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充闾的散文新着《沧桑无语》（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最恰当的称谓应该是历史随笔。在我看来，随笔是一种更接近智性叙述的散文方式，而所谓历史，则是一个无比博大的范畴，其中囊括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构成，以及关于文化的千姿百态的创造及承袭，也体现了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或社会思潮之类的沿革或变迁。当然，文学的（或评或文的）历史也是；即便是今天的文学，也必然要成为历史。我记住了《沧桑无语》中的一句话，那就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内中体现了一种把感慨对象真正视为历史过程的审美姿态。但《沧桑无语》中的随笔，大都属于“今之视昔”的遐想或领悟，既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今之视昔”又“亦犹”什么呢？这就可能演绎为一个很复杂也很有意义的命题：至少是在“今之视昔”的过程中，“今”所体现的不仅是时间，同时也是具体的“视昔”之人；人的差别，也就可能造成“今”的含义的差别；而“视”呢，或是怎样的“视”，也必然因视角及穿透力的不同而影响到各自的收获，或直接波及到是否可能抵达“昔”的本相的问题……
虽说“沧桑无语”，但“无语”的根由还在于“沧桑”的被掩盖了的丰富，当然也在于历史仍然在现实中延续：“沧桑”笑看现实，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的现实始终在传达历史的回忆，或历史与现实永远地保持着相通与默契。我想说的是，“沧桑无语”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们面对“沧桑”而“无语”。作者在《沧桑无语——附录》中说：“历史过程本身和对历史过程的记述、对历史的解释是两个层面；历史活动者的意向和历史解释者的意向也属于两个层面。”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回眸沧桑而悠思延绵，要说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联想到的，感悟到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变迁的，文学艺术的，叹为观止的，忧心忡忡的，自省的，反思的，激情的，智性的或由此及彼的……但依我看，《沧桑无语》中的作品一作为创作企求，始终如一地做着一件事，那就是疏凿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道，即在卷入苍茫历史的同时，很自然地卷入现实。我知道这件事的难度，也知道这件事并不是所有散文作家都可能胜任的。但《沧桑无语》的作者不仅尝试了，而且做得很讲究，很扎实，很见文采，让人从诗情与智性的融会中感受的咏史的深度，或者说，是那种才识、见解、文采的交相辉映，特别是那种含而不露的“现实感”，那种因“视昔”而生长起来的警示意味，才赢得了读者的心灵共鸣，甚至能让人想到，我们是在重铸辉煌，还不是在重蹈覆辙？这种想法很有点儿荒诞的色彩，但又很现实。
初读《沧桑无语》，往往能给人留下游记的印象，但实际上，游历只是给创作提供了一种感怀自然或沉思沧喿变迁的契机，或者说，历史才是这些作品的感悟对象一一因游历而涉足名山、名城、名人或名胜古迹，因游历而触发了谈诗、说文、论人或咏史的雅兴，也因游历而回想当年，无论是那些曾影响了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还是其中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因游历而感怀沧桑变迁，仅仅是这些历史随笔的叙述方式。方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随笔的缘物抒怀或有感而发，以及其中所传达的思情质量。在这里，作为抒怀对象的历史，仅仅是一种偶然的遭遇，即便是陈述历史，也绝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或主要是为了打开“视昔”的窗口，以便让读者收获更多的思情——那种既与历史相关、又与现实相关、更与人的精神情怀相关的意味或启迪。我想；这便是《沧桑无语》叩问沧桑的终极目标了。
《青山魂》始于皖南之行，但遭遇的却是诗人李白的一生。由诗而人，由人而涉足社会动荡，最终当然是诗人的命运及对今人的启示。作者在《青山魂》中说：“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诗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寤寐思服，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从李白的选择及遭际中，也从那颗至今活跃与躁动着的诗魂中，今天的人们是可以拾取一些“茅塞顿开”的生命启示的。《寂寞潦梁》自然要写到濠梁，因了濠梁在凤阳的缘故，所以作品在以“濠梁之思”为由头而写出庄子的精神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被称为“濠州真人”的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写出了追随朱元璋的功臣名将的命运悲剧。庄子就是庄子，他高踞于精神之巅俯瞰红尘，“能够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丢失自我或葬送精神的自由。《寂寞濠梁》引用了《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作为联想，作者在《寂寞濠梁》中写道：“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桐江波上一丝风》也是从游历（游富春江）开始，先是写到了吴均被贬后的沮丧心绪：“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其实是掲示了一种避官遁世的精神状态；简洁的铺垫之后，紧接着便是七里泷，便是名垂千古的严子陵钓台……纵观全篇，作品的抒写旨趣可用两字概括，那就是“隐士”一一也就是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所谓“隐逸不仕”现象。