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
新凤霞
新凤霞（1928—）天津人，评剧表演艺术家。著有《新凤霞回忆录》。
火灾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别玩火呀！水火不留情啊……”我六七岁住在天津南市杨家柴厂九道弯。有一天晚上发现我们隔壁人家一股股冒青烟，眼看烟越来越大，烟中窜出了火苗，不大的工夫一片火光，天都照红了，真吓人哪！打锣的，喊救命的，大人哭，小孩嚎，大杂院里乱了套了。站在房檐上，窗台上，人们一盆盆地端水，一个传一个向火里泼水。可是好像火越大了，有人喊叫：“别这么泼了！这叫火上浇油哇！越泼越大呀……”人们扑进火堆抢东西，我也端着一盆水。父亲大声对我说：“走开！小心踩死你呀……”把我拉开一推说：“跟你妈往胡同外边跑！”我们家养着一只小花猫，它很可爱，好玩极了，平时跟我一道睡觉，我抱着它一动不动的，可乖了；可这时候它也慌了神儿，来回地瞎撞。妈妈拉我快逃，我想抱着花猫。我叫：“花，花……”它反而向后跑，我一边追一边喊着：“要烧死你呀！”我越追它，它越跑得快。妈妈边骂我边喊我：“回来！”我还是死命追它，我一把抓住猫的尾巴了，可是我摔趴下了，跪在地上，两个膝盖都磕破了、流了血。我也不觉得疼，只是忽然想父亲说过：“不能抓猫尾巴，抓猫尾巴猫要拉稀的。”我就松了手，花猫一下子跑的没了影。我爬起来站在那里大哭，嘴里念叨着：“小花……你会烧死呀……”妈妈硬拉我走开，还打了我一巴掌。我像丢了魂似的心里一直想着小花猫；小花猫准是烧死了，我后悔不该撒了手，它是向火里跑的呀！真动了我的心肝了，想着我的小花猫，我一个劲地流眼泪。
大火烧红了天，好容易盼来了一辆救火车，来了消防队。可是穿着救火的水龙布服装的消防人员不是先救火，一个头戴铜帽子的领头人晃来晃去，说是找事主。真奇怪，他们不救火，先讲价钱。大伙儿惊慌地围着他们，都说火是从房东路三爷家引起，顺着风烧过来的。
路三爷平时架子特大，见谁也不抬眼皮，这时他甩搭着长袖子走到消防队面前，比比划划地递过了一把钱。可消防队还是不去救火，问我们说这大杂院怎么不出来跟消防队打交道哇？我们这院里没有敢出头说话的人，父亲平时只知道见人点头哈腰，一句整话都说不上来。只有一位在澡堂子搓澡修脚的胖大爷赶快迎上去客气地说道：“您哥儿几个辛苦了，救火如救命啊……”消防队向胖大爷要钱：“你们给钱我放水，我们是认钱不认人哪！”胖大爷苦苦哀求说：“这一个大杂院，几十家都是受苦的穷人啊！都是日挣日吃，谁手里也没有富余呀。”说着胖大爷大声喊：“大伙儿跪下吧，快磕头。”话没说完，一下子跪下了一大片，大人孩子也顾不得逃命了。可消防队根本不理，大声说：“行了。你们没钱，我们没义！水火无情，火就要过来了，这可不能怪我们的水龙头不向你们这大杂院里流水呀。”眼看着大火烧到了我们这个大杂院了，可是消防队的水管子只向财主路家的房子喷。
消防队把财主路三爷家里的大火扑灭了，上车走了。我们这个大杂院风助火威一冒三丈呀！足足烧了一夜，房倒屋坍，烧的是一干二净啊！虽然大杂院里没有好东西，哪家没有锅盆碗灶哇？房子烧了精光，家没有了，一片残灰，那个惨哪！一家一家的男女老少，住破庙，投亲戚，靠朋友，各找门路。父亲平时跑妓院卖糖葫芦，他有一个把兄弟是单身汉，父亲就跟他住在妓院。我跟母亲到一个小土地庙睡，地上铺着草，吓得我一夜不敢合眼，因为土地爷身边拿着琐链的小鬼就在眼前，真吓人！旧社会到处是锦上添花，不见雪中送炭。第二天我跟母亲带着弟、妹去投奔二伯父家。
平时我天天去他们家跟姐姐学戏，给二伯母干活，也在他家吃点汤汤水水的。这次去他家是逃难了。二伯母看见我们就不高兴地说：“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家可招不开呀。”母亲哀求说：“好歹的先住两天再想法子……”二伯母勉强答应，给拿了两条塌塌米草垫子，叫我们在大门道的地上睡觉。我心里可难过了，真受不了这委屈，我就是不能睡在这儿。天津烧柴锅，院子里有两大捆柴禾，我就靠在两捆柴垛中间睡觉。二伯母故意耗时间不做饭，怕我们吃她。我从小懂事，不讨人嫌，躲出去，情愿饿的肚子里咕噜噜地响，一口水也不喝他家的。姐姐看不下去了，拉我进去吃一点干粮。我出去跑着小碎步，说练圆场，也不吃她的，心里想：把裤腰带勒紧，肚子空的前心贴后心，也不动二伯母的筷子。我也不进她的屋子，忽然下雨了，姐姐叫我，我躲到胡同里顶着雨跑，还是练着走小碎步。二伯母对我们家被烧了，一点不同情，她跟我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你们院里这么多人，不花费点行吗？走一步就得钱买道，要是给了消防队钱，你们院子就不会被烧，也不会闹得这几十口子没家没业呀！”我们一家人风里、雨里，住门道、破庙，求亲靠友，到处遭白眼，饥一顿饱一顿，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父亲高兴地告诉母亲说，在南市卢庄子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全家欢天喜地去看房子：一间房子很小，除了半边炕，地上就站不了几个人，炕上铺了一条大席子，房子连门都没有，只挂着一条草帘子。睡觉时为了挡风，母亲在门框两边钉子两排钉子，用绳子把草帘子来回拦住。就这样也还是有点透风，父亲说透点气也好，他睡在靠门那头。屋里连放灯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小煤油灯摆在窗台上。
