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不交，她一日不交，人家就一日不舒服。祸根儿就从这埋下了。
一九七二年，她发现二轻局经理部仓库保管员陈××有盗卖钢材、私吞货款行为，七三年、七四年、七五年，她和其他同志又多次将陈××查获。作为政工办公室负责人，她多次向领导反映，某位副局长却一再阻挠，不让深究。
陈××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贪污盗窃而又不被追究呢？群众洞若观火。有人说：陈××想捞一千元，他就得贪污两千元，留出一千打通关节。不然人家那么卖力给他打掩护？
一次，一位同志对徐秀英说：“明摆着，咱要再查，就得受打击。”徐秀英答道：“咱们都是老党员了，宁可受打击也不能昧良心，丢原则。”不久，经理部为了同东北林区拉关系搞木材，违反规定动用库里钢材换来白面、香油、花生米、自行车等去送礼，徐秀英坚决反对，并向上报告了这件事。这又在旧帐上加了新“债”。显然，一场“明摆着”的打击报复正等待着她。
天遂人愿，“机会”送上门来了。一九七七年五月，二轻局的卡车在外县轧伤了人，局里派徐秀英和曹济川去处理善后事项。执行任务时，徐秀英被歹徒打成脊椎骨折，衣食不能自理。这是工伤，本应由局里负责护理，局里不管；派个人去找肇事者所在单位，由他们负责总可以吧？连这事也不管。徐秀英的老件，原地区农业局副局长胡芸阁，“文革”中被毒打致伤，七四年从干校回来不久就去世了。七六年，她的小儿子又在唐山地震中遇难夭亡。如今大儿子在部队服役，女儿在十几里外的工厂上班，谁能照顾她呢？她孤独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以泪洗面。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党了。七四年到七七年，一连串的不幸没有把她压倒，她忍着悲痛，为揭发坏人，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四处奔波，调查材料。可是今天，她觉得再没什么可依靠了。她毕竟是个女人哪！她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杀…她的心思被女儿看出来了，被一些老同志知道了，局里的群众也偷偷地来看她。人们劝她：“老徐，你可不能死啊！你一死，那案子的材料不就落在人家手里了？人家正盼你死哩！”一句话把她震醒了：“就为了这场斗争，我也得活下去！”她终于熬过来了。
但是，这年十月，徐秀英刚能活动，局党委便做出决定，让徐秀英交出了陈××的全部材料。材料一交，公开的打击报复就开始了：政工办公室另派了负责人，她实际上已被剿夺了职务。紧接着，他们又利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的机会，在办公楼里贴满了“揭批”徐秀英的大字报，说她“文革”中“踹人两皮鞋”，（徐秀英是小脚，一辈子没穿过皮鞋。）又说她从一个老干部家里抄走“八双象牙筷子”。（此人年年吃救济，他买得起象牙筷子吗？）并说这标志二轻局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组织全系统的人来参观。此后又扣发了她上访期间的工资，取消了她的奖金——这种“奖金”每人都有，包括贪污分子陈××，唯独“反贪污分子”徐秀英没份儿！
不法横行的当权者，用自己的双手垒起了债台，逼得徐秀英不得不把揭发陈××放在一边，而为控诉打击报复，维护一个共产党员和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从七七年到八二年，她写的告状信底稿摞起来足有尺把高。她那双脚印早盖严了从二轻局到地委的三华里路。她找过地区工办、经委、纪委，找过前后几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专员，也找过中央和省里派到邢台的调查组，上过省城也上过北京。她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她曾经感动得流泪，也曾经伤心地痛哭。她究竟流了多少眼泪，只有那块褐色方巾有数。
在她上访的五年间，上级先后派出了五个调查组。其实案情早已查清，地委领导也曾多次指示二轻局给徐秀英“落实政策”，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些领导同志大概忽略了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却被打击报复者看透了：不管谁的指示，最后都得通过本单位的当权者，而这些当权者正是“被告”本身。某局长曾多次叫号：“你告吧！告到哪儿也得回来找当地党委！”某经理气魄更大：
“你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
多少富有正义感的老同志和普通群众，都以种种曲折的方式同情过她，声援过她，久而久之，也觉得胜利无望了。一位老同志去世之前对她说：“秀英啊，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不是斗争胜利的准备，是失败了回家种地的准备……”
回家种地她不怕，连她的孩子也有这个准备。可悲的是：按着组织系统，该找的她都找了，该办的都办了，却一事无成。她担心自己没有力量再斗五年了……一九八二年七月的一天，徐秀英偶尔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换了！“高扬！”这个名字对她究竟有什么意义，她还不清楚，但毕竟是一线亮光。过后她又听人议论，说高扬原则性强，办事认真…一找高扬去！
她只有这一线希望了。
