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等级制度或阶级制度下的人民想要形成民主的社会形态，必须经过一系列长期的艰辛程度不等的改革，借助暴力，在财产、观点和权力等方面相继出现多次剧变后才能实现。
在这场大规模的革命结束之后，在它期间产生的革命习惯还将长期存在，而且会伴随着一些严重的动乱。
因为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身份逐渐趋于平等期间，所以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的关系和一种不外露的联系，以致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在这一点上，推理看来是与经验相符合的。
一个国家的等级在逐渐接近平等时，就没有一种使人与人结合起来和使他们固定于所在的地位的形诸于外的联系。没有一个人有永享的权利、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受人支配的境遇。但是，所有人都会发现，只要凭借些许的文化和财产，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同其他人分开而独自前进。
这一导致公民们各自独立的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们产生新的急于实现的欲望，并在不断鞭策他们。
因此，人们好像就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思想、人和物必将持续地改变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时代就是急剧地和不停地变革的时代。
情况真是这样吗？人们真的会因为身份的平等而习以为常地和持续不断地去进行革命吗？身份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种动乱的根源真的在妨碍社会安定，迫使公民们不停地去更改他们的法律、观念和民情吗？我不认为是这样。我希望读者注意我的评述，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凡是改变了国家面貌的革命大都是为了使不平等神圣化或者为了破坏不平等而进行的。引发人类社会大动乱的次要原因暂且不论，你几乎总能看到在这里搞怪的就是不平等。也就是说，不是穷人想获得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要约束穷人。因此，如果你能让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某些东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别人那里去索取某些东西，你就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当然知道，在一个大民主国家里，总是有一些非常富有的公民，也会有另一些十分贫困的公民。但是，民主社会的穷人并不像在贵族社会里那样构成民族的绝大多数，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的祖祖辈辈必须永远贫困下去。
而富人只是一盘散沙，而且力量不大；他们没有令人嫉妒的特权，他们的财产只是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而不再同土地结合和以土地表示。就像不再有穷人家族一样，世上也不再有富人世家，在芸芸众生中每天都有富人产生，而且也不断有富人变为芸芸众生。因此，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容易确认和识别的阶级。另外，由于他们与自己的同胞大众有不易察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人民要是攻击他们就必然伤害到自己。在民主社会的这两种极端之间，还有不计其数的差不多各方面都相同的人。这些人既不非常贫穷，又不非常富有；他们持有的财产数量使人们看到之后不会造反和嫉妒。
对于激烈的变动，这些人自然反对。地位高于和低于他们的人都因他们的保守性而保持着安静状态，并确保社会机体处于安定状态。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本身对于现有的财产已经感到满足，对他们有利无害的革命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恰恰相反，他们十分迫切地渴望发财，但他们知道这会侵害到某些人的利益，这让他们感到有些为难。这些欲望也被使他们不断产生新欲望的同一社会情况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它虽然增加了人们进行改革的自由，却减少了人们对改革的兴趣。
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不仅从心里希望不要发生革命，而且从心里害怕革命。
所有革命都要多多少少地威胁到既得的所有权。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大部分都拥有财产；他们既享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且生活在每个人都十分尊重他们的所有权的环境里。
如果我们对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进行仔细的观察，便不难发现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在中产阶级身上的表现是最为坚定和执拗的。
穷人往往不在意他们手中拥有的财物，因为他们觉得与其享有少量的财物，不如索性一无所有。富人除了爱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激情，这些激情也需要得到满足，但长期地、辛劳地经营巨额的财产之后，有时却感受不到财产的魅力了。
但是，既不极端富有又不极端贫穷的人却非常重视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离贫穷还是很近的，深深了解并害怕着贫穷的痛苦。是那不多的家产避免了他们陷入贫困，但这点家产时刻都是他们担心和希望的唯一寄托。他们无时无刻不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总是关心着自己的家产；他们的家产的增加是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得来的，所以更加依恋家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一小部分家产让给别人，在他们看来这种思想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把失去全部家产看做最大的灾难。但是，身份的平等使这些热衷于保护家产和害怕失去家产的小所有者的人数日益增加。
因此，在民主社会，大多数的公民看不清革命对他们的好处，反而时刻感到革命会从多方面给他们带来损失。
在本书的一个地方我说过，身份的平等自然要促使人们去经营工商业，并使地产持续增加和土地日益被分化成小块。我也曾经指出，身份的平等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每个人去持续地、热烈地追求幸福。这样的事实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抵制革命的激情。
革命的最终结果可能有利于工商业，但它的最初效果大都是使工商业者倾家荡产，因为革命一开始肯定会改变消费的一般状态，也一定会使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正常。
