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刁北把遇罗克的人和名字对上号时，是一九七〇年，三月五号。这天，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那个星期日，三年多了，而再过三小时，在我哥刁北将继续苦苦寻求答案的这个世界上，遇罗克将走到问题的尽头。后来我哥刁北看到的材料说，被判死刑后，遇罗克不断要求上诉，他申明他有这权利。国家不给他任何权利。
一九七〇年，刚参加完“复课闹革命”，我哥刁北面临初中毕业——复课对他只有象征意义。那时已无高中可升，更没大学可念，我哥刁北为他走出校门后的去向忧心忡忡。“四个面向”的说法倒出台了，但尚未普及到基层学校。我哥刁北前边的路，还是上山下乡，只是上山下乡。他没勇气离开北京。当时的情形，不同此前，大部分人，已从国家化的欺骗与强暴中清醒过来，明白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怎么回事，最初的返城溪流，正从有门路的知青那里开始流淌。这些情况，我哥刁北知道。但他没勇气离开北京，与这些无关，基本无关吧，或者说，正是这种社会性的现实，坚定了他的个人化想法。他仍然信奉这样的口号：“埋骨何需桑梓地”，“好儿女志在四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已积累了不少书本知识，他渴望通过亲身实践，去了解社会认识生活改造世界，他把去三大革命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当成生理需要。可他绕不开我姥的存在。他不忍心甩开我姥自己去革命。既然没机会上学读书，他的第二选择，毋宁是挣钱养家，以让我姥得到歇息。在有作为与尽孝道二者间，我哥刁北的理性在于，最冲动时，也分得清“修齐治平”的先后顺序。他和我姥商量过，问她可不可以去沈阳生活，好让他无忧无虑地“志在四方”。可我姥这个老北京，不肯别离桑梓之地。“你妈败家，当了闯关东的盲流，”她说，“你这条根要是再拔出去，地下的祖宗得骂死我呀，我就没法活了。”
我姥说，除非有人拿枪把我哥刁北押走，否则她一天也不能看不到他。后来我姥自己打过自己嘴巴。嘴角的血先染红了手，经过手，又染红了她灰白的头发。她怪自己乌鸦嘴，一语成谶了。作为罪犯，我哥刁北两度被囚于北京之外，出北京时都有人押解，押他的人，都端着枪。我姥活着时，我哥刁北主动跳出她视野，唯有八岁去沈阳那回。还有一回，他差点离开北京，但最后又留了下来。大串连时，有一天，我哥刁北瞒着我姥，随几个大孩子爬上列火车，它将把他送往湖南送往湘潭送往韶山。是突如其来的一阵尿急，让我哥刁北犹豫起来。火车没开，厕所门还锁着，望着车厢里几乎摞成落的同龄人，我哥刁北能够想见，等一下，即使厕所门开了，要钻进去，也不会比前往数千里外毛泽东的故乡容易多少。拥挤的车厢里也没法看书。我哥刁北在伙伴们“逃兵”的笑骂声中，于火车开动前，爬着车窗跳回站台，抢在我姥下班前，收起了他在家中留的纸条。
“康德就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哥尼斯堡，”他对我姥说，“心里照样装着宇宙。”
我姥不认识康德，不知道哥尼斯堡在哪，不关心那么大个宇宙如何装进人心，但她愿意我哥刁北成为康德。“如果北京城只容得下咱家一个人，也是你留下，我走，我去哪都行！”我姥的口气不容商量，“可没到那份上，咱俩就都不走，都当康生，哦……康德。”
再过些年，依了我爸的馊主意，我哥刁北丢了北京户口，事后他觉得，他这是配合着我爸在谋杀我姥。此后他与我爸决裂，很难说，他不是在以抛弃我爸的方式祭奠我姥。
而当时，很快，“四个面向”就成了针对中学毕业生的“基本国策”，我哥刁北作为“独生子女”，没上山下乡，成了北京第三粮库扛粮包的装卸工人。当时他比粮包还细。
但“四个面向”的“国策”夏天才有，阳春三月，在国家领导人脑子里，它还是个朦胧的构想。国家领导还举棋不定呢，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对它当然一无所知。于是，初春时节的我哥刁北，由于不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就是学生中的落后分子，作为落后代表，三月五号这天，他被安排去工人体育场看公判大会。在工人体育场，他坐西区，坐落后代表席，紧挨着再偏一点的牛鬼蛇神席。落后代表没剃秃子，也没人看押；牛鬼蛇神则一律光头，几个不光头的押解者坐他们周围。