八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徐秀英被请到了第一书记的办公室。她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不管他爱听不爱听，也得硬着头皮说下去。一生中也许只能告这一次了。渐渐地，她发现高扬听得很用心，还常常插两句问话。说到某经理的话：“你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高扬很生气，说：“这哪象个共产党员，这是野人说的话！”
徐秀英得到了鼓励，拘束感无影无踪了。她哭着、说着，恨不能把几年的冤屈和积愤一下子都倒出来。
不知不觉，下班时间到了。秘书几次进来，提醒高扬去食堂吃饭。高扬摆摆手说：“再等一等，让人家说完。”
从五点一道说到七点半。高扬把她送到门外，对她说：“徐秀英同志，你放心，这些坏人坏事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片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省委第一书记可算最有权威的人物了。可是谁要是以为他的权力可以无所不达，那他就还不了解“文革”后的中国。
八月二十四日，徐秀英被请到地委会议室，同地委常委们一起，同二轻局局长一起，听取了地委派驻二轻局的工作组的汇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隆重而新奇的场面。徐秀英知道，是高扬同志的批示下来了。
工作组经过调查，再次证实徐秀英反映的陈××贪污问题、二轻局领导打击报复问题基本属实。地委书记当场宣布：“徐秀英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同贪污盗窃等不良行为作斗争，今天我代表地委支持你。”接着又对二轻局局长说：“过去地委对你的工作支持不够。今后要把陈××的问题彻底搞清，把对徐秀英同志的错误态度彻底改过来。要开群众大会宣布，清除过去散布的不良影响。”
事情已经办到这一步，徐秀英以为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回去以后，某局长并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罢了，能恢复她的工作就行。五年没工作了，她没有忘记她是个共产党员，她不是为了几元工资、奖金才告状的。八〇年初，这位局长曾经训斥她：“就你事多，有你的工资，还非要工作！”徐秀英伤心地说：“局长，你我可都是老党员了，你想想，‘文化大革命’十四年没让你工作，你心里啥滋味儿？”
徐秀英不明白：人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让她工作！有你这个疾恶如仇的人管政工，心里有鬼的人会舒服吗？还能明目张胆地搞不正之凤吗？
徐秀英等了几天没动静，就去找局里—位领导，领导告诉她：“你的问题归经理部，你去找他们吧。”徐秀英从二楼来到一楼经理部，新任经理（原经理已调走）说：“还没研究哩，我没见着文字。”整整一个九月拖过去了，他们象踢皮球一样，把徐秀英从楼上踢到楼下，从楼下踢到楼上。最后，那位局长干脆回答她：“实话告诉你吧：是我不同意宣布。愿告你去告吧！”
这是十月五日的事。
官司打了五年，闻名遐迩，邢台市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事情的结局。公理究竟能不能压倒邪恶，看来还是个问题。
十月八日，有人悄悄告诉徐秀英：“听说高扬书记到邢台来了。”
徐秀英沉重地叹息一声：难道非得再麻烦他不可吗？
十月八日，高扬没有来。这天，他在赞皇县听汇报时插话说：“现在歪风邪气严重，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掌权的人太软！”
十月九日，高扬还没有来。这天，他在临城对县委的干部说：“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该严的不能宽，宽了就等于犯罪，人民就不能原谅我们。”
十月十二日，高扬仍然没有来。他在沙河的会上说：“咱们要硬气一点。我们有纪律嘛，国家有法制嘛！”
十月十三日，徐秀英在招待所仍然没有等到高扬。他在邢台市里的工厂做调查，听取市委汇报时，他点题说：
“说说社会风气，说说干部敢不敢得罪人……对违法乱纪的人不敢管，这也是不正之风！…一你们处理不下去，给我打电话嘛，给我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十年动乱，对我们破坏最大的是什么？党风！对我们的四化大业，对人民群众的信心和信仰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党风！为了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央三令五申，作为党的老战士，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时时处处注视着这个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有“战场”，他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他寻找着突破口。
十月十五日，徐秀英一到招待所门口，小招待员就招着手，神秘地告诉她：“来了。”
高扬的秘书接待了她。“你的问题，高扬同志不是批示过了吗？”待徐秀英说出批示以后的情形，秘书吃了一惊……是啊，谁能想到在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内部，会有这等事呢？
十月十八日，高扬听取地委的工作汇报。谈完了别的，他话锋一转，问：“徐秀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