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文提到关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死亡“真相”，故意卖一个关子，说“是真是假，且听下回分解”。其实已经在无意间泄露了我的用心：巴恪思的这本奇书——《太后与我》，应该当作“野史”的演义来读。“演义”又该作何解？我觉得巴恪思深通个中三昧，他知道中国传统中有正史必有野史，也必有演义；明清以来，野史特多，汇为笔记和小说，最有名的就是《孽海花》。这本小说也是从拳匪之乱和庚子事变讲起，主人公赛金花是个名妓，后来被高官金钧（雯青）收为妾，随他周游欧洲列国，早有学者研究。但《孽海花》中的人物大多真有其人，它的“演义”成分和作为小说的吸引力在于对于异邦文物的想象。巴恪思的这本“演义”则迹近荒唐，它是一个常在北京的“中国通”洋人对于清廷的想象，但内中显然也包含了不少真实的材料。
我的基本判断是：书中的“小事”可能是真，大事则是虚构成分为多。巴恪思在北京住了四十多年，又深通汉、满、蒙文（他自认还识藏文和尼泊尔文），当然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内中不乏王公贵族和宦官。他说不定也进过宫，见过太后数次；又和北京的英国使馆有关系，说不定还是一个提供深宫消息的线民。至于他是否太监李莲英的密友，则无法考证了。在《太后与我》第十七章中说：太后决定废光绪，而且派了两个亲信太监崔德隆和毛克勤，带了她的手谕：“兹著皇帝即时自裁，另有旨易大位，钦此”（英文原稿中“旨易”本为“旨意”，后被巴恪思改为“易”，似乎不通，这也是一个破绽），径赴光绪帝的寝宫，“将皇帝拉下炕，他挣扎但虚弱无力——这是崔亲口告诉我，与李莲英之说法略有出入。先用绳结扼，再用枕头慢慢闷死了他。”这一个描写就令人“拍案惊奇”了，中国人行凶是否也和西人一样用枕头闷死？光绪的枕头是硬是软？如何“闷法”？晚清笔记和野史中的另一个说法是：光绪是慈禧在食物中加了砒霜，分量逐日增多，终致于死，这似乎较可信，但也有学者怀疑此说。更有一说是袁世凯奉命去下毒的，则显得离谱了，因袁本是戊戌政变的告密者，得慈禧宠信，怎敢私见光绪下毒乎？更荒唐无稽的是巴恪思在此章中揭露的另一个秘密：原来慈禧太后也是被袁世凯暗杀的，袁在进见时逼其退位不果后，“拔出一把六连发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打中腹部，太后“没有立时不治，而是喊道：‘反贼！拿下袁世凯，杀了他。逆子，为什么我饶他这么久？’”最后在群医束手下，不治身死。这真是匪夷所思，袁世凯怎可带枪入殿？又怎可扬长而去？我翻阅一本最近出版的袁世凯传记，内中毫无此一细节，甚至说袁下砒霜害光绪的说法也不足信。这一段倒真像电影镜头，更像是煽情剧（melodrama）的场面，虽然巴恪思在此章最后“附言”中说：“李莲英和崔德隆分别向我讲述事实”，但死无对证。巴恪思在书中又说李莲英曾亲自将日记托他保管，他遵守李的遗言，直到1924年才看，并将之带回伦敦，然而至今似乎还没有人找到。为什么巴恪思当时没有爆出真相？而且还在他的畅销书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支吾其词，说两人皆是病死的。据巴恪思自己说，是英国公使太过喜爱袁世凯，为了保护他，所以下令巴恪思不得泄密，看来此事更属子虚乌有。
为了个人的考证兴趣（但又不是专家），我顺便也买了这本《慈禧外纪》来读，并作“互文”相照，这才发现我在半世纪前看过此书，内中的一章就是《景善日记》，事后数位中外学者皆认为此是伪造。中文译者把这篇伪造的洋文日记转译成中文，读来以假乱真。原来内中叙述的就是庚子之变关键时刻的内幕，特别提到各王公大臣倾向支持义和团，独荣禄坚决反对。妙的是在《太后与我》书中巴恪思反而对拳乱之事略而不提，只用了内中的一个小情节：“太后率光绪帝离京避难时叫太监把珍妃扔进井里去！”皇帝跪下恳求，但“李莲英等遂将珍妃推于宁寿宫外之大井中。”记得我幼时初看姚克的《清宫外史》话剧演出，后来又看此剧改编的电影，此段高潮突出珍妃的正面形象，是她自己跳井自杀的，光绪帝软弱，挽救不及，痛哭失声。