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见解是一种宣言。诗人的目光开始转向他们工作的自身，他开始发现诗以及诗自身的规律，而不是把目光始终游移在诗以外的那些地方。对于中国新诗来说，我们觉悟了诗是艺术是一个重大的宣告。事实上中国诗人以及中国社会对于诗的期待功利也高于艺术。他们经常忘记诗是诗。在五四运动生发的新诗革命中，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身具有浓重的使命感，因而当社会危机加重或人们对意识形态要求加重时，艺术自身往往受到轻忽。新月一班人这一宣布等于宣告了对诗属于自身世界的重新发展，这是破天荒的。
四、诚心实意试验的一群：活水和火山，永远的生命力
从要把诗做得不像诗，到要把诗做得像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胡适等人的贡献是否定、破坏和摧毁，他们的最大成功也在此。当然，他们也贡献了他们的尝试，但是那尝试的成功基本上是在用白话写诗方面，而不是如何写白话的诗方面。白话诗出现了，如前面提到的，它的自立的标志是周作人的《小河》，那也应认为不是诗本身的成功，它的成功在于完全用的是自己的一套话语，而彻底地排除了旧词调的浸漫。
新月的出现，如梁实秋所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试验作新诗。历史上像这样就诗的纯正艺术性做出集中的、持久的、专注的努力，还是前所未有。由于他们的努力所形成的一种研讨、重视诗艺的氛围，给向来把诗的社会性旋转在诗自身的完善之上的中国新诗界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启示。尽管从那时开始，甚至直到现在，对此持有异议的也始终不曾间断。但是新月最大的贡献是它推出的格律主张，它造成一时的风气，也许它的初衷想以此整饬诗体取自由诗而代之―然而并未如愿，自由体诗依然生存和发展着。但它对散漫的诗艺提出警告则收到了效果。而后，格律诗作为重大的生力军，补充和丰富了中国诗坛，这也是明确无误的事实。
不仅是积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也不仅是诚心诚意试验，而且是从他们出现之时开始，是作为一批相当整齐的，在艺术上有深厚功力的诗人群体为中国诗坛做出了丰富的和新颖独特的贡献。徐志摩和闻一多是他们最突出的代表，也是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关于这两人对新月的贡献及其地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中有过分析，他认为徐志摩虽然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利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一多不同，他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与艺术的。近期则有蓝棣之对此作了介绍，他在《新月派诗选前言》中说：
如果要问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这种结合以谁为主或者谁向谁靠拢，那么，我们看到，《晨拫诗镌》这块园地是掌握在徐志摩手里，但几乎《诗镌》的全部作者又都在闻一多周围。闻一多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影响都要大一些，加之他性格的刚，这种色彩就更鲜明。
学术界对这两位诗人有过诸多讨论，对他们在新诗建设中的贡献已有论评。他们留给后人的纪念，不仅有丰富的著述，更有一种永远的人格和精神的震憾。
朱自清讲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的短暂一生正是这样充满了幻想和热情的生命水。他出身于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环境，即一般所谓的布尔乔亚家庭，通俗一些的说法，是属于公子哥儿一类，从生活到艺术，其态度均可认为是贵族的。他与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恋爱，从那时到现在，都被人们长久地谈论。徐志摩的一生是有缺陷的，他决不是完人，在他生前直到死后，人们都在批评他的缺点，但就是批评的同时，人们似乎都没有否定他作为一位有持久魅力的诗人的价值。徐志摩提供了作为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真性情的流露和表达。他最后的云游不回，更留下了永远的追念。他一生任性和率真地爱着和痛苦着，其诗句也因其真情甚至成为一种预言，读着《爱的灵感》的最后那些诗句，联想到他最后的归宿，不仅让人惊悚：
现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
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
徐志摩曾经祈求他人不要过多地责备他。他对人们责备的一切心中十分清楚，他知道面对民生的苦难，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无甩的，但他自喻为一种夭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独自知道另一个世界的愉快。他说：诗人也是一个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宫紧抵着蔷薇的花剌，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和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衣染成大红花他不住口。他的痛苦和快乐是浑成的一片。他希望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理想，当然是一种浪漫精神，不过这种浪漫与创造社转向激进的社会意识不相同。这一批人似乎更注重美神的召唤，他们宁肯弃置他们听到的叫花子的呼喊和石工的呻吟，而去展现那一个天国般的纯美纯情世界。
闻一多走了一段比徐志摩更为弯曲的道路。他从那间布置得如同非洲女子般的纯美世界走出来，躲进了远离世尘的古书堆中，研究《诗经》、历史和甲骨文。但他终不能排斥那一沟未曾绝望的死水的呼唤，以决绝的心情宣布：前脚跨出，后脚又不想收回。他选择了以极为壮烈的形式饮弹倒在昆明一条街巷的血泊中。这同样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他和徐志摩以及他们的朋友以对诗美的挚诚，力图在诗中另造一个世界来消解现实世界的困惑和疑虑。闻一多以更为从容的冷静，始终如一地期待那《奇迹》之光的降临——
——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
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
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令地狱翻起来，
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
吹不熄炅魂的灯，愿这蛻壳化为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是使我的一剎那，
一刹那的永恒……
这便是闻一多所预期的奇迹。这奇迹所体现的精神是充分理想的。新月一群倡导的理想精神是在矛盾和犹豫的状态中展示的，他们的确不知道风在向那个方向吹，他们也真如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在黑夜中加鞭。但他们的目标却是坚定的，即要寻一颗明星。即便是荒野里倒着一口牲口，黑夜里倒下了尸首，却始终向着那水晶似的光明。这是徐志摩冀期的光明，它与闻一多所冀期的戴着圆光的奇迹是同向的——
我听见闾阖的户枢宕然一响
传来一片衣裙的锌缘——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这是又一个浪漫时候。一群人为纠正诗歌运动早期的意只化倾向而为建造诗美殿堂献身。他们或在云游的欢悦中悲哀地陨落，或因追求方式的转换而在那一道奇光中爆喷，宣告了又一个理想的陷落。这最初两颗大星的沉没，也许预示了在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中这种游离于主流思想的纯美追求的命运。与新月运动同时或稍后一点，受到五四思想艺术解放的启示和鼓舞，一种自然生成的艺术无拘束发展的态势有较充分的展示，它造成了中国新诗史的第一个繁荣期，以至于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对比自己身历的艺术的枯竭状态还是发出无限的感慨和钦羡。当然，迄今为止，一种相当固定的观念还把包括新月在内的那些艺术实践归于逆流。某种批判的定势似乎经历了数十年而不曾更改。
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新月的星辰陨落是一种无情的暗示，新月想把新诗运动引上纯诗和唯美的通途，实际上难以做到。其它一些诗歌潮流也在主流思想的诘难和围困之中先后留下了让人记忆的辉耀，而作为艺术的运动则是无例外地宣告式微。新诗运动的历程的确是艰难困苦的。人们观念的形成受到中国这一特殊社会环境的制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社会便开始了百年苦难：民生疾苦，社会动乱，争战连年，外患频仍，中国知识分子身当此境，不能不以这一社会现实为思考的基点，这种以社会功利取代艺术价值的倾斜几乎是天成的。但中国诗人寻找艺术创造的水晶一般光明，寻找那一个戴着圆光的奇迹的出现所进行持久的奋斗，则是从本世纪20年代就立下的宏大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月派一群人的集结以及他们为新诗艺术确立的目标付出的代价，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原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