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喜剧（ The Comedy of Menace）是品特戏剧创作的一项重要贡献，主要是指品特早期创作的一系列戏剧，例如《房间》《生日晚会》《看管人》《微痛》等。这些戏剧的背景设置往往是一间房间，通常，房间里是温暖而光明的世界，而房间外黑暗、冰冷、神秘莫测，房间里原来有一个人或是两个人，突然，房间闯进了另外的一个人或是两个人，于是，房间里安全不再，充满了莫名的威胁。品特用细腻的笔触，把剧中人物尴尬可怜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危险，他的剧中人物总是生活在惴惴不安中，惶惶不可终日，让人不禁发笑。这便是威胁喜剧的由来。根据他的戏剧的这些特征，1958年，欧文·沃德尔（ Irving Wardle）给他的戏剧恰如其分地贴上了这一标签。[22]也有一些人把品特这一时期的剧作称为“黑色喜剧（ Black Comedy）”，认为一方面，我们在戏剧中看到了下层人物的滑稽可笑的行为，另一方面，这些荒诞行为也正是现代观众自身的写照，观众在发笑的同时，也不禁会对自身的处境产生思考，将剧中人物与自身等同起来，在笑声中发现自己的心酸无奈，于是笑声骤然而停。[23]
20世纪60年代之后，品特的戏剧呈现出另一特点，那就是在他的戏剧中，大量地呈现出人物的记忆描述，整部戏剧通常由记忆与对话构成，这些记忆由人物口中道出，随人物的思维变动，现实存在于梦境之中，梦境中杂糅着现实，让人难分现实、过去与未来，也让人难以区分真实与虚假，由于“记忆”成为了戏剧发展的核心，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因而他这一时期的戏剧被称为记忆剧，《昔日》《情人》《背叛》等剧作便是这类作品。
20世纪80年代之后，品特戏剧创作风格又发生了改变，他的戏剧创作一改过去似乎与政治、宗教主题无关的风格，而以明显的国家政治内容作为主题，涉及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现象，例如政治迫害、政治权力争夺、歧视少数民族、战争杀戮等各个方面。这一时期，他作品中的荒诞成分有所减弱，虽然威胁仍然存在，但产生的背景则相对明朗，因为国家政治主题成为了这一时期品特戏剧的主要成分，因而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送行酒》《山地语言》《归于尘土》等被称为政治剧。
威胁喜剧、记忆剧、政治剧分别代表了品特不同创作时期的主要成果，共同建构了神秘独特的品特戏剧王国。
二、品特的国外研究现状
品特戏剧在西方文学界经历了从饱受争议到充分认知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当品特的戏剧刚刚出现在舞台之上时，评论界传来的却是一片质疑之声。1958 年5 月19 日，《生日晚会》在伦敦上演，第二天早上，品特打开报纸，各种令人难堪的消息就铺天盖地而来。在一份叫做《卫报》（ The Guardian）的报纸上，一篇以“M. W. W.”作为隐匿署名的评论文章在对该剧的情节进行总结之后，不无调侃地评论道：“这部戏说的是什么只有品特先生自己知道，他的人物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剧中人物的言语不合逻辑，半是乱语，半是疯子的乱嚷。”[24]评论家达灵顿（ W. A. Dar-lington）也在《每日电报》（ The Telegraph）上撰文指出，该剧中的一个人物是令人痛苦的“帆布躺椅服务生”，然后又不无讽刺地说道：“出于逗乐，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他可能就是一个坐在这儿看戏的戏剧评论家。”[25]在《金融时代》（ Financial Times）杂志上，电影制片人格兰格（ Derek Granger）这样对品特戏剧作出评论，他说：“哈罗德·品特的首部戏剧看起来是属于胡言乱语、神智不清的贝克特、尤内斯库之流，是那种总是松弛着下巴的令人灰心丧气的玩意儿。”[26]晚间出版的杂志上，则以大大的标题写着：“品特先生，你还不够滑稽！”[27]一个迷惑不解的评论家苏尔曼（ Milton Shulman）在看完戏后则显得牢骚满腹：“那两个陌生人是谁？玛蒂（ Monty）是谁？他们正在干什么也许对于品特先生来说是明白无误的，然而品特先生却没有使我们弄明白。”[28]