当时我看得十分感动，觉得慈禧太恶毒了，所以恨之入骨。这一个“偏见”一直持续到我做研究生时代，同班一位同学要以慈禧太后为题写博士论文，我嗤之以鼻。时隔半世纪，巴恪思的这两本书是否改变了我的偏见？这就又回到巴恪思对于太后的描写了。且不论奸情是真是假，作者对于这位太后的仰慕敬佩之情则表里如一。然而在《慈禧外纪》中，他的感情则收敛得多，只形容“太后春秋已高，心乐和平。余深知太后的性情，平日极为温蔼，好书画，喜观剧，但有时发怒，则甚为可怕。”又说“慈禧亦见有普通妇女之性，爱快乐，喜繁华，又有聚敛之嗜好。一生常持乐利主义，尽力以达之，但不为己甚，可止则止。其聪明之识，常能自律而不纵其欲，当办事紧急之时，从不以快乐而误正事。”反观《太后与我》之中的床笫描写，则太后纵欲之情跃然纸上，甚至还屡呼“痛快”！前书中只把她和英女王伊丽莎白相比，但到了《太后与我》的最后两章，作者简直把她奉为天下古今第一，非但不逊于武则天，而且更把这“老佛爷”和古埃及的艳后Cleopatra相提并论，甚至引了一句西谚：如果这埃及艳后的鼻子短了一点，全球历史将会改写。这绝对是所讲“英雄（和美人）创造历史”的观点。然而慈禧真的美若艳后吗？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保养得再好，难道可以荒淫达旦，有一次竟然是复驭两男，令巴爷精疲力竭？！我发现巴恪思的这本回忆录使我对太后的偏见更深了。我反而对这本书的编者Derek Sandhaus和中文译者王笑歌充满敬意，前者斗胆把此书在香港出版，就需要勇气，他写的一篇书序，内容及考证皆甚为翔实，论点也公道；他又说作者和慈禧有染不无可能，如果属实，倒真要我大跌眼镜了。王女士是翻译高手，此书难译之至，她以文白兼具的文笔将之译成流畅的中文，可以和另一本的那位民初译者陈冷汰（此公何许人也？待行家告知）媲美。王女士在译者序中非但将此书和《金瓶梅》相提并论（此点我不能完全同意），而且特别指出一种特有的“黍离之悲”的人生哲学：朝代更替，“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沧海桑田，人在这大时代的历史洪流中显得格外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这段诗我认为道出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
然而巴恪思是否真正能“超脱物我”而“透过情色文学之幕，洞悉黍离之悲”？明朝的李渔和汤显祖或是（他自称曾见过的）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我认为有此能耐，但巴恪思似乎还差了一筹吧，他在书中自谦之辞其实是自诩，处处借色情笔调来渲染自己的颓废世界，这一个同性恋的世界倒是可以和他早年在英国文坛所结交的同性恋世界连成一气：二者皆是贵族人士居多，但清朝公子哥儿的颓废独缺艺术和美学，在捧戏子和男妓之余，并没有留下什么耐读的诗词和小说。不错，清末有《九尾龟》和《海上花列传》之类的作品，被鲁迅视为“狭邪小说”，虽有张爱玲推崇，但我觉得还是不能和《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名著相比。巴恪思在《太后与我》中的妓院和澡堂的描述，似乎承继了这个传统，他那首“致桂花吾卿”的献辞，被王笑歌意译成一首四言“花谱诗”，可谓恰到好处。可惜我非嗜此道，总觉得巴恪思的这本书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文学颇有几番神似，它毕竟揭开了“维多利亚绅士”道貌岸然的假面具，然而作为一本真情忏悔录，我还是更佩服王尔德（Oscar Wilde）的De Profundis（《自身深处》），那才是千古奇文，读来令人感慨。巴恪思写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洋遗老的“后宫遗事”，说不定也假借和慈禧太后的亲密关系而未被后世遗忘，想他在天堂——或地狱——之灵会用到他的京片子说：予愿已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