置身十万看客中，我哥刁北被吵得头昏。按习惯，去哪他手边都带本书，这时他身上带的小册子，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斯大林写的。他看不下去，把精力集中到毛泽东身上也看不下去。小学毕业前，老师讲过一则故事，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锻炼意志，特意去人多的地方看书学习。从那以后，他不光在家手不释卷，出门兜里也不能没书。可此时，他没法不受环境干扰，而受干扰看不了书，他心中就很不好受，他为时间的白白流逝感到痛心。读鲁迅时，他特别认同这一句话：浪费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鲁迅说的是浪费别人时间，我哥刁北则引申为，浪费自己时间也不行，那是自杀。
我哥刁北不想自杀。在满体育场的口号声中，他小声向身边一个小老头打了声招呼。他没说“你好”，说的是“哎”。
“哎，请问，恩格斯会多少种语言？”小老头是那群牛鬼蛇神中的一个，挨我哥刁北坐着，此前，我哥刁北听他正给另一个牛鬼蛇神讲恩格斯轶事，中间还夹着外文。我哥刁北会点英文俄文，确定那小老头说的不是英文俄文后，他估计，他说的是恩格斯的母语德文，而一个会说德文的人，大约对马克思恩格斯能了解得多些。这时候，那小老头听我哥刁北唐突发问，眼神之中充满恐慌，脸发白，不吭声。那个听小老头讲轶事的牛鬼蛇神不太胆怯。“这位，这位革命小将，”他挤着笑脸说，“对，对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
“是这样的，”我哥刁北觉得跟他们说话太费劲了，直截了当起来，“最近我正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觉得，你好像挺了解恩格斯，也许你对这本书也有研究，我想请教几个问题。我问恩格斯会多少种语言只是个铺垫，我听说，他会二十多种。”
我哥刁北态度谦卑，语调恭敬。可他话说到这份上了，小老头还是疑疑惑惑。不那么恐慌了，也张开嘴了，可反反复复只说：“《起源》吧，恩格斯吧，当时摩尔根吧……”正在这时，体育场里一下静了，丁当作响的手铐脚镣声，把所有人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吸引到主席台下方的临时审判台上。我哥刁北也往那看，还点数一下，他看到那溜犯人有十九个。与此同时，十万人的口号声又响起来。我哥刁北把视线从那十九个受审者身上收回，想利用重新响起的口号声作掩护，再与小老头说几句话。可他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一激凌，让视线再度移向那十九人，并专注在其中一人身上。于是，那个让他印象深刻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好像站到他面前了，甚至那对如同后贴在他脑袋两侧的煽风耳朵，我哥刁北都伸手可及。那对煽风耳朵的主人已被剃成秃头，鼻梁上也没戴眼镜；但我哥刁北的近视镜已配上很久，只一眼，他就认出了他。接着，也就知道他是谁了。他胸前牌子上打着红“×”的三个字是：遇罗克。
三小时后，遇罗克被执行了枪决：噗！后来，我哥刁北谈及此事，使用的象声词的确是“噗”。他打听过，单发子弹钻入人体，不是像点炮仗一样“呯”的一声，也不是像钉钉子一样“啪”的一声，而是放屁一样“噗”的一声。
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四人帮垮台后，政治犯一般不会被杀头了。只有个别人，点子坏运气糟，像吉林的青年工人史云峰，因为反对四人帮被抓进监狱，却在四人帮垮台两个半月后掉了脑袋。他一定属于喝口凉水都塞牙那种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则点子不坏运气不糟，属于啃牛蹄筋也不塞牙那种人。都说他们民愤极大，罄竹难书，可中央领导宽大为怀，没让他们去见阎王。公审四人帮那些日子，我哥刁北看了些材料，看过之后，他认为，遇罗克应该算点子尚可运气尚好之人——他进而认为，长煽风耳朵的人多半有福。在辽宁，一九七五年，一个叫张志新的女政治犯被枪毙前，为防止其喊口号，是切断了喉管才押赴刑场的；在江西，一九七〇年，一个叫李九莲的女政治犯被枪毙前，曾在囚车上被摘除肾脏，是在血水涌流疼痛煎熬的情况下吃枪子儿的；在上海，一九六八年，一个叫林昭的女政治犯被枪毙后，政府竟向她妈索要五分钱子弹费——这对死人倒没什么，可给活人的感觉是，那母亲在花钱屠杀自己女儿……这么一比，不能不说，遇罗克点子不坏，运气不糟，他接受的镇压相对文明。