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从葬坑范围东两320米，南北300米。共有从葬坑24条，长25～291米不等，宽多为4米。平面形状有长条形和“中”字形两类，均为南北向。24条从葬坑成东西向14行排列，每行坑数为1～6座，行距20米。其整体排列似有一定规律，即坐西面东，南北对称。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西北，除坐南面北外，其面积、坑数、行数、排列均同南区。1990年～1997年，先后对南区的14座坑进行了部分试掘或整体发掘。这些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及成组的陶、铁、铜质生活用具，全向展现了汉代军旅场景，可能与西汉当时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
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东南。此处地形隆起，外貌呈缓坡状。根据考占钻探得知，遗址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60米，外围有壕沟环绕。
遗址中心部分的最高处放置着一块方形巨石，俗称“罗经石”，用整块黑云母花岗岩雕凿而成，南北长183厘米，东宽180厘米，厚40厘米。石板上部加工成直径140厘米的圆盘，表面刻有十字凹槽，槽宽、深23厘米左右，经测定为正南北方向。据研究推测，它可能为修建阳陵时标定水平、测量高度和标示方位之用，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测量标石。在对遗址的试掘中发现，遗址中部是一夯土台，应为主体建筑的台基。基址边长54米，共有12个门，每边3个门，四周有砖铺地面、卵石散水、四神空心砖以及瓦片堆积层等遗物。
这片建筑遗址地势高亢，布局规整，规模宏大，应该是阳陵陵园中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之一。
刑徒墓地在景帝陵西北约15公里处。秦汉之际，帝工陵墓的修建工程主要由刑徒来修筑完成。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调集70万人修建其陵墓。其中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也包括一些刑徒。在秦始皇陵就发现了几处刑徒墓地，他们生前为秦始皇修陵，死后被草草埋在陵园中。《汉书·景帝纪》载景帝曾“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阳陵刑徒墓地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其面积达8万平方米，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在万人以上。1972年发掘了其中的29座墓葬，发现厂35具入骨架，其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藉，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钛”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
1997年～1998年，对位于阳陵陵园东部的陪葬墓区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清理，发现了规模巨大、数量众多、围沟完整、排列有序的陪葬墓园群。该墓园区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葬墓葬区的东两界限。两侧壕沟已探明长440米，宽近8米，深62米。东侧壕沟长570余米，宽近40米，深约10米。
巾部有横贯陪葬墓区的东西向道路一条（司马道），西起帝陵陵园东阙门，向东直通阳陵邑。司马道南北宽110米，东四长3500米，路上厚01～024米，路十距地面070米。司马道的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日前钻探发现由壕沟分隔而成的陪葬墓园16排107座。其中司马道南侧10排92座，北侧6排15座。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墓园内已探明了各类大巾小型墓葬5000余座。考占专家对其中位于司马道南侧的部分古墓葬进行了清理。实际发掘汉墓280座，包括竖穴土圹墓9座，竖穴十洞墓158座，斜坡墓道十洞墓77座，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墓3座，竖穴墓道砖窒墓11座，斜坡墓道砖室墓22座。汉墓中出土各类文物5000多件，其中有锺、钫、罐、仓、灶、鼎、钵等陶器1283件，以锤、钫、镜、带钩、车马器、弩机、印章、小铜饰等为主的铜器772件，半两、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各类铜钱2923件（组），铁剑、铁斧、铁灯、环首刀等铁器212件，玉圭、玉含、玉蝉、玉塞等小件玉器54件，骨、蚌、石、漆器等102件。
截至目前，阳陵已发掘出土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各类器物及麦、粟、菽、黍等各类粮食标本等文物近五万件，其中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是包括各类陶俑和陶塑动物在内的陶塑制品。
由于阳陵陶俑大部分为所谓的裸体俑，所以这些陶俑的身份、地位亦即其类型难以确定，但就其制作工艺、出土的位置、携带或附着的物品、身着的衣物及陶俑的形态姿势等分析，阳陵陶俑种类是十分丰富的。
根据其制作工艺的不同，阳陵陶俑可分为着衣式（即裸体俑）和塑衣式两大类。着衣式陶俑出土于帝陵从葬坑、南区从葬坑和个别大型陪葬墓的从葬坑内。塑衣式陶俑多在一号建筑遗址和大中型陪葬墓中出土。结合近年来汉惠帝安陵、武帝茂陵、宣帝杜陵附近及汉长安城的制陶作坊等处考古发现，可以初步确定当时这种陶躯木臂、赋彩着衣的着衣式陶俑可能是专为皇室随葬的级别较高的陪葬品。而一般的贵族大臣在未经皇帝特赐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此类陶俑，只能陪葬带陶塑服饰的“塑衣式”彩绘俑。
根据性别分类，阳陵陶俑的性别除了男性和女性外，还发现了宦者俑。在秦始皇陵长达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先后发现和出上的陶俑数千余件，但是就其性别来讲，仪发现有男性，尚未见到女性和宦者俑。阳陵女性和宦者俑的出土不仅补全了秦汉陶俑的性别类型，而且由于阳陵出土的宦者俑是我国曰前发现最早的同类实物资料，因而对巾国占代宦官制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就陶俑的形态讲，现已发现有立俑、拱手立俑、执物立俑、跽坐俑、俯身俑、舞蹈俑、驭车俑、奏乐俑、行走俑、骑马俑等。就其身份可分为将军俑、步兵俑、骑兵俑、宦者俑、门吏俑、侍女俑、伎乐俑、驭手俑等。总之，可以认为阳陵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作为地下陵墓中的随葬品，这些陶俑应是除了皇家以外西汉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它是汉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而不像秦兵马俑仅是秦军事生活的反映。因此，我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阳陵的陪葬坑并不能称为兵马俑。
