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事实？”高扬反复问了几遍，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说：是事实。接着他们汇报了八月二十四日地委会议关于处理此事的决定。
高扬问：“地委的这些意见落实了吗？”
“还没有。”
高扬说：“她上访五年多了，就是从地委表态算起，也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为什么还落实不了呢？”
地委领导同志说：“宣布地委的处理意见时，二轻局局长说，二轻局的事不好办……不行，他就辞职。”
问题越来越清楚，已经没有第二种解释。高扬克制着自己的愤慨，说：“徐秀英反映的问题既然基本属实，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又代表地委提出了处理意见，二轻局就可以不执行！地委就没办法了？你们常委都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照实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简单到从来都是心照不宣，无须提问也无须回答。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偏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而且认认真真等待着回答。问题一下子变得极其复杂了。有的常委支支吾吾说了几句，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干脆打住了；有的则埋下头，沉默不语。
高扬静候片刻，终于忍不住激愤，说：“你们不愿谈，我也不问了！一个女同志，敢于同贪污行为做斗争，敢于反对领导上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在领导的压制和打击下，仍然坚持上访达五年之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这样明显的是非问题，你们表了态，在你们领导下的干部顶着不办，你们却能容忍！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不能，我就另找两位同志，找两位不怕同我高扬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
憋闷、混沌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人们盼望一声雷、一场雨甚或是一场地震。它来了，带着不安的气氛——那是一种强烈得令人忐忑不安的兴奋和期待。这就是邢台人民目下的心境。街头巷尾，人们在悄悄地传告：包文正来了！
地委常委连夜开会。在座的每个人都了解徐秀英一案的始末，却是今天才懂得它的严重性质，犹如大梦初醒。
会议当即作出决定：建议司法部门依法逮捕贪污分子陈××；分别撤销或免去打击报复、顶着不办的某局长等五人的领导职务；建议任命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向贪污盗窃行为做斗争的徐秀英为二轻局副局长。
地区纪委书记在二轻系统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上述决定。
接着，《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报道了此案处理经过。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刊物就此发表评论，称赞高扬“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精神和铁面无私的公正态度”，号召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都来做“敢于维护党纪国法的硬汉子！”
一个月内，邢台市和驻军有七、八个单位请徐秀英做报告；二轻局的群众纷纷揭发本局的问题；省内外几十人。
当高扬抱定“走到哪儿就住哪儿”的方针，在太行山里越走越深，在浆水供销社那样的“客房”下榻的时候，有人已经在邢台地委的招待所门前等他了。
这是一位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叫徐秀英。象山里的多数农妇那样，她将花白的头发用一块褐色头巾裹着；这头巾是件宝，遮荫凉、挡风寒、提东西、擦眼泪……都是它。她走路有点蹒跚，不难看出，她的鞋尖有一半是空的——那是一双“解放”牌的缠足。
十月十日，高扬没到市里来；十一日，他还没来……徐秀英叹息一声，扯下头巾擦擦眼泪，第二天又来……她在这样的路上，已经奔走五年了……一九四七年，这位二十一岁的山里姑娘就当了村长，第二年人了党。一九五六年，她已是邢台县手工业联社组干科的副科长了。从一九六一年起，她参加调查一桩牵涉到某些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案，案子未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些心里有鬼的人要她交出材料，她恪守职责就给徐秀英寄来检举揭发材料和信件，请她支援。徐秀英成了他们的“民间检察院”。十二月初，她把保定棉纺厂傅万钧的《第七十次申诉》转呈高扬，高扬派人查处后，在报上公开揭露了这桩打击报复案。一“邢”一“保”两件大事，为八三年河北人民的新年和春节增添了一片激扬振奋之气。
徐秀英，这位生了一副共产党人傲骨的老太太说得好：“高扬同志为我的案子花这么多的心血，组织上又让我当副局长，这不是扶我，扶的是正气，扶的是民心！”
