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汉以后逐渐成为独尊。由于后世学者尊孔，便将原为百家共同文化源头的“六经”统统列为儒家经典。当然，这六部经典的确都经过了孔子的编修。据史书载：“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晚而赞《易》，修《春秋》。”故而，百家被罢黜后，“六经”成为儒家所有的经典。其中，孔子最花心血的当属《易》。《论语》称，孔子曾经感叹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孔子的贡献，《周易》就不可能由卜筮之书变成“人文化成”的“群经之首”。
由此可见，《周易》这部奇书的创作时间横跨了千年之久，凝聚了三位不同时期的圣人的智慧结晶。而在剩下的五经中，《乐》已经失传，年代不可靠；《诗》记载的是夏商周三代的诗歌；《书》记录的上古事迹也只是从五帝开始；《礼》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周朝制定的礼仪；《春秋》记录的只是鲁国的一段编年史。也就是说，没有哪部经典比《易》诞生得更早。
这是《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的第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诸子百家思想以及众多学问的源头，大多来自《周易》。
直到今天，儒道两家依然被视为与《周易》渊源最深的学派。就连兵家、法家等远离神秘主义的实用学派，也能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找到对应的思想源头。兵家钻研的是战争之道，而《周易》中的“师”卦，就是对战争活动的哲学概括。“师”卦的主要精神是：兵凶战危，武力不得已而用之，正义之师才能获得人民支持，持重之将才能指挥军队取得胜利。法家以推行变法而闻名于史，其精神与《周易》中的“革”卦相契合。“革”卦的基本精神是：顺应时势进行变革，主方与客方相互信任，联手推动改革，双方应当避免任何损害信任的举动，才能获得好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百家相当于从《周易》的思想中择取了一部分，然后发扬光大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故而，《周易》堪称百家之源，完全当得起“群经之首”的称号。
《周易》的传承脉络比其他儒家经典要清晰，具有卜筮与哲学的双重属性。秦始皇燔烧诗书时，只留下种树、卜筮、医药等实用方技之书。《周易》借助其卜筮的一面躲过了这场文化浩劫。而其他五经不是失传了，就是在秦汉之交衍生出不同的版本来，从而引发了后世儒者无穷无尽的学术争议。这使得传承连贯的《周易》有更多的资格成为六经之首。
与生俱来的高度哲学性，是奠定《周易》的群经之首地位的关键。尽管不是每个古人都学过《周易》，但易理其实就贯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阴一阳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周行不殆，循环不息，就是主宰三才与事物兴衰生灭的“道”。继承阴阳之道，就是所谓的“善”；成就万事万物，就是所谓的“性”。仁德之士从阴阳之道中看出了仁义道德，智慧之人则从阴阳之道中体悟到了智慧技巧。百姓们每天都顺应着阴阳之道生活，从中受益而无所察觉。故而，懂得化育万物的君子之道（《周易》之道）的人很少。君子之道可以彰显仁义，其中蕴藏着经世致用的智慧。可以鼓动世间万物的生机，而不与圣人同感忧思，这就是德行盛明的伟大事业啊！
古人推崇《周易》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对莫测未来的无限向往。前文所述的几个用文王六十四卦占卜的历史典故，就是最好的例子。自古以来，王朝盛衰无常。天下大势如白云苍狗，变幻不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升斗小民，都想了解与把握自己未来的命运。《周易》衍生的六十四卦，被古人看作是可以准确预测未来的工具。退一步说，如果能遵循《易传》中的哲学道理来做人处事，就算不能消解命中劫数，至少也可以避免无妄之灾。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会拘泥于《周易》。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经过两代人的长期准备后，周武王准备讨伐商纣王。然而占卜结果却是不吉利，恰好此时狂风暴雨突至。众贤臣都恐惧，认为这是上天在预示着伐商会失败，唯有姜太公力劝武王继续起兵。武王在太公的鼓励下决定东进，果然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
由此可见，神秘莫测的天意，终究还是建立在人为努力上的结果。故而，古人又云：“善易者不占。”
3.《周易》研究者分为几个流派？
作为群经之首，《周易》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先秦至近代，对《周易》进行注疏或阐发的著作多达三千余部。《周易》研究对中国的文史、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周易》被诸子百家共同使用，但钻研易学的要么是致力于整理经典的儒家，要么是专攻玄奥之学的阴阳家。
到了汉代，阴阳玄学之风比先秦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易》被汉代经学家尊为“六经之首”。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后，将儒学、阴阳学、易学等学问熔于一炉。在多种因素推动下，《周易》研究者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派延续了阴阳家传统，认为天地玄机都在卦爻象数中，以象数占卜解释《易经》，故而被称之为象数派。另一派则推崇“善易者不占”的观点，不谈象数，只是结合《论语》《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典籍来寻找卦爻辞文字中的哲学道理，故而被称为义理派。