通过分析那些材料，我哥刁北认为：在承认通常的三大差别外，还应该承认“都外差别”，即首都与外省的差别。他的理由是，遇罗克之所以能享有相对的好点子好运气，主要在于他的死亡之地是首都北京。首善之都，人性化程度自然好于外省。他由衷赞叹我姥的直觉。我姥不愿意他由京城臣民变成化外百姓，不能说她只是老马恋栈，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体悟，让她有了那样的态度。比如好多年里，沈阳市民每人每月只有资格吃三两豆油，北京市民却能享用半斤。难道北京人笨或者保守，以为炸油条必须使用纯油，沈阳人聪明或有创新意识，往油锅里兑水也炸得出油条吗？继续思考，在“都外差别”外，我哥刁北又得出条结论：华夏文明仇视女人，尤其仇视女人参政。比如吕雉武则天慈禧太后，作为号令天下的女领导，祸国殃民时，肯定不比大部分男领导为害更甚，可她们担的骂名，远多于比她们更坏的男人。推演下来，不能不问，如果张志新李九莲林昭不是女人，他们能死得比遇罗克惨吗？
不过，有一点，我哥刁北想不明白。若干年后，这一男三女，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犯一样，都获得平反，被撤销了判决，可为什么，只有张志新得到广泛宣传和热情颂扬，被通讯报道、小说诗歌、话剧歌剧、报告文学、她第一故乡的天津快板和她第二故乡的东北二人转，一致推举为烈士英雄，被追授为“共产主义战士”，而其他三人，则很少被提及，好像他们没存在过。他们是蝼蚁身子蜉游命吗？我哥刁北百思不解，只能狭隘地去考虑一个微未的细节：张志新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而其他三人，党员都不是。张志新也长了对象征福气的煽风耳朵吗？
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巴尔干半岛上演科索沃危机，北约飞机在目标定位系统的精确引导下，对南联盟实施连续轰炸。现代战争有多种功效，其中一项是培植理性。人们坐在电视机前，捏着啤酒罐嚼着爆米花，本意是要看杀人的：一边寄托自己的暴虐凶残，一边表白自己的良善悲悯。杀人的吸引力大于足球赛和肥皂剧。可现代战争杀人，不够直观，不掐脖子不捅刺刀，更多地依靠武器远程摧毁武器，杀人成了捎带的事。这对看客的知识结构有了要求。于是，欣赏现代战争，就得像欣赏现代派艺术品那样，对自己的思维角度和想象方式进行调整，以从非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场景中看到血肉横飞和尸横遍野。也就是说，在获得现代战争看客的资格证书前，上岗培训的首要内容，不是幸灾乐祸或心生怜意，而是对那些杀人武器神奇的技术性能有所了解。技术让人理性，理性使人客观。事情也有另一侧面。如果那技术不光指向电视里的别人，也指向电视外自己的啤酒罐和爆米花，客观又会解构理性，而理性也要忽略技术，技术那种杀人的本质，将重新凸显。五月八号凌晨，中国的啤酒罐被击穿了，中国的爆米花被震撒了：美国飞机上，三枚导弹从天而降，从三个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让三名中国人死于非命。美国人可能是有意为之。多少年了，中国哪受过这等欺负！一个解构理性忽略技术重现本质的时刻来到了。不等政府发布号令，更等不及几天以后两国首脑江泽民克林顿打越洋电话交换意见，国内许多大学生，当天就停课走上了街头。群情激奋，游行示威，除了喊口号发檄文，还向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及驻各地的领事馆扔砖头瓦块鸡蛋西红柿，也有个别人，打算效法当年的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组织抗美援南志愿军，去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刀对刀枪对枪地厮杀一场，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样，去保卫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这个著名城市，已不属于南斯拉夫，过去曾属于的，是过去那个南斯拉夫；也是过去那个南斯拉夫，拍过反法西斯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每个中国城市居民，平均看它三点七五遍。那时候，中国的电影观众饥肠辘辘，一旦政府开恩，允许百姓看什么电影，许为观众就会撑着，能一直看到恶心反胃。欲组织抗美援南志愿军这茬中国青年，基本背不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瓦尔特”属于他们父辈。但遗传这东西，有股神秘能量，抗美援朝还是他们祖辈的事呢，可那精神，那勇气，那志趣，同样也都遗传了下来。他们对此展开了讨论：