阳陵陶塑动物主要有马、牛、羊、狗、猪、鸡等。这些动物俑为畜类，但其制作工艺也相当讲究，它既经过了类似塑衣式陶俑模制、加塑、焙烧、着色等加工工序，亦采用了着衣式陶俑制作中的雕琢、组装等工艺（牛、羊、马等的犄角、尾巴为木制组装）。阳陵的陶塑动物种类繁多，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情趣。陶牛身壮体硕，四腿强健，颈部粗短，双耳斜仲，两眼外鼓，体现一股倔强有力的牛气。陶绵羊躯体浑圆，双腿细长，两耳斜垂，口微张，臀肥大，尾下垂。陶山羊身躯圆润，腿直如柱，竖耳，胡须下垂，小尾上翘，神态安详，呈现出一副温顺可爱之态。陶猪膘肥体壮，四肢矮粗，大腹下垂，腹下有两排乳头，脖颈粗短，长嘴大耳，憨态可掬。陶犬分狼犬、家犬两种，狼犬两耳斜竖，双曰虎视前方，嘴巴较细长，两腮外鼓，脖颈较短，身躯壮实，四肢有力，长尾下垂。家犬两耳直竖，双目略外鼓，嘴巴较粗短，身躯肥硕，四肢粗壮，尾巴上卷。二犬造型刻画传神，给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神态。陶鸡分雌雄两种。通体彩绘，色彩鲜艳。雄鸡昂首翘尾，长喙小眼，朱红色高冠，黑、红、黄三色羽毛。母鸡形体较小，尾巴较短，头部无高冠，神形俱佳、惟妙惟肖。阳陵陶塑动物数量之多，造型之美，是前所未见的。
考古发掘出十的文物，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牛活最直接、直观的反映，也是对古代文献记载不足的补充。具有“东方维纳斯”之称的阳陵汉俑，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牛活中多元、丰富的审美以及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汉代各型墓葬的随葬品中，裸体陶俑出土不多。汉景帝阳陵出土的陶俑是曰前所见此类俑中时代最早的，把流行此式俑的时间提前了百余年。阳陵汉俑裸体着衣，体量适中，艺术概括力强。在宽松欢洽的气氛巾，阳陵汉俑形象生动，表情“喜”多于“忧”。阳陵汉俑体躯修长，有点苗条有余而丰盈不足，但比例匀称，各部合度，肌肉平滑圆润，也不乏胸腔宽大的健壮形象。
头部是人体或动物体最能传达情感和特征的部位，通常都是艺术家努力表现的关键地方。阳陵汉俑俑头塑造的艺术性更高。五官端正、面相多样、和颜悦色、神采飞扬是阳陵汉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与秦兵马俑相比较，阳陵汉俑更为活泼牛动，表现于段更加多样化。
阳陵俑除陶制的身躯之外，还附加以木制的可以转动的双臂，从而增加了俑体的动感；另外又给陶木组成的俑体穿上丝绸衣服，进一步增强其动感……值得一提的是，阳陵汉俑制作者对于俑体生理特征的表现，在秦俑里是没有的。
这种表现形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秦汉时代人们思想方法、审美情趣的变化，同时也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高度写实。诚如下学理先生所言：“以高度成熟的写实主义手法塑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是阳陵汉俑最大特色之所在。”阳陵汉俑反映了汉景帝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较之秦代有了更大突破，已经从传统法制的严酷统治下摆脱出来走向一种和谐，展现了宽松政治环境下人们生活中的乐趣。汉俑“喜”的表情、神采飞扬的面相也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明朗的精神面貌，这种面貌正是那个时代人背景之下人们真实牛活的反映。在阳陵南区从葬坑中还发掘有配备兵器的水质车马以及盛放有陶牛、猪、狗、羊等动物模型的木栏、水箱。
此外还有铜质度量衡器、彩绘漆盘以及饮食用具。这些文物的出土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丰富的文化生活。
阳陵邑位于帝陵的东方，规模十分庞大，在面积近80万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规整的网状道路30余条，呈棋盘状的占代居民建筑里坊多处及储水池等重要遗迹，同时出土文物万余件。
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使人们对汉代帝陵的形制、布局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考古学界被称为“阳陵模式”，解决了许多学术问题，大大推动了对汉代帝陵的研究。一座现代化的阳陵博物馆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
第4节、武帝茂陵
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原上南位镇的东南部，两距兴平市12公里，东距咸阳市15公里。其北面远依九峻山，南面遥屏终南山。东两为横瓦百里的“五陵原”。此地原属汉时槐里县之茂乡，故称“茂陵”。
汉武帝登基之初，汉朝建立已经有60多年了。经过汉初的“文景之治”，天卜-安定，朝廷大匝们都希望天子举行祭祀泰山和梁父山的封禅大典，改换确立各种制度。汉武帝崇尚儒家的学说，就通过贤良方正的科目招纳贤士。
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权。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政治上，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王的封地不得不白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以监察地方。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贸易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武帝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大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巾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碑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起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正因如此，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班同在《汉书》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在思想上，他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长安创立专门的儒学教育机构——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朝的统治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
在军事上，汉武帝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以此来彻底解决北方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3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设市了河西四郡。征服西域，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在对匈奴战争的同时，采取和平于段和军事于段使西域诸国臣服。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了自两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两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使汉文化广播国外，也把异域文化带进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