同开创了生活行情诗的格局。他的诗表现由战争向着建设的题材推移，由士兵向着石油工人的形象推移的过程。著有《玉门诗抄》等短诗集，又有长诗《杨高传》（由《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玉门儿女出征记》等三部组成）。他此时创作的短诗也如闻捷，是大体整齐的半格律体，与过去只是形式上模仿民歌而有了新的拓展。李季的短诗多截取生活中的某些场面，表现新的思想情怀和生活中的追求和欢乐，这些诗节奏轻松，语言活泼生动，叙事和抒情有较好的结合。
本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大陆的统一，军队向着边疆和海岛开进，战争的结束和建设的开始，中国幅员广大、气候悬殊、民族繁多的特性，使当代新诗的视野和情调都有一项重大的扩展。从战争的硝烟和泥疗中走来的诗人，此时骤然面对宁静奇殊的自然风物，自然有一种热情的投入。于是在生活抒情诗的创作中，一时间加入了众多的年轻的声音，他们的创作充满了生气，也初步地出现了各具特色的艺术追求。
李瑛由大学生而成为军中诗人。他的创作受到中国新诗传统的深刻影响。他代表了这批青年诗人的大体倾向，即他们更多地受到中国新诗传统的薰陶，而不是像那批解放区诗人那样直接接受了民间歌瑶对诗的加人。李瑛的诗语言清丽，有丰富的想象力，他能够细微地捕捉自然界的声音色彩入诗，他的诗风偏于细微。李瑛著作甚多，早期出有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天安门上的红灯》、《友谊的花束》等。李埃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在校期间即已开始新诗写作，曾有诗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和杭约赫、陈敬容等的《中国新诗》上。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高等学府所受的现代艺术的薰陶，使他成为很有准备的一位诗人，军中的多彩生活、它所展现的自然和地域的风光以及作为军人所具有的胸襟和抱负，使他的诗柔婉之中具力度，雄丽又不乏委婉的表现力。
与李瑛齐名的还有邵燕祥，这是一位并非来自军旅的青年诗人。邵燕祥早期的诗集中表现了对古都北京的情怀。后来他到远方去，用诗展示了一幅又一幅中国工业建设的图景。邵燕祥诗风清新、简洁，善短语。他的诗是年轻中国的声音，乐观而充满豪情。主要诗集有《到远方去》、《给同志们》等。严阵（1930）以写淮河一带农村风物著称他著有诗集《淮河边上的姑娘》、《乡村之歌》及《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等，也是一位游离于军方诗人之外的一位生活抒情歌手。
中国西南边疆集中了一批青年诗人，他们中多数是军人，也有一部分是参加建设从事其它职业的人。他们的诗表现了多民族的大西南多彩的生活。高平、顾工、星火、梁上泉都有表现进藏部队修建川藏、青藏公路，开山的炮声唤醒沉睡的雪山的诗篇。他们的诗表现了由停滞走向发展的新生活的画面。梁上泉的《姑娘是藏族卫生员》是截取新生活某一片断场景的具有简单情节的抒情诗，新人物和新生活的芬芳扑面而来。我们从那充满情趣的对话体的吟唱中感受到复苏的高原的一片生机。高平早期著有诗集《珠穆朗玛》（1955）、《拉萨的黎明》和《大雪纷飞》（1958）。《大雪纷飞》收长诗三首，其中《大雪纷飞》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农奴的女儿央瑾受主人之命在大雪中远走他乡，她最后冻死于冰原之中。通篇是央瑾对于情人江卡的私语，长诗风格清丽，没有繁冗的情节描写，而以质朴真挚的杆情见长，对于民族诗歌的吸收是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摹拟。这是当时出现具有开创性的一首长诗。雁翼、孙静轩、傅仇、流沙河着重表现四川的风情和建设。傅仇以写森林著名，他的短诗《告别林场》以跨世纪的激情，传达了既豪迈又悲凉的情绪。
在西南边疆诗人群体中，云南的军中诗人如公刘、白桦、周良沛等以行情的方式表现了这片丰富、美丽、神奇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中国各民族多彩生活。这些诗人参加了采集、整理各民族民间诗歌的工作，因而他们的作品能够把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歌谣传统化入中国新诗，不是外在的粘加，而是把那些有益的传统水乳交融地加以融汇，他们的经验使新诗在汲取民间文化的影响方面获得了超越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