作品旁征博引、探幽索微，挥洒纵横地对“隐逸不仕”现象作了极具意味的讲述或描写。当然，“隐士”只是一种话题的选择，因为我们读到的或感受到的还不只是“隐逸不仕”的传统故事，而是或更重要的是一种复杂深刻的社会现象，一种游移不定的往往是在仕途受挫后才意识到遁世的人性状态，或一种散射着强烈政治气息与文化折光的精神缩影。“隐逸不仕”被称为“文化”，大约是无愧的一一作品这样写道：“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度，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过那么庞大的隐士阶层。”隐逸文化确是一个理解中国的通道，或可以作为一种洞观历史本相及中国读书人心态的视角，其中的丰富性与延续性，不能说与当今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毫无牵连。
随笔的叙述虽则更富有智性的气息，但它毕竟是文学创作。也因为如此，《沧桑无语》之于历史的关系，便不可能仅止于“借鉴”——“借鉴”可以是随笔蕴含的一部分，但不是感悟历史的全部。作者意识到：“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站在历史峰峦上登高远眺所获得的深沉的历史感，是一种超越今古时空、令人动心动容的多重感受，反映着作家创造力、选择力的主体意识，是情感的一次次升华诗情的一次次跃动，哲思的一次次闪现……”（《沧桑无语.附录》）就我的印象而言，作为历史随笔，《沧桑无语》之所以拥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原因便在于其中的作品不仅富有诗情诗意诗境，而且贯穿着作者独特的思考或见解，以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那种与人类生存状态相关的“现实感”。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对于作品中的“诗”的理解问题一不少作品因感怀的需要而引录了数量可观的名家诗句，但这不等于作品的“诗化”；而作品中的抒情，尽管情真意切，但也不等于作品抵达了诗的境界。也许，这些叙述因素也可以认定为诗方式的运用，甚至能起到帮助读者进入某种诗的境界的艺术作用。但我所理解的“诗”，即作品中的诗情诗意诗境，应该是一种叙述结构上的“诗”的实现一如《叩问沧桑》、《邯郸道上》、《陈桥崖海须臾事》等，在整体上便具有一种诗的意味。这些作品的抒写都始于名城名地，但都与沧桑变迁、历史更迭相关，譬如从“陈桥”到“崖海”的“轮回”，其本身就构成某种历史的意象性：它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或必然的历史过程，而是一种人类命运的象征，或一种永远处在动荡中的人类悲剧的揭示。我想，这便是“诗”了一一我们从其中感受到的领悟或慨叹，已经超越了历史现象本身而具有永恒的意味。《文明的征服》与《土囊吟》是两篇激荡着诗情的意味深长之作，且不乏异曲同工之妙，叹惜也罢，哀吟也罢，都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历史的大意象：那就是征服者的被征服，那就是征服者无一例外地会把自己的民族引向毁灭的深渊。《土囊吟》的结尾引用了杜牧的《阿房宫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实，统治者大都是知晓历史的残酷教训的，但有几个是“鉴之”了的？这几乎是一种人类的“存在”了。中国是如此，西方也是如此。而《文明的征服》、《土囊吟》，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现了这一“存在”，精妙而富有象征性：当年的金人“上自朝廷的宫阙、服饰，下至民风土俗，一切都是很朴陋的，充满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可是，后来这些值得珍视的遗产在他们的子孙身上就逐渐销蚀了。代之而起的是豪华、奢靡，玩物丧志。他们在燕京，特别是迁都汴梁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之辈，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因而金朝被元人所灭的下场，不仅必然，而且在具体形态上与宋徽宗们如出一辙。诗人元好问作为目击者，也只能慨叹：“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那么，“阅古今”的结论是什么呢？无论是《文明的征服》，还是《土囊吟》，或者是已经提到的诸如《叩问沧桑》、《邯郸道上》、《陈桥崖海须臾事》之类作品，其中的旨意绝不止于杜牧所说的“鉴之”，而是或更倾向于一种“沧桑境界”的具体化形象化，或一种历史“存在”的勾勒及营构，甚至是在询问：人类是否还有“家园”可回？或历史还会在不绝于耳的“鉴之”声中永远这般模样地死而复生、生而赴死下去吗？
我还想说的是，《沧桑无语》中的不少随笔是可以当作“诗”（甚至是“史诗”）来读的。但这样的历史随笔，就如我已经说到的那样，并非所有的散文作家都能胜任的。人类的或中国历史的遗迹遍布大地，而传统的力量，也并非仅仅留存在有形的生活中，而是更丰富地活跃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面对历史的“回忆”及残存的碎片，究竟能感悟到一些什么？甚至能否意识到这些“回忆”或碎片的存在，都将构成对作家的考验——就如黄河不仅仅是河、长城不仅仅是“老墙”，就如传统到底是什么东西、“自我”与传统是怎样的关系……我们询问历史的时候，历史也在向询问者出难题。也正是在这里，在《沧桑无语》的抒写或感怀中，我们窥见了作者的“文化素质”。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