这间房子也没有顶棚，露着房梁。父亲说，没有顶棚更好，省得招老鼠。父亲在房梁上钉了一个铁鼻子，套上一根绳子，一头拴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干粮，那一头拴在门框的大钉子上。我们家每天中午吃一顿结实的饭，早起要把一天的干粮都做出来，放在竹篮里，盖上一块布。拉上拉下连做饭都是我干。吃的一般都是窝窝头、贴饼子、棒子面饽饽等，这个篮子吊在半空，又透风又省地方。
开始住进这间房子，连一床被子都没有。慢慢的母亲买了些面口袋。用六个面口袋对缝起来做了一条被子，被面也是面口袋，给染成紫莲色。我们有了一间房子，又有了被子，甭提多高兴了。父亲修理了一个大煤油桶当水缸用，我在房东财主家的大垃圾箱里捡来了一个大罐头空盒，焊一个铁把当水舀子用。母亲说：“人不能没水呀！这比吃还要紧。”父亲找来了一个大纸箱子当碗柜，几个大粗饭碗，喝水吃饭都用它。后来父亲又搬回一个包装用的木箱子就感觉着高级了，这个木箱放碗比纸箱好多了，这个家就慢慢地添齐了。父亲最高兴的是把木箱翻过来放在炕中间，上面放一个煤油灯，一包天津的萝卜名叫翡翠绿，一大包泡子果儿。泡子果是带皮的花生，不是满仁的，是瘦干瘪的，天津叫它泡子果儿、铃铛果，北京叫半空儿，比花生便宜好多，一毛钱可买一大堆。父亲把泡子果儿往炕上一倒，我们一帮孩子抢着吃，啃着翡翠绿萝卜，喝着大碗茶，这茶虽然是廉价的茶叶末，颜色还很浓哪。父亲喜欢一家人团团围坐在炕上，听他讲今比古，给孩子们说故事。有时候他也约朋友来家，都是穷苦的小买卖人。
有一天我跟姐姐去喊嗓子，看见我心爱的小花猫了。我叫它：“花……来……”它站定不敢过来。我把它抱过来，它用头向我怀里蹭，跟我亲热。我跟它说：“来吧，咱们有了家了。”我抱着猫回了我的家，一进门父亲就高兴地说：“行了，家里都来齐了，小花也回来了。”穷人家最怕过冬天，谁都知道。但我家遭了火灾之后，这个冬天好像过得特别暖和高兴。外边北风飕飕，铺天盖地下着大片雪，屋里一个用煤油桶改制的煤球炉子烧得热乎乎的，炉子边上烧着窝头片。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父亲说：“行了，知足为贵。经过一场大灾难，一家子团团圆圆的，有一间屋子，还有个炉子，这叫‘暖屋热房，胜过作皇上’啊！”新凤霞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我的婆婆八十九岁去世的，已经一周年了。她临终前身体没有病，就是太老了，她的一生把全副精力都付出来了，不愧于她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跟祖光在北京结婚时，婆婆在上海。我的孩子出生之前，婆婆就寄来了一个大包裹，里边全是各式各样的、一件比一件大一点的小衣服，多得足够孩子穿到四五岁。这些都是婆婆亲手缝的，件件精精致致。孩子生了，婆婆又从上海寄来了大批营养品。
因为演出任务重，孩子刚满月我就上班了。孩子不能吃奶，祖光决定把孩子送到上海请婆婆带养。照说祖母带孩子是正常现象，而且婆婆也愿意带，但实际上她困难不小。祖光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晚年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只能坐在一把宽大舒服的椅子上看画报，会客；用左手写字、画画。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式妇女，贤慧善良，悉心地照顾着丈夫，连他用的各种笔，都一支支洗净涮干，整整齐齐摆在桌上。我们要送孩子来必然会增加她的负担，但她二话没说，只催我和祖光赶快到上海。
一九五三年我到上海演出，头一次见到公公和婆婆。婆婆虽是半百以上的人了，仍旧端庄清秀，温柔善良，围腰上扎着一个蓝布围裙。那时他们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所居民楼房里，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很有条理。因为是解放初期，墙上还贴着歌颂新中国的口号。为方便演出，我住在天蟾舞台的后台，很少时间回家。公公老问婆婆我为什么不回家？婆婆耐心向他解释。她怕我演出太累，每天给我做各种富有营养的东西吃，由给我梳头的张洪山同志天天取来。我在上海演出近两个月，一共回家看望老人孩子两三次，一夜都没住过，连祖光的姑妈都有意见了，婆婆却没一句怨言，还常为我向亲友解释。每次我回去，婆婆都说：“你工作忙，不要老惦着家，孩子有我们，放心吧……”临走时，她都是抱着孩子把我送出好远。我再三劝婆婆回去，只怪几个月的儿子紧紧抓着我不放，婆婆便送了一段又一段。我偷偷看婆婆，她的眼圈红了。
一九五五年公公婆婆带儿子来了北京。那时我们在东城帅府园买了一套四合院，从此婆婆为我们管起家来。婆婆说我唱戏累身子又累脑子，家里的事一律不让我操心。我便一切都不管，一心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