人们没有忘记高扬十月十八日向地委的同志提出的问题：对下属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领导者为什么“却能容忍”？又为什么说不清楚或者沉默不语？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说不清楚、不愿说或不敢说的，高扬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得漓淋尽致！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高扬在全省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严厉地指出：“现在党的战斗性太差了。”“一方面违反党纪政纪的事层出不穷；-方面，有言责、有职守者熟视无睹，畏缩徇情的也大有人在。”他向在座的县以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们大声疾呼：“连‘小小芝麻官’还会说：‘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象我们这样执掌政权的‘响当当’的革命家，难道有理由怕诬告和丢选票吗？”怕，软，削弱甚至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应有的战斗性，正是症结之所在。此后，三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高扬又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敢碰“硬茬口”，敢拔“钉子户”，敢在“高门大屋”面前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把能否坚持原则，敢不敢碰硬，当作考核地市县委书记是否称职的依据之一”，对地市县委书记进行了一次重点考核。“敢碰硬”的口号，在省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呼应；素以豪杰并起著称的燕赵大地，站起来一大批“硬汉子”。
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正与贪赃枉法者同流合污的虽然是极少数；对于“执掌政权”的人来说，处理下属的坏人坏事一般也不必担心受打击报复；但是许多人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有那么一片阴影，使他在坏人坏事面前总是“底气”不足，总是硬不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人民群众失望，于是只好坐在电视机前听凭人群为包文正、徐九经和“七品芝麻官”们大喝其彩了。他们有许多超过封建社会“小小芝麻官”的地方，但常常少了那么一点“与民作主”的抱负和气概。他们离开群众久了，对老百姓的疾苦已感觉不到切肤之痛。看看高扬同志的言行，这些“革命家”们是不难找到自己的症结的。
这里有两笔统计：
一九八三年一月，除去元旦假日，共二十九天（包括星期天），这期间，省里正开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此外高扬又两次下去调查教育问题，此外还要除去开年之初省委的日常会议和处理各种公文所用的时间，高扬处理群众来信四十七件。
二月，总共二十八天，其中包括春节假日和星期天。
他除了去廊坊、坝县、大成、保定调查教育问题，亲自起草《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出席日常会议、处理公文之外，处理群众来信四十五件。
他在这些来信上所做的批示，有许多本身就是一篇感人下泪的好文章。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高扬看到记者写来的一份材料，说那里的领导人从派性出发，不但不支持某项有重大价值并已做出出色成绩的研究，反而百般打击、刁难，眼看春节临近，竟然不给烤火费，使坚持研究的同志几乎个个手生冻疮。高扬立刻批给一位负责同志：
“请你负责下决心解决一下，碰一碰仗势欺人的人。其办法是派比较负责、敢办事的人于春节后把信中申诉各点查清楚，如果属实，可同××地委、专署商量，从严处置阻挠科研工作的野人，以警效尤。他们颠倒黑白，违法乱纪，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现在都敢毫无忌惮地做。（信中）所述如果属实，我意应在《河北日报》报道，并处分几个破坏科研工作、不法横行的当权者，以肃那里的恶劣风气。可以立即给×××所打个招呼，使他们安心过春节。”
这里绝没有那种模棱两可、不痛不痒、哼哼哈哈故做城府的官僚气，而是爱憎鲜明，一针见血。正如他在一个批示里写的那样：“他们受欺负连告状都忘了……我这急性人，看了简直想眺起来。”
四川仁寿县一位十九岁的姑娘，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北，卖给一个农民。姑娘如陷牢笼，不堪虐待，几次逃跑未成。这时仁寿县公安局来调查人贩子的罪证，同姑娘的哥哥一起找到了河北，当地的一个公安人员竟然同参与贩卖妇女的人串通一气，从中阻挠，不许姑娘跟哥哥回家。哥哥提出临走时见妹妹一面，也只许他隔窗看一眼妹妹的泪脸，听一听妹妹的哭喊。有人并声称：“她要想回家，就先把她打残……”
仁寿县公安局写来的这份材料送到高扬的桌子上，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机关内外充满除夕气氛，割肉、买酒、分戏票、约亲友……虽未放假，习惯上已不正经办公了。高扬心急如焚，立即批给主管政法的负责同志：“××同志：此件请今天就动手处理。如此行径真是无法无天，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世界。救人要紧，不要强调什么过年过节了。高扬”。
搁下笔，想想还不放心，立即又补上两句：“要用电话通知，立即把张××抢救出来！”
秘书传给秘书，领导批给领导……高扬的批件火速传到了省公安厅。当日上午，公安厅即用电话通知到下属公安局，下午又派一位处长带人奔赴该地…晚上，高扬回到了家里，仍然放心不下。六点三十六分，公安厅的电话要到他的家里，报告说：下午五点五十五分接到当地公安局报告，女青年张××已从某县某村解救出来，保护在军分区内。
院子里、大街上传来爆竹的闷响，焰花在窗外闪亮。
是吃年饭的时候了，人们在祝福骨肉团聚，老幼平安……高扬打量着小女儿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满怀慈爱地唤道：
“丽达，吃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