《周易》本身包含了卦爻象数与卦爻辞文两套系统。象数派以研究前者为重心。他们在解释《周易》时，往往会涉及天文、历法、音律、占卜、预测等领域。这使得易学的象数系统非常庞杂，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故而，象数易学家常被世人视为洞察天机的神秘大师。而义理派以研究辞文为重心，几乎不涉及什么占卜问卦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解释《周易》与儒门经学家解读《诗经》《尚书》《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没有本质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象数派的路子偏向于古代科学，义理派的路子则偏向于人文思想。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易学正宗。象数派发端于两汉时期，义理派则兴起于魏晋时期，两大流派之间的争鸣一直没有停止。
伏羲所创的八卦，象征着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界的事物。但每一卦并不仅仅等于某种具体事物，而是相当于一种数学符号。凡是与该事物有相同性质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挂入那个卦象当中。故而，周文王在此基础上推演出的六十四卦，能够包罗社会万象。象数派就是依照《周易》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将天地人三才及世间事物都纳入了《周易》的数学模型中。通过术数推算出某种可能出现的结果。这有点像大家用数理公式来计算应用问题。
从汉代以来，象数派的代表作有《易纬》《京氏易传》《周易章句》《焦氏易林》等等。
光是用术数推理卦象，还不足以为人指点迷津。《周易》每一卦的每一爻都有对应的辞文。这些辞文非常简短，且古奥晦涩，很不容易理解。例如，《周易》的“乾”卦。大家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就来自乾卦。但卦辞原文“元亨利贞”，就不如字面意思那么明白了。《子夏传》曰：“元为原始之意；亨为开通之意；利为和谐之意；贞为贞固之意。”《彖》则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简单地说，就是乾卦象征着刚健的天之道，让人们恪守自己的本分，从而形成和谐的关系，让万国共享太平盛世。
由此可见，义理派并不是采用“取象比类”与卦爻术数推演的办法来解释《周易》。他们不靠计算，而是注解辞文来阐发易学道理。对于象数派来说，乾卦取的是“天”之象。但对于义理派说，乾卦取的是刚健之义，而非自然界的天象。魏晋易学家王弼的《周易注》，就是义理派的著作。
纵观易学发展史，义理派的兴起恰恰伴随着象数派的衰弱。
汉朝易学家多行数理。他们将先秦易学的卦象发挥到了新的高度。按照《易传·说卦传》的说法，卦象所象征的事物大概有几十种。但汉朝易学家大大扩充了卦象所象征的内容，将其扩大为上百种。象数派不但沿用了传统思路，甚至试图以坎、离、震、兑四卦来代表春夏秋冬，并以其余六十卦来囊括其中的气候变化。如此一来，六十卦的天数之和，恰好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这就是所谓的“卦气说”。
问题是，卦象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涉及到了许多排列组合与变动。所以，象数派易学家醉心于研究这些卦爻推演的方法。当有人问卦吉凶时，他们认为某个卦是吉是凶都对应着该卦所象征的内容与其他卦象的关联。但是，象数派解读吉凶的内容经常相互矛盾。这使得“卦气说”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其实，卦象最初仅为占卜用的符号，与一年气候变化并无什么关联。象数派本着“易为天地准”的观念，将气候变化硬套进理论上完美的周易卦象系统，当然会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卦象最初被创造时，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演算体系。只是由于排列组合存在某种规则，才被象数派易学家认为可以用术数解释一切。随着易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察觉卦象间还存在某些不同的规则。这样一来，象数派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解读，更加缺乏准确性。故而，两汉之后，象数派易学家也渐渐衰弱，而义理派易学家趁势崛起。
魏晋时的思想家王弼，仅仅24岁就离开人世。但他是魏晋玄学与《周易》义理派最初的标志性人物。王弼融合道儒两家学说，发展出新的哲学理论，从而开启了《周易》研究的新潮流。
王弼的思路与汉代易学家不同。他并不重视卦象之间的推演关系，而是注重阐发卦象中蕴含的哲理。在王弼看来，卦象只不过是用来传递某种信息的工具，只要记住相关信息，就可以将卦象忽略掉。打个比方，使用鱼篓是为了捕鱼，当我们抓到鱼时，鱼篓这个工具就失去了价值。卦象也是如此，只要能弄明白其中义理，不去推演象数也无关紧要。
显然，王弼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抛开了烦琐神秘的象数推算，直接用义理来分析世间万事万物的。他通常采用注经的方法来巧妙地将自己的思想体系融入注释当中。这种颇有新时代特色的治学方法，打破了两汉经学家沉溺于训诂的僵化思维模式。
王弼的易学主张得到了不少同时期学者的认可。义理派易学由此诞生。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发挥出来的理论都是自己对《周易》的解读，而未必是伏羲、周文王、孔子本来的意思。
象数派的缺点是说法自相矛盾。这个毛病其实义理派也有。由于每个人对《周易》的理解不同，所阐发的哲学义理也往往大相径庭。
例如，同样是解读“坤”卦的第五爻。相关卦辞是“黄裳元吉”。王弼认为，“元吉”是吉利的意思。而同属于义理派易学阵营的北宋学者程颐却认为，“元吉”反而代表着不吉利。
南宋大儒朱熹对义理派歧见百出的状况很不满意。他认为，大家说得天花乱坠，其实都是借《周易》的名号阐述自己的意思。为了正本清源，朱熹写了一部《周易本义》。不过他与其他人同样，也有不少自己添油加醋的发挥。朱熹最大的贡献是融合两派，将义理和象数互相参验。这促进了易学两大流派的融合。故而，他被视为易学的集大成者，受到后世易学家的推崇。
4.《周易》是占卜之书还是修身之书？
从形式上来看，《周易》是一部占卜书。它的内容分为六十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称为一卦。卦辞的内容无外乎都是用各种自然现象或各种行为，来警示人生或展示命运。这里面，“吉”和“凶”就成为了衡量标准。随便举例来说明，比方其中的《颐卦》。
颐卦
（山雷颐）艮上震下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