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芸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刚开学不久，就收到父亲的信，照例是聊天，“你妈开始练剑——气功不做了，说是怕走火入魔，天天早上看她拿一支剑出门，我叫她‘亚马孙女战士’。”我笑了。在信的末尾父亲提到，“昨天姑妈来信，你姑父死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姑父死因的……我甚至不待看完后一句话，立刻把信纸往腿上一搁，为姑妈一家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只见过姑父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我十三岁，读小学六年级。那天我正和同院的月兰陶玲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前跳皮筋，突然见到有人站在我家门前朝我招手。

读你的两篇小说，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充实。充实是个常识性概念，完全谈不上高深，甚至还有点老生常谈，无非是言之有物、真情实感一类为某些“新锐”作家与批评家不屑的的说辞。认同文学常识有时恰如带着镣铐跳舞，远不如天马行空、凌空蹈虚来得容易，尤其是在文学空心化被消解意义、消解内容的口号包装成为时尚的今天，避实就虚故作高深的花活儿往往能更轻易地获得掌声与喝彩。媒体的竞相媚俗、作家的趋名趋利，已悄悄溶蚀了小说的诗意品格，没有浪漫，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越来越多的被称为小说的东西其实只是酒吧调情指南和商场黑厚学教材，欲望之外一片空白。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刚开学不久，就收到父亲的信，照例是聊天，“你妈开始练剑——气功不做了，说是怕走火入魔，天天早上看她拿一支剑出门，我叫她‘亚马孙女战士’。”我笑了。在信的末尾父亲提到，“昨天姑妈来信，你姑父死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姑父死因的……我甚至不待看完后一句话，立刻把信纸往腿上一搁，为姑妈一家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只见过姑父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我十三岁，读小学六年级。那天我正和同院的月兰陶玲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前跳皮筋，突然见到有人站在我家门前朝我招手。

读你的两篇小说，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充实。充实是个常识性概念，完全谈不上高深，甚至还有点老生常谈，无非是言之有物、真情实感一类为某些“新锐”作家与批评家不屑的的说辞。认同文学常识有时恰如带着镣铐跳舞，远不如天马行空、凌空蹈虚来得容易，尤其是在文学空心化被消解意义、消解内容的口号包装成为时尚的今天，避实就虚故作高深的花活儿往往能更轻易地获得掌声与喝彩。媒体的竞相媚俗、作家的趋名趋利，已悄悄溶蚀了小说的诗意品格，没有浪漫，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越来越多的被称为小说的东西其实只是酒吧调情指南和商场黑厚学教材，欲望之外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