“这事儿可行！”
“这事儿不行！”
“这事儿有戏！”
“这事儿没戏！”
“你们别争了，去听听黎老师意见吧。”
“好哇好哇，去黎老师那。”
展开讨论的这些人，是潘秋菊的朋友，我哥刁北随潘秋菊来天坛公园与他们聚谈，有隔世之感。潘秋菊比我哥刁北小九岁，而她的朋友，基本比她再小九岁。快两代人了。我哥刁北插不上话，也没想插。他悄悄对潘秋菊说，咱们走吧，回去做爱。潘秋菊说，还是先革命后爱情吧，咱去黎老师家看一眼。她磨我哥刁北，去吧去吧，看一眼就走，你也瞧瞧，并不是所有高龄前辈都像你这样意志消沉精神颓唐。我哥刁北不计较潘秋菊敲打，也习惯了。如果说他喜欢潘秋菊的，正是她意志总不消沉，精神总不颓唐，也不算错。某种意义上，她是他寄托。他家不远，潘秋菊说。我哥刁北和潘秋菊跟在年轻人后面，往天坛公园北门走。我哥刁北顺嘴问，这黎老师是哪路神仙，居然还有新新人类把他当人？潘秋菊笑道，这黎老师呀，是个新新新的新人类呢。然后又说，他没工作单位，不是老师，是个屋都不怎么出的老头，病人，严重的哮喘病。可他思维特别活跃，谈吐极有魅力，特愿意跟年轻人来往……那他，叫什么？叫黎鹏程。
“黎鹏程？”我哥刁北站住了。“又瘦又矮的哮喘病人？”
“对呀——也不特别瘦，你认识他？”
“唔，认识，也算朋友呢。他不是老头，只大我四岁。”
“那太巧了，旧友重逢啦。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秋菊，我不想去了。”
潘秋菊看我哥刁北一眼，停下脚步低声说好吧。他不想说的话她不多问。她也知道，我哥刁北不喜欢和以前的朋友再打交道，不一定因为闹了矛盾。
“我们是狱友，在晋城认识的，”我哥刁北搂住潘秋菊肩膀，以示感谢她的理解，“我出来时，他案子还悬着，就没来往了。”
“我知道，我明白，”潘秋菊说，“不过，你也可以，既去他家看一眼，又不必见他。去他家的人，都是那个照顾他的男保姆开门领进客厅，五分钟后，他才会从书房或卧室出来见客。黎老师这人，有贵族气，喜欢摆那种谱。还有就是，他家客厅有个宣传栏，上边经常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可好玩呢。你怎么想也想不出还有他家那样的家。”
我哥刁北搂潘秋菊的那只手加了下力。他也理解她。她对各种另类人物另类事件，都有兴趣，年龄的增长并不改变她这一特点。“你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喜欢我身上那些所谓的传奇？”曾经有一次，我哥刁北这么问她。他很少提这种幼稚的问题。潘秋菊笑了，原谅了他的幼稚，深思熟虑地回答问题。“不是你这样一个人，又何来传奇？而没有传奇，你还是你吗？”我哥刁北经常能从潘秋菊身上看到自己。
随着那几个意欲组织抗美援南志愿军的年轻人，他俩出了天坛北门，等红灯，过马路，进了天坛路与祈年大街交汇处的一栋公寓楼里。那楼二十层高，黎鹏程家住一楼。男保姆把七八个客人带进了客厅。这是个粗壮阴郁的小老头。看得出，他不认识来者中的任何人，可他什么都没问，甚至打头的来客没说“我们来看看黎老师”时，他就敞开了迎客的大门。他脸上毫无欢迎的意思，也没拒绝的意思。他面无表情，动作机械。他是一架被输入了固定程序的机器。
这是一处经过较大改动的三居室。进门后，是条走廊，走廊尽头两个房间的门都关着，只有靠外的客厅宽门大敞。小走廊非常幽暗，黑黝黝的客厅比小走廊亮不了多少。窗子关得严严实实，酱紫色丝绒窗帘半垂半拢，轻轻一碰都能抖落灰尘。沙发椅子茶几倒一尘不染，褪色的木地板也擦得干净。屋里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味。进到客厅里的人，都挺随意，没人落坐，没人拘谨，都自然而然地靠近东墙。墙上就是潘秋菊说的“宣传栏”了。我哥刁北也往那凑，看写在半截教学黑板上的粉笔字。粉笔字的字体，他还依稀记得，同时他还依稀记得，黑板上的内容，他也与这粉笔字的主人一块背过。当时，教他背诵它的人曾做过判断：全中国，看过这段文字的不会超过两百人，能琢磨这段文字的不会超过二十人，背得出这段文字的，不会超过两人。那是一个自负的判断。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录自美国波士顿犹太大屠杀纪念碑在半截黑板的一端，贴着张照片，是个短发妇女的黑白头像。有十寸大小，翻拍效果不好。照片下端，写着一个名字和生卒年月，字体较小。潘秋菊和其他年轻人都探脖子看那照片下的名字，我哥刁北没探头。对照片上的妇女，他不陌生，那是张志新。他之所以对张志新也多看一会，是想确认，她长没长一对煽风耳朵。
