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又重演了这一幕历史悲剧。唐太宗李世民觉得儿子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很与自己相似，也曾有意让他取代太子，但鉴于历史上废长立幼带来的麻烦，没有如愿。李世民去世后，太子李治当了皇帝，这就是唐高宗。李恪被长孙无忌所害，唐高宗则平庸懦弱，受制于专权的武后。最终使武则天大肆杀害李氏宗亲，改唐为周，自己做起了女皇！
由此可见，这两位太子后来确实都不能巩固自己的皇权，不能继承父皇的事业。当时欲废除他们继承权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汉宣帝、唐太宗都是为了国家，从他们儿子的才干来考虑考问题的，并不是专指长相而言。
唐代大臣明崇伊曾说英王李哲（后来的唐中宗）长得很像唐太宗，张说也指出唐太宗的画像与忠王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相似，他们都是单纯从相貌上判断取舍的。如果以才干相比，唐肃宗和唐太宗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汉成帝所宠爱的嫔妃曹宫生下一个儿子后，曾别有用心地说：“我儿子额头上毛发旺盛，多像孝元皇帝啊！”假使他真的就是孝元帝，那也不足挂齿，何况只是个小毛孩呢！
感悟：
中国历史上庸君、昏君、暴君太多，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儒家最讲圣王的理想，意思是普天之下，谁的道德学问最好，谁就当王，当皇帝，但这长子继承制，却恰恰与此相反，凡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必定得不到好的下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走在时代和社会的前面，不断地对社会进行批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定位早就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决定了的。看来，中国传统的理论与实际相距得太远了。
5.好人都有好报吗？
晁错是个大能人、大才子，又是汉室的忠臣。都说好人有好报，但其忠心换来的是被斩于市，不知天下士人会对此有何看法？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善恶报应观念还不是那么明确和强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便迅速地吸收了佛教的某些轮回转世的思想，根据本土文化特点，尤其是对道德坚定不移的信仰，便形成了自己善恶报应的观念。
大概是因为“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的事太多了，大概是因为正义不能伸张，天理无法昭彰的现象太司空见惯了，人们似乎对天理和人理失去了信心，但孤苦无告的人们又不能不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创造出了因果报应理论，即使不能亲眼看到善恶报应，也是因为“时辰”未到，并非是报应失灵。这样，人们的心里得到了抚慰，靠着这种抚慰，人们才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尽管这种抚慰是虚幻的，是无法证明的，但人们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因为一旦相信它是虚假的，人们就会连最后一丝对人的相信和留恋都没有了，人们也就最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在孤苦无依和对现实的绝望中，人们还仍然相信天道的存在，相信冥冥之中有恒定不变的正义和力量，相信这种力量有朝一日总能扬善抑恶，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没有宗教形式的宗教！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天道显现的时候似乎并不多，善人有善终者并不多，倒是奸佞邪恶之徒，多能飞黄腾达，享其天年。在封建宫廷和官场里，也是如此，“忠而被谤，贤而见疑”的事比比皆是；而奸徒受宠、佞臣见爱的事也同样随处可见。小的事例就不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因忠臣而做替罪羔羊的似乎是西汉的晁错。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炼，“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性格弱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伎俩。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把晁错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想把晁错除去。晁错也有点忘乎所以，由于晁错的署舍坐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他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
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让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他年轻气盛，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只是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非但不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治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就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其人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不久窦婴就被免职。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命，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武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藉，不准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