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乔治·史丹纳（George Steiner）所写的一本书名，我多年前看过，内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依稀记得他的结论是：各有千秋。当代世界各大作家之中，也各有托翁和陀翁的粉丝，但妙的是更有反陀翁者——昆德拉（Milan Kundera）即是其一，但他崇拜的卡夫卡却是陀翁的忠实读者，名作曲家马勒亦是如此。拥托翁的在中国更大有人在，鲁迅的友人许寿裳曾赠给他八字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可见早期的鲁迅也是师崇托翁的，但却译了陀翁的早期小说《穷人》。茅盾当年也是独尊托翁的，似乎在他的西洋文学论集中没有太多关于陀翁的文字。两人的中文译文中，最新出版的是草婴译自俄文的《战争与和平》。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爵士的那本小书《刺猬与狐狸》，被我屡次引用，原书却是讨论托尔斯泰的史观的。柏林爵士生前特别钟情俄国文学，甚至迷倒在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石榴裙下，在他的《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畅谈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但似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所展现的思想不屑一顾。俄裔小说家纳布可夫（Vladimir Nabokov）在他的《俄国文学讲稿》中说：“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俄国散文小说家”，他的尺度是散文（prose）技巧，而非思想内涵，所以他列出来的前四名俄国伟大作家的排行榜是：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和屠格涅夫，陀翁被排在榜外。他还不忘揶揄一番：“这犹如给学生打分数，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素提可夫（Saltykov）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外，要和我讨论他们的低分数。”纳布可夫又说了一句：“当你读屠格涅夫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读屠格涅夫；当你读托尔斯泰的时候，你读它因为你停不下来”，真是一语中的！我去年重读《战争与和平》的英译本，废寢忘食，停不下来，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更是如此。然而，我介绍这两本小说给朋友看，朋友却读不下去。想来香港的大部分读者皆如此。我个人在早年旅美求学时就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并曾为文列为我自己心路历程中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也因为这个原因才选修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不料在博士口试时，那位教授却问我一个有关托尔斯泰的小问题：“在《战争与和平》小说中皮埃有没有参加Free Masons的组织？”我一时不知所措，答不出来。重读这本小说时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答案当然是参加了。也许，我这后半生的“心路历程”中也应该把《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列进去，那么自己的兴趣是否已从陀翁转向托翁？去年是托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我从电影改编文学的角度，写了八篇文章。今年是陀翁出生一百九十周年、逝世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我是否该重读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有《白痴》（The Idiot）和《群魔》（The Demons）？托翁或陀翁？鱼与熊掌，如何定夺？看来我已经没有挑剔的资格，应该兼容并取，照单全收。我的重读陀翁计划嚷了数年，至今尚未开始，只好再谈谈托翁的社会影响。