接到我姥拍来的电报，都半夜了，我爸还是起身骑上破飞鸽车，飞往沈阳站前的通宵邮局，给北京发回电：“清空杂念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备战高考”，估计次日早上，我姥收到电报时，我哥刁北刚坐上由太原开往北京的火车。我哥刁北服刑的晋城，在山西南部，去太原的长途汽车要跑一夜。我爸的电报没得到回复。三天后，我爸又给我哥刁北发封长信，再下一天，他去邮局，打算寄些高考资料。快到邮局时，他改了主意，折向车站售票处排队买票。当天夜里，他把自己这个人送上火车，发往北京。
下车后，我爸在站台售货亭找到我姥，我姥要拉他吃点东西，又要请假带他回家。我爸饭也不吃家也不回，他说我去西单找他。他气哼哼的。我哥刁北不好好复习功课，一大早就去西单看大字报，这让他生气。我姥说，早上我哥刁北像上班人一样，和她一起出的门。对刚获自由的我哥刁北来说，西单的诱惑力大于书斋。这我爸能想到，可还是觉得我哥刁北太不懂事。他暗怪中央领导取缔西单墙的力度不够。他知道，上边已宣布了取消“四大”，可西单墙的温度，顶多下降三分之一。
在西单路口，一下公交车，我爸就感受到了西单墙剩下的那三分之二热度。一溜两米多高的宽大围墙上，贴满花花绿绿的大小字报，簇拥着的看客挤挤压压；灯光球场那边，还有两个演讲者和两圈听客大呼小叫。我爸凑到近前，很快被吸引了，一度忘了他来此为何。可天地良心，他下车后径直来此，真不为看热闹，真为找寻我哥刁北。但我哥刁北却犯了混，见到我爸，话没说几句，就以“虚伪”指责我爸。“这一两百米，你蹓达俩钟头才找到我？”我哥刁北说，“别那么虚伪，看大字报又不是写大字报，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我哥刁北的话让我爸伤心。我爸发现我哥刁北，是接近电报大楼时。从西单路口到电报大楼，的确不足两百米远，走两百米花俩小时，怎么说时间都长了点。我爸是从背影认出儿子的。当时，我哥刁北撅着屁股，托着脖子上吊着的黄书包，正看最新一期《探索》上的文章摘介。我爸知道，这本叫《探索》的民间刊物，已被定性为反动刊物，它的主编魏京生，不久之前刚被逮捕。我爸觉得周围的看客都像便衣警察，除了他和儿子。他立刻出手把我哥刁北拉出人圈，几乎也是立刻，对他不好好待在家里复习功课提出了批评。
“你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始终不坠青云之志，我不光一点不反对，还支持，只要你的一言一行都接受四项基本原则的约束就行。可是，要报效祖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当务之急是考大学呀。”
穿行在长安街边桃花初绽的行道树下，我爸的声音越来越高。他们周围没有别人，像不像便衣警察的人都没有。
后来我哥刁北与我爸决裂时，很偏激地提到了这几天。“我从监狱出来，你拍封电报，十六个字里，没一个祝我获释出狱；然后你又写封长信，都超重了，也只有一行半话与高考无关；再然后，你在民主墙那儿找到我，可直到回家都吃上饭了，三个小时里，你没问一句我在晋城的情况。你这叫关心我？”也得承认，我哥刁北犯混使性不讲理的时候并不很多，他偶尔发出的偏激言辞，应归属到吵架没好话骂人没好嘴的范畴之内。
那天就是，父子俩一路争争吵吵，都不耐烦，我爸甚至捶着自己半秃的额头说，我他妈真是贱呀，大老远的找气生来了。可一回到明星胡同，他立即从皮包里掏出一大叠卷纸，分门别类地查验一下，铺到桌上，连钢笔铅笔都预备好了。他对我哥刁北说，他带来的，是七七七八两年所有科目的高考试卷及标准答案，这次来京，他要出任考官之职，试试我哥刁北到底程度如何。这次考试，除了考场不能设在外面，其他一切都按规矩来，且判卷子时，他会从严出发。他没能力批改的数学卷子和外语卷子，他将带回沈阳，求人审阅。一九七九年高考，非外语专业考生的外语成绩只按百分之十计算。
“开始好吗？”他看看表，问我哥刁北。
“我能不能先吃口东西？”我哥刁北在抽烟。我爸不抽烟。
“哦，对，我也饿了，早饭我还没吃呢。”
