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散文作家相比，余秋雨是独特而引人注目的。诚如《文化苦旅》这本散文集的《作者简介》所言，他是一位“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一一“散文作家”置放在末位，也就说明了他写散文属于业余的性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余秋雨倘若没有“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的功底（知识结构及与此相关的独特感受力便不可能有其别具一格的散文的诞生。余秋雨是属于那种学者型的、或那种拥有地道的“文化人”质泽的散文作家。这种类型的散文作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曾出现过不少。只是到了当代，随着知识的贬值及“说古道今”的日益危险（吴晗、邓拓受难即在于此），这一类型的散文作家也就渐趋于凤毛麟角。学者型或“文化人”散文作家的优势就在于知识，而丰富的知识及某一文化领域的敏锐悟性，也就使得他们的作品与众不同。余秋雨的散文成就主要体现于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系列一这些作品的重要特点就是“谈古”，就是对往昔的回忆与追踪。纵观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其中的抒写内容几乎都与历史相关，从《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废墟》到《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抱愧山西》，莫不是如此。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好古激情，而是一种复杂的审美，一种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自己与发现现实的过程。当然，对于余秋雨来说，其中也包含着他的经验所长，乃至他的审美敏感点于冥冥之中的规定性。说到“谈论昔日往事”，无论是荣辱还是兴衰，其中所可能包孕的功能，无非是理性的“借鉴”与感性的诸如命运之类的激情冲动，抑或是两者的结合一余秋雨的散文大致可以判断为两者的结合。倘若仅仅是“借鉴”（如司马迁所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那便有实用倾向的功利主义嫌疑；很明显，余秋雨之于历史的回忆与追踪，其中虽有提供“借鉴”或启示之镜意味，但绝非仅仅如此，因为我们从他的那些数量及篇幅都很可观的作品中，不难感悟到（就如同作者感悟到）某种相当浓郁的展示人生或命运（包括历史命运）的思情气息：特别是那些与现时与将来相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一这，便是审美的冲动，而不是历史学了。
其实，这种可以归属于激情的意蕴，在《史记》这样的既是史着又是散文的描写中，也随时能够感触与碰撞到。余秋雨的散文落点较少那种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所常见的断语与结论；他的抒写是含蓄的、微妙的，即便是那种理论家或史家的严谨审慎，也被悄悄地埋藏在叹息与感慨之中；他只是轻轻地拂去时光造就的尘埃，进而深情地抚摸历史的肌肤，或更加细致去剥落包裹于往昔躯体上的坚韧外壳，从而把曾经发生过的人文变迁、人事更迭及艺术现象袒露在读者的面前，并引诱读者踏进那个被牵引而至的往昔时空，去享受品味的快乐。在这里，历史的回忆与追踪只是一种传达心灵感受的博大场所，而所谓的文化精神、传统气韵，以及种种与人生、与命运、与人的存在景况相关的意蕴，也就经由这样的场所而获得自然而然的体现。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是——余秋雨在其《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这里所表达的，依然是激情与悟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往昔时光或历史模样的描述与介绍。其实，《文化苦旅.自序》中的这些倾诉，更适合于《山居笔记》系列篇章的实情。毫无疑问，《山居笔记》要比《文化苦旅》更沉郁、更厚实、也更富有审美力量及感染读者的可能，因为这些作品尽可能地堵住了直截的抒情与浅露的表白。总的来说，余秋雨的散文虽有某种苍老之感，但此种苍老大都是因了抒写对象苍老的缘故，而且，苍老形体中的那些悲凉忧郁，恰恰造就了作品的魅力——所谓“写忧而造艺”，余秋雨的散文亦为绝好的例证。
说起“写忧而造艺”，这确实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套数，无论是诗文还是戏剧小说大抵如此。这多少有点儿文学是痛苦使然的味道，或者说，痛苦比欢乐更能造就卓越的诗文，好作品主要是苦恼辛酸坎坷磨难的思情结晶。倘若马丽华的创作中没有那种人的生存的艰辛、那种痛苦行旅（人生）中的虔诚，而周涛的散文与诗的苍凉、与黄昏般的秋意无缘、余秋雨的散文与回忆的悲怆、与废墟中的叹息毫不相干，那他们的作品也就无所谓“造艺”了。其实，史铁生（以及后面还要谈到的张承志）的散文也是如此。我们从史铁生的作品——如《我与地坛》、《好运设计》、《随笔十三》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创作心境是豁然而充满苦痛的，是寂寞而热爱生活的一一也正是因了热爱生活，所以也就寂寞得更为苦痛和烦恼忧郁。但史铁生在传达这种心境时的表情是平静的。这往往使我们在阅读的恍惚中见到一位诗人，他正平静地在向上苍询问世间的人事物理，而眼神中透出一种坚毅与沉思，一种迷茫与执着。在史铁生的散文抒写中，最重要的旋律便是“命运”或“缘分”，尽管他很清楚，“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但他仍然要问：“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与地坛》）或许是人生阅历及生活境遇的原因，史铁生是那种沉浸于苦思冥想之中的作家，那种持续地向自己、向人世、向存在诉诸无尽问号的作家，他在他的代表作品《我与地坛》中说：“……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游哉优哉，有时候栖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实际上，在史铁生的几乎全部散文中都可以遇见这三个问号的影子。诚然，这还不是他的散文境界的全貌，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些问号的背后始终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但又互相牵扯着的思维走向，即一是怀疑，一是信念——信念是前提，而怀疑为信念所派生；也因了信念与怀疑的交替运行，所以才有了散文中的各式各样的向生活、向上苍的执拗询问，甚至才有了他的“好运设计”倘若失却了生活的信念，也就不会滋生那么多的怀疑、询问及郁郁葱葱的苦思冥想了，更不会以如此坦然平静诚挚的叙述情调与读者一起求索人世的奥秘了。史铁生的求索范围十分广阔，且拥有虚实相间的抒写色泽，也透露出一种从个人到人生到宇宙的沉思特点，譬如人性、人的欲望与绝望、心与坟墓、佛（神位、官位、心位）、爱情、梦、生命、时间、神圣与凡俗等等，都是他撕开表象而挤入其中看个究竟的对象。自然，他的苦思冥想之中时常弥漫起悖论的雾霭，时常把精神的或生存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如他往往既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念的人又是一个崇信命运与缘分的宿命论者一样。
但唯其如此，才使抒写获得了一种思情的真实感，一种逐渐逼近永恒与无限的深邃气息，一种并非人人都拥有的体验与理解。史铁生写下的散文并不算多。他不是那种倚马而立下笔千言的“高产作家”，但他是一位寻求文字分量的作家，一位值得重视的独特的作家一他自己给自己决定了：他所传达的思情意蕴在与人的存在处境的关联方面，要比其他作家显得更为密切、更为细致、也更为丰富深邃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