如果用纳布可夫的文学尺度来衡量，非但陀翁的小说是二流作品，而且托翁除了小说以外的其他散文作品更不值一读。然而托翁自己却在后半生写了大量的非小说作品，包括各种有关文学、宗教、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文章——那篇长文《艺术论》（What is Art？）更被后人（如萨特）视为经典。他的书信更可观，收入全集的就有八千多封。比起托翁来，鲁迅犹如小巫见大巫，但两人也有不少共通点：两人都是“国宝”，被全国奉为神明，作品被引入中学教科书，但实际上两人的小说创作并不算多，鲁迅从来没有写过一本长篇小说；托尔斯泰虽写了三本长篇和数本中篇和短篇，但他的散文更多，和鲁迅的杂文一样。这些散文可以说是托翁后半生“看破红尘”后的呕心沥血之作（最近有一本英文选集：Last Steps：The Late Writings of Leo Tolstoy，Jay Parini编）。他自愧生为俄国贵族，享尽荣华富贵，但俄国的农民却不识字、生活在经济底线之下，即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沙皇已经正式解放农奴，但农民的生活并未改善，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比美国黑奴的命运更差。除此之外，托翁深觉俄国的官方宗教（东正教）害人不浅，教义保守之至，组织森严，以宗教为名压迫人民，这种愚民政策非改革不可，所以他必须从基督教义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宗教，简言之就是兼爱，应该彻底消灭阶级，人人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他自己更身体力行，把全部财产捐出来，稿费也从公，所以在晚年积极从事农民教育，写了不少入门教材，更以他的名声到处为人抱不平，最后终于迁怒了沙皇和俄国教廷，把他逐出教外。然而他的声誉却因此蒸蒸日上，在广大的俄国群众心目中，地位比沙皇更高。到他死前早已被奉为圣人。他那幅白胡逾尺，穿着平民装的形象照片，更是人人皆知。我以前学俄国思想史时，觉得托翁的这些非文学作品十分浅薄，没有陀翁的思想深厚，所以不值一读，然而现在看来，托翁的看法更合时宜。最近读了一本新出版的传记Tolstoy：A Russian Life（《托尔斯泰：一个俄国人的一生》，2010），著者是曾为契诃夫写过传记的柏特莱（Rosamund Bartlett），这才发现托翁晚年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在生前已有不少信徒，形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组织和运动，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名叫契特可夫（Vladimir Chertkov），会员遍及全国，甚至传到西伯利亚。他们坚守几个信条：财产公有，共住公社，积极致力于平民教育和农耕，吃斋禁欲，彻底反战，主张以和平手段抗争。这些信念后来直接影响印度的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托翁虽成了“教主”，但他自己却受家室之累，实践不了自己的信条。这一段托翁生前最后一年（1910）的故事，被一位美国教授柏里尼（Jay Parini）写成一本小说，根据的是一手资料：除了托翁自己的作品外，尚有他的妻子、秘书、子女、医生和其他身边人的回忆录，从三个主要人物——托翁发妻苏菲亚、秘书布加可夫、组织的主持人契特可夫——的不同立场来展现情节，其中把苏菲亚写得最有血有肉，而契特可夫则成了阴险无比的坏蛋，秘书布加可夫夹在中间，还有一段恋情。此书被改成电影，在台湾很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诚品书店也把托翁的数本小说和柏里尼的原作陈列出来，我因此得以购买一本。回港后又买了影碟观看，觉得两位演员（饰托翁的Christopher Plummer和饰妻子的Helen Mirren）实在演得精彩，但也因此把这套戏几乎变成了“家庭肥皂剧”，苏菲亚和契特可夫争夺托翁著作版权成了情节的重心，全然不顾“托尔斯泰主义”，社会和历史意义全失。只有全片最后一段——托翁离家出走、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导演处理得十分卖力，当时已有电讯设备，全球记者云集，各个搭篷等待这位文豪圣人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最后一站”（书名就叫The Last Station）的确变成一场媒体造成的“壮观”戏（spectacle），反而近于史实，较原著更传神。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一般观众更不会重视托翁晚年作品的意义。在柏特莱传记的最后一章，她把“托尔斯泰主义”运动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特别是对于推翻沙皇的直接作用，所以连革命领袖列宁也对托翁推崇备至，列宁的那篇名文：《托尔斯泰作为俄国革命的明镜》也成了人人必读的革命教科书。表面上被供奉上神台，但真正代表的精神却被意识形态所控制。柏特莱不无感叹地说：在俄国大革命后，托翁名声虽仍如日中天，但“托尔斯泰主义”却处处遭政府打杀。原来1917年俄国大革命时仍有六七千托翁信徒，以良心理由拒绝被征召参军，结果各个受到整肃，入监牢或被发放到西伯利亚。连托翁的一个女儿Alexandra也数次身陷囹圄。最后不折不挠坚持到底、为出版托翁全集而奔走，并数度向政府请愿拨款的反而是契特可夫。这套全集总共九十册，终于在1958年出齐，但编委会上已经不见契特可夫和Alexandra的名字。本世纪初，俄罗斯社科院又发起出版全无删节的托翁全集，预计一百册，至今尚未出齐，柏特莱说，这一次的原因不是政治，而是市场经济。前苏联虽然解体，言论和宗教恢复自由，但至今托翁被俄国教廷逐出教会的事，尚未得到平反。但托翁的曾孙已经接掌托氏家族的故居在莫斯科南部数百公里的一个农庄，名叫Yasnaya Polyana，现已成为著名托翁博物馆，到俄罗斯旅游的游客不妨绕路到此一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