我爸在北京待一周，每天考我哥刁北三至四科。应考前，我哥刁北没时间复习，也不知道该复习什么，更复习不进去。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俗语在这里没有意义。我哥刁北得分不低。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的卷子，我爸都能判，判卷速度只比我哥刁北答卷速度慢半天左右。数学和外语，不用劳驾别人，我哥刁北对着标准答案自行裁判，也大体不谬。捧着考分，父子俩都挺激动，好像那考分是大学的录取通知。我爸激动的方式是对我哥刁北赞不绝口。一般他不赞美别人。我哥刁北激动的方式是低调面对我爸的赞美，鸡蛋里边挑骨头似的，继续找寻自己的毛病：爸，这里可能会再扣半分。
我爸和我哥刁北的自判考分不是大学录取通知，是蜜月证明，它为这两人男人一生中也曾有过蜜月时段提供了佐证。我哥刁北请我爸放心，他不再去西单墙也不再看“没用的”书了，他的目标是北大哲学系。可我爸回沈阳后，我哥刁北的高考报名却受到阻挠，相关人士认为，一个蹲过监狱的人，尤其为政治问题蹲的监狱，怎能有资格参加高考呢。没人肯定地说我哥刁北无权高考，但谁又都不说我哥刁北可以高考，人人都说我哥刁北的情况得请示上级。我哥刁北打听不出哪个上级能决定他命运，他只能向我爸这个上级汇报情况。我爸再度前往北京，找到各种名目不同的“上级”去解释游说，他说我哥刁北不是江青的人，而是反四人帮的，应该算英雄；他还指出，有好几所著名大学，为了照顾一些著名的四五英雄，上一年年底他们一出狱，就破格免试招他们入学了。
“刁北不需要照顾，允许报名就行。”
“这个……哎呀……”各种名目不同的“上级”，大致都作如下答复，“老刁同志呀，我们理解您这当父亲的心情，也希望您儿子是四五英雄。可是，他有英雄证明吗？有平反证明吗？有误抓证明吗？有冤假错案证明吗？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打不得马虎眼呀。他支持江青出版《红都女皇》，这铁证如山，您说没支持，还反对江青，有证据吗？当然了，我们是具体办事儿的，做不了主，如果上级有批复，说您说的对，我们非常愿意每个年轻人都能走进大学校门。可其实呢，话又说回来了，正像您知道的那样，大部分四五英雄都去年下半年放的，还有更早出来的，而您儿子，为什么比别人晚出来半年？要说呢，如今党的政策这么宽松，您也该知足了，出来就不错了嘛……”我哥刁北只有一纸措辞含糊的释放证明。我爸无言以对。
我们家人，总喜欢规避麻烦，都缺少迎难而上的热情。只有这次是个例外。七月份的高考之前，我爸代表我哥刁北进行了一系列上访投诉活动，从北京市公安局到晋城监狱，从教育部到团中央。当然无用。这年我哥刁北的高考卷子，又是在家答的。成绩的确很好，可也只有确信自己能力的意义。七月份以后，我哥刁北在我爸的催促下亲自写申诉信，其实是把我爸申诉信的草稿抄写数份，寄给许多中央领导。中央领导不是胡风，没有一个像胡风回复我妈那样，给我哥刁北回信。
必须有个相应的对策。若在沈阳，我爸有关系给我哥刁北弄到准考证，他便决定，将我哥刁北户口迁沈阳来。对此，我姥强烈反对，我妈举棋不定，但我哥刁北觉得，来沈阳就不用继续邮寄那些永无回音的申诉信了，他支持我爸。通过离开北京的方式寻找新出路，这证明的，不是我们家人有灵活性，而是面对麻烦时只知一味逃避的性格特点。倒也有另一重考虑，认为只要我哥刁北能参加考试，以他的能力，获得去北京读书的资格不成问题。一九七九年年底，我哥刁北便成沈阳人了。当然，除了考试那几天他得待在沈阳，其他时间，他仍是北京人，是个没北京户口的北京人。高考报名的一应事宜，都是我爸给他办的。一九八○年是我们刁家的高考年，二十七岁的我哥刁北，十九岁的我，十八岁的我妹刁星，七月的七八九三天，都是在高考的文科考场度过的，二十天后，又在同一家医院接受了体检。当时不公布高考成绩，一切情况由组织掌握。但我爸有神通，他查到了他三个孩子的具体分数。老大最高，老三次之，老二最低，但最低的我，也能上所一般大学，而高分的我哥刁北和我妹刁星，杀入北京的重点院校不成问题。
我妹刁星成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学生，我成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学生，可政审关，继续是我哥刁北攀不上去的峭岩。十月下旬，我和我妹刁星都念过一个半月书了，经过我爸四处求告，我哥刁北才接到位于新民县城的沈阳师范学校分校的录取通知。沈阳师范学校新民分校是中专，学制两年，以培养郊县小学教师为目标，学生毕业后，不光没可能分往北京，想进沈阳市区都是妄想。我哥刁北拒绝去报到。