除此之外，我想没有任何东西比商业道德更能与革命道德形成对立的了。商业自然与一切狂热的激情敌对。商业喜欢平和，喜欢让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激怒人。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求全，只有万不得已时才会采取极端手段。商业使人独立，引起人们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使人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工作，教会人成功之道。因此，商业使人倾向于自由而远离革命。
在革命当中，最感到害怕的莫过于动产的所有者，因为他们的财产既容易被查封，又时刻可能完全丧失。土地所有者就没有必要如此担惊受怕了，因为即使他们的土地收益不在了，在大动乱过去之后至少有可能保住土地本身。因此，当发生革命运动时，前者要比后者害怕得多。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动产数量越大、种类越多，就越少发生革命。
另外，不管人们从事什么职业，拥有什么样的财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任何人对现有的财产都不会完全感到满足，人人都在不断努力通过不同的办法增加财富。对他们中的每个人的任意一段人生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拟订某些新计划，以增进自己的安乐，和他们大谈人类的利益和权利，那是徒劳的，因为那些琐碎的自家小事占据了他们当前全部的精力，他们希望你允许他们另找时间考虑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
这不仅妨碍他们去进行革命，甚至打消了他们革命的想法。狂热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够触动也以同样的狂热去追求幸福的人。他们对小事情的过分关注，使他们对大事情的兴趣慢慢消失。
当然，在民主社会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勇于作为和心有抱负的人，他们的巨大欲望不会以按照常规前进而满足。这些人热爱革命，并发动革命；但是，如无特殊的意外机遇的降临，他们是极难发动起革命的。
在反对时代和国家精神的斗争中任何人也不会得到好处。一个人，不管他自认为有多么强大，使他同时代的人接受那种他们的整体愿望和感情厌恶的情感和思想也是非常难的。因此，不要以为身份的平等成了永久确立的事实，并给民情打上了有它的特点的烙印，人们就会轻易地跟随一个鲁莽的领袖或一位大胆的革命家走上冒险的道路。
但是，人们同样不能通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甚至通过预先准备好的反抗计划，去公开抵制这样的领袖或革命家。人们不会激烈地反对他们，甚至有时还会恭维他们一下，但却决不会追随他们。人们暗地里以自己的惰性抵制他们的狂热，以自己的保守主义观抵制他们的革命习性，以自己的日常爱好抵制他们的冒险家热情，以自己的良知来同他们的聪明绝顶抗衡，以自己的散文同他们的诗篇抗衡。这样的领袖和革命家也许会历尽艰辛才使人们响应，但过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会离开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好像因身体过重而摔倒。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些态度冷淡和漫不经心的群众唤起，但最终还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由于他们自己认输，而是因为他们是孤军奋战。
我从不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安静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种永恒的运动，人们在这种运动中永不知停歇；但我相信，人们活动时总有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每天都在改变、改进或改革次要的东西；而对于主要的东西，他们则小心翼翼，不敢触动。他们爱改革，但害怕革命。
尽管美国的一些法律不断被修改或废除，但美国人很少表现出革命的激情。当公众的骚动已成为威胁的时候，甚至在公众的激情已经高涨的时候，他们立刻停下脚步并冷静下来。从他们的这种快速的反应中就不难发现，他们害怕革命，把革命看做最大的灾难，每个人都暗下决心，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革命的发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同美国人一样最爱所有权而又怕失去所有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美国一样有绝大多数人反对以任何方式威胁或改变所有权制度的学说。
我曾一度指出，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论，当它只能通过彻底地或突然地改变财产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时，那它在美国就不会像在欧洲的一些大君主国那样受到普遍的欢迎。即使有人赞同这个理论，群众也要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感而反对它。
我敢说，有些在法国被一贯称为民主名言的名言，大部分会被美国的民主所取消。原因显而易见。在欧洲，人们具有的是革命的激情和思想；而在美国，人们具有的却是民主的思想和激情。
如果有一天在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那引起革命的原因也就是美国的土地上住有黑人。换种说法就是不是身份的平等，而是身份的不平等造成这种革命的。
在身份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不关注他人。如果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去，这个有害的倾向不被纠正甚至加强它，认为它能消除公民的政治激情，让人民远离革命，那他们将会自食恶果，遭受本想避免的灾难，而且终有一天，整个社会会因为某些人的破坏性激情而经历异常的变故，这种激情正是在大多数人的冒昧的利己主义和胆怯心理的帮助下才发挥作用的。
在民主社会，并没有希望革命的少数派，但少数人可能会制造革命。
我并不是说民主国家能够避免革命，而只是说这种国家没有引发革命的社会情况，或者不如说这种国家的社会情况可以使人们远离革命。民主国家的人民凭自己的能力处理一切，他们不会轻易参加重大的冒险行动。他们只是在没有准备时才被卷入革命。他们有时也经历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他们制造的。我再补充一句：这种国家的人民只要获得了知识和经验，就不会纵容革命出现。
我深知，这方面可能受国家的各项制度的很大影响。它们对来自社会情况的各种习性，起着或促进或抑制的作用。因此，我再强调一次，我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依靠实行身份平等才能避免革命；但我确信，不管这种国家实行的制度是怎样的，它那里发生的革命中使用的暴力总会比想象的小很多。于是我轻易地揣测出，把这样的政治情况与平等结合，就会使我们的社会达到西方社会从未有过的安定。
我在上面就事实所论述的一切，有些也适用于思想和观点。
在美国，有两件事让我们感到惊奇：一是人们的大部分活动有很大的流动性；二是某些原则有很强的固定性。人们在不停地流动，但他们的精神却好像是几乎静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