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名小说家王文兴得到今年的“花踪文学奖”，可谓是海外华人世界的最高文学荣誉。编者约我写篇稿，以资庆祝，因为我是王文兴的老同学，应该对他的文风十分熟稔，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据编者说）香港的不少读者看不懂他的文字，“唔知佢讲咩”？我觉得这一个评语似乎有欠公允，为什么王文兴的《家变》在台湾是畅销书，最近他又得到台湾的“国家文艺奖”，研究和评论的文章车载斗量，但在香港却如此沉寂，找不到知音？难道香港的文化水平如此低落，比不上台湾？为什么他的同班同学和《现代文学》的共同创始人白先勇在香港的粉丝无数，声望如日中天？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语言问题。王文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作家，以独特的文学语言呈现现代生活的现实，特别是内心生活，这种语言必须把日常生活的习惯用语或表达方法“陌生化”，营造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总而言之，王文兴的小说是语言的产物，而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照相机，所以他艰涩难懂，甚至是曲高和寡。
然而这一套学院“形式主义”的说法，也太过笼统，未免忽略了王文兴作品演变的过程。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新翻阅王文兴的早期短篇小说，读来饶有兴味，内中有些作品都是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做学生时代写的，因为我也可以作个见证。
王文兴在初入台大时已经读完英译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这本名著中他领悟到小说的“写实艺术必须内外兼具：小说人物外在的行为出自内心的动机，而内心的世界永远较外在的更复杂”。因此他从开始就不注重情节的铺陈，而专注于捕捉人物本身的瞬间感受。但他并没有用“意识流”的手法，而是用一种源自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他认为是法国最好的小说家——的客观描述。王文兴在大学二年级已经读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位法国作家的写实，风格极度客观，毫不伤感，也最忌伤感。想当年大家还在“情窦初开”的人生阶段，同学还在读《简·爱》、《呼啸山庄》之类的浪漫小说，王文兴已经写出短篇《最快乐的事》，以不到一页的篇幅描述一个青年人在第一次性经验后的幻灭，他自言自语说：“他们都说，这是最快乐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然后自杀。
这篇小说的文字简洁，十分易懂，触到一个文学上的大主题：“成长小说”中的“initiation”，但却一反其道，青年在尝禁果之后没有长大成人，反而更孤独绝望。我认为王文兴的所有作品，都隐含了一种孤独，这种孤独不但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和外在的现实疏离，而且为王文兴的“客观”文体加上一层干涩的味道，记得我用了一个英文字形容它“arid”，他颇同意。我还记得他非常用功，非但勤读西洋小说[在此期间他又读了卡夫卡、加缪、海明威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等不少其他欧美现代作家]，而且勤做笔记，把不同的文体和词语抄下来，反复琢磨，为的是提炼他自己的文体，所以称他为“stylist”，并不为过。
王文兴的文体，逐渐演变到《家变》时期，又添加了一层词句肌理的浓度和节奏感。《家变》在当时台湾文坛造成极大的震撼和争论，但一般读者多批评其内容大逆不道，作者竟敢挑战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孝道伦理！但我们如果放宽视野，在西方现代化文学中，这种叛逆态度早已司空见惯，至少《家变》中还没有明写乱伦，也没有“人吃人”的隐喻。记得当时乡土文学论战正方兴未艾，王文兴被围攻，他在道德批评的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畏惧，甚至在一场大会中，还故意说出一句妙语：文学的目的就是“愉悦”——创作和阅读文本的愉悦，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如今时过境迁后思之，这不就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那句名言吗？当时的文评家还不知道罗兰·巴特是谁？
其实《家变》的文字不难懂，只不过内中缺少一个能令人同情和同掬一把泪的人物，而最后的结局更是一反“情节剧”的高潮：出走的父亲（这个情节本身也一反“五四”的模式）没有回来，儿子和母亲反而相安无事，过得很快活。殊不知王文兴最反对的就是这种通俗伦理的“大团圆”结局，他宁愿视“欠缺”（他另一篇小说的题目）为常态，这也是现代人的命运。
到了《背海的人》，才确实是对读者最大的挑战，这个长篇小说分上下两集，初读时实在佶屈聱牙，开头第一句就是一连串的“粗口”，几乎把读者骂出小说世界之外。这本小说非但难懂，而且难读。但他的愉悦性偏偏要读出来才能完全领略得到。
记得多年前在台北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责难王文兴，说《背海的人》非常难读，而且根本读不出来，不料王文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用他的男中音嗓子，把全书的第一段从头念到尾，毫不费力。我在场第一次体验到他的文字的节奏感，然而这种节奏感是不规律的，如果打起拍子来更难，犹如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音乐。《背海的人》从头到尾也是独白，主角在演一场独角戏，全书最后一句是：“喂，救命，救命……”这位自称“爷”的中年人最终被杀了，不能发声。不知台湾是否有人把它改编为舞台剧或广播剧？这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位现代主义的大师——剧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王文兴当然熟悉他的作品。
这篇小说以南方澳为背景，但在我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地方背景，小说的舞台是抽象的，空无一物，就是一个“说话的头”（talking head）作长篇的独白，它可能打破台湾文学有史以来所有独白的长度。演起来却需要有戏剧性，甚至故作夸张，带点荒谬喜剧的意味。在印出来的小说文本中，作者早已把各种读法仔细地标志出来，一清二楚：空白处要停顿，涂墨字体的词语要念得重一点，注音符号照念，取其声韵，还有某些文字旁边画的竖线，我还是搞不清用何种读法。这出戏如译成外文，最好是德文，因为德国的“表现主义”喜剧和电影提供了不少先例［更遑论勋伯格的“说话”乐剧（Pierrot Lunaire）］。
那么，是否可以用广东话演出或读出？这就难了。《背海的人》说的是什么口音？王文兴用国语（普通话）读，但偶然也夹有其他方言口音——四川话？福州话？小说中提到：“爷还表演苏州、扬州、兰州跟福州的方言土音”，可见“独白”中的口音应该是混杂的，当然还带有台湾口音的国语。但香港人用粤语来读，恐怕难度甚大，也很难抓住那种的节奏和韵律。我为此曾请说粤语的妻子念小说中的一段，她念了不到两分钟就念不下去了，而且是全无节奏感。也许这也是香港读者不能参透王文兴作品的原因之一？用广东话读古文，或以古文为基调的白话（如白先勇的语言），没有问题，然而王文兴的语言却复杂得多，内中不乏古文，但更多的是从早期“五四”白话文提炼出来而自成一体的现代白话文，但我觉得王文兴自己读得稍嫌文雅，不够粗犷；台湾诗人管管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以略带北方方言的口音朗诵一首诗，听来却恰似我心目中的《背海的人》。
以上这些观点，除了个人阅读心得外，还得自台湾刚发行的一部关于王文兴的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林靖杰导演），内中作者现身说法，读了不少自己的文章，极为珍贵。最后还有一段是作者和三位乐师合作“读奏”小说中的片段，甚为精彩，音乐颇为新潮，甚有勋伯格味。此片即将在港上演，王文兴亦将于11月5日下午与另外两位名家——余光中和杨牧——在油麻地百老汇戏院的Kubrick咖啡店亮相，有心读者不可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