“我对读书已没兴趣，它不再能给我带来快乐，以后我不会再进任何学校。”
在写给我爸我妈的感谢信中，他这样写到，同时，他还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要结婚了。“如果你俩来参加婚礼，我不反对——当然，根本也谈不上什么婚礼，只是两家人一块吃一顿饭，而且肯定的，是顿无聊无趣的饭。”
我哥刁北说他“对读书已没兴趣”，这个“读书”，应该指上学而非阅读。他对之不做进一步阐释，我认为，是故意混淆两种“读书”概念。为让这种混淆产生更大的误解效果，他还借口收拾新房处理旧物，把他的书装箱打包寄给了我。他想把从此远离书本的印象留给我爸。但我发现，他送我的只是文学书，还有人物传记方面的书，对那些哲学类思想类的书，他没提没念。他的那一类书我也喜欢。
直至我哥刁北声称的死期，他一直狂热地喜欢阅读，他以马克思毛泽东等读书好手为榜样，采用“笔读式读书法”。他读书时，笔头子勤，在书的天头地角都写满批注，还专门备有用于摘章抄句的笔记本。即使不读书，做别的事，他的手也常常拿笔，想到了睿语隽言，构思了妙句佳词，别人的也好，自己的也罢，都要信手写到纸上。别人的，写一下，能起到加强记忆的作用；自己的，记下来，以备整理到笔记本上。
他戴着疑似“杀死”病患帽子回家那天，我拎一堆水果过去看他。他先不让我进屋，我硬进，也进去了。他匆匆戴上双层口罩，弄碗陈醋往地上泼，远远地坐在书架前的一只板凳上，不正眼看我，也不怎么说话，好像他目光和声音也传染“杀死”。如果目光能传染“杀死”，被图钉钉在书架上的叔本华就倒霉了，因为我哥刁北一直歪着脑袋与他对视。那不是活着应该有二百多岁的叔本华本人，是一小幅他的铅笔素描头像，他头发像火苗一样朝上蹿动，目光比我哥刁北阴郁三倍犀利五倍——若说传染，他的目光应该比我哥刁北的目光传染力强。这幅叔本华的铅笔素描头像不是我哥刁北画的，他没那两下子；是鲁迅美术学院一个崇拜他的研究生，和他长聊二十四小时后仍然不困，于我哥刁北睡去后奋笔疾画的。我远离叔本华和我哥刁北，坐在窗台下的破沙发里甚是无聊，满屋的醋酸味让我恶心。可来了不能立刻走掉，我就抽烟，看窗台下的暖气，以及暖气与沙发间一小片密度过小的蛛网。暖气片原本银灰色，也叫太空色，由于长期缺少清洗，成了黑色，这样，夹在暖气片与墙壁缝隙间的一张纸，就醒目地暴露出来。它可能是从窗台上掉下去的。我无事可干，拿起沙发扶手上的一本杂志，一本十六开本的《哲学研究》，挺费劲地，扒拉那纸。好一会工夫，那纸捏在了我右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那是张某私立英语学校的广告传单，光洁的铜版纸上，广告词说得天花乱坠。我估计，这是我哥刁北下火车后，在站前广场，被人塞手里的，而周围没垃圾箱，他没法顺手将它扔掉。站前广场，也有几个垃圾箱，只是彼此距离遥远，又很隐蔽，让人难以找到它们。扔垃圾的人找不到垃圾箱，把红袖标藏在兜里的卫生管理人员抓人罚款就容易一些。我想把广告传单扔厨房的垃圾袋里，没爱起身，顺手将它夹进《哲学研究》。是夹的时候，我注意到，这张广告传单背面空白处，龙飞凤舞地写着两段圆珠笔字，那种匆忙划拉出来的笔迹，是我哥刁北的。前一段话的后边写着：（奥地利）托马斯·伯恩哈德《历代大师》；后一段话的后边写着：化自（奥地利）托马斯·伯恩哈德《历代大师》。
他们对我犯下了两桩罪行，两桩重罪。他们没问我什么就造就了我，把我生出来，然后就像他们造我生我一样又压迫我，他们对我犯下了生产罪和压迫罪……我总是在想，一个人怎么会庆祝生日呢？如果人们把他们的生日定为一个纪念时刻，借以不要忘记他们的生身父母对他们犯下的罪行，我倒可以理解，可它怎么也不能成为一个节庆日呀！没有什么比庆祝生日的虚伪和谎言更让人厌恶的了。
我们对你犯下了两桩罪行，两桩重罪。我们没问你什么就造就了你，把你生出来，然后就像我们造你生你一样又欺骗你，我们对你犯下了生产罪和欺骗罪……
我哥刁北偶尔扭头，看到了我手里的广告传单，也看到了我在看它。他先无动于衷，以为我只是闲极无聊浏览广告。他忘了他在这张纸的背面写过什么。可很快，他就意识到这张广告传单背面有什么了，也意识到了我为什么看得专注。他忙起身，走向我，夺去这张光洁的铜版纸。
“嘿嘿，嘿嘿。”
他尴尬地笑，同时把那纸对折两次，叠起来，揣进兜里，还小心地在口袋外边压了一下。“嘿嘿，嘿嘿……”猛地，他仿佛一下想到，他的声音，目光，包括身体，都曾与我距离很近，如果近就意味着传染，我也应该患“杀死”了。“真糟糕！你快走刁斗，回去量量体温拿醋漱口，这两天，别和晚晴他们娘俩一桌吃饭……”我不能不走了。他偏要拿“杀死”当墙，把它作为与他人隔绝的理由，我没办法。如果他真抑郁症了，我能做的，也只是帮他找找医生。但此时，我太想问了，你那化自前一段话的后一段话，那“他们”对“我”向“我们”对“你”的转换，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替爸妈设计台词吗？我没问。我知道问也不能问出结果。
我哥刁北出狱返京后，除了去西单墙，也逛书店。可买之书越来越多。他没收入，不敢挥霍，喜欢的书也不能都抱回家。但不买是不买，见见它们，摸摸它们，心里也舒坦。有一天在西四一家书店，他发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天安门诗抄》，书名由华国锋题写。两年半前，毛泽东去世不足一月，华国锋即抢先下手，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关进牢狱，赶下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的尚方宝剑是毛泽东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也有尚方宝剑，也有毛泽东手书：“按既定方针办”。两份手书不偏不倚，都六个字，前者比后者多个逗号。后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完书名，他的使命也告完成，他比较自觉地从中国政治舞台的台角侧门退下场去，担于一身的三项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分别被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扛到肩上。我哥刁北没过久欣赏华国锋书法，怀着某种期待，他迅速跳过封面，一猛子扎进诗集内文的深水之中，仿佛他知道那里有条大鱼。几分钟后，翻看第五十九页时，那条不甚真实的大鱼一下活了，带着串水花跃出水面。我哥刁北鼻子一酸，抓住了它：“……长天有星皆拱北，大地无水不朝东。纵是人间多鬼魅，自有英灵护苍生。”
那书摆在降价摊上，两角一本，他花一元买了五本。稿费制度已恢复了，他一时动念，想去出版社说明一下，这首诗的作者是他。他没去。他无法证明他是作者，能证明他也不好意思去。一首七律，给稿费的话，大概只够他按处理价多买五本《天安门诗抄》。买那么多送给谁呢？
江青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人们对出版她传记义愤填膺；但后来，她成了垃圾渣滓人民公敌，入狱坐监直至死去，对坊间流行的数种中外作家写的《江青传》，却再无人表示异议。据统计，江青的传记，与二十世纪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其他著名人物的传记比，与刘少奇的王光美的，与周恩来的邓颖超的，与林彪的叶群的，与朱德贺龙陈毅的，与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比，发行量最大，她那茬人里，只有毛泽东传邓小平传的印数能超过她。那些写她的传记，我哥刁北多数见过，但没怎么读，只通过它们，补充和修正了自己的一个早年记忆：当年《红都女皇》事件中的美国女当事人，叫维特克，是个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不是传说中的新闻记者。另外，出于专业敏感，我哥刁北这个临终遗言代写人，也把江青在秦城监狱度过的最后时刻存入了记忆。江青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上吊自杀，再有两天，就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了。江青的临终遗言，不是说出来的，是写出来的，写在前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前一天的《人民日报》上有篇社论，与文化革命毫无关联，显然，死去之前她认真读过。“主席，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
我哥刁北认为，两个“来”字，应删掉一个。他做校对时，经常扮演编辑角色。编辑们不反对他适度地代他们行使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