品特的戏剧不但遭到了评论家们的诟病，观众似乎对品特的戏剧也不感兴趣。当《生日晚会》在伦敦进行演出之时，每场观众只有几个人。品特决定亲自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迟到了几分钟，当我到那儿时戏幕已经拉开，我跑上楼上的特等席，一个女引座员拦住了我问：‘你要到哪儿去？’我说：‘到特等席去，我是戏剧的作者。’她的眼睛看似有些模糊，然后她说：‘是你啊？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听着，特等席已经关门了，但为什么你不进去呢？进去坐一下啊，亲爱的，如果你喜欢，你就进去吧。’我走进空荡荡的特等席，向大厅下面看去，天！ 里面只有六个观众。我心里说，看起来连电费也赚不到呢。这样的票房持续了一周，整整一周的票房收入是两英磅六先令。”[29]
品特戏剧最初的经历使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以至于多年以后品特还坚持认为自己“从未受过评论家的公正对待”。[30]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他的戏剧持批评的态度，即使是《生日晚会》上演之时，在一大片非议声中，也有人独具慧眼，发现了品特戏剧的精妙之处。与大多数剧评家相反，萨巴斯（ Hobson Sabbath）在《周末时光》（ The Weekend）上给予了品特热情洋溢的赞扬，他说：“我敢以一个剧评家的名誉作为担保，《生日晚会》既不是四流的戏剧，也不是三流的，而是一流的。品特具有伦敦戏剧界中最具创造性的、令人兴奋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才华。他的作品引人深思，语言中充满了诙谐。”[31]多年以后品特的成功证明了萨巴斯当时的高明，在当时而言，他的评论就像是乌云当中的一丝光亮，给予了品特心头一点安慰，鼓励他继续创作。
使品特的剧作饱受争议的还有他的戏剧的政治性问题。许多评论家指责他的戏剧缺乏针对性。剧评杂志《舞台》（ The Stage）中的一篇文章即指出：“虽然品特的作品向人们传达了当代社会中存在的不安、矛盾以及各种啃噬人们心肺的痛苦和焦虑，但他却从未指出一条解决这些‘威胁’的道路。”[32]剧评家汤姆·麦格拉思（ Tom Megrath）就曾如此描述：“当你拂去表面上的一切，解开所有的迷惑之后，你会发现，品特其实什么都没说，他的戏剧纯粹就是形式。”[33]
现今的人们往往会为文学界当时对品特的艺术盲视感到困惑不解，然而，对于品特在那一时期所遭受的冷遇，只要回顾一下他的戏剧创作风格与当时的戏剧潮流，他的遭遇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正是一个社会现实剧大行其道的时代，以奥斯本、韦斯克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现实主义剧作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代表着英国新的戏剧潮流。1956年，奥斯本发表了《愤怒的回顾》，公开向社会问题挑战，赢得了阵阵掌声，被视为英国戏剧当时的新气象，观众将品特的戏剧与这些现实主义戏剧进行对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品特戏剧中那难以弄清来源的人物身份、模糊不清的意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对话、指向不明的主题让观众及评论家们不知所措，品特戏剧风格简直是与当时的戏剧潮流格格不入，就像一个凭空而降的怪物，观众对他进行攻击自是情理之中。
直到《看管人》的发表，公众及评论家们才对品特的戏剧有了深入的认识，人们开始意识到品特作为一位戏剧家的创新意识及其戏剧的意义。评论家们开始静下心来探寻品特戏剧的精华之处。国外对于品特戏剧的研究主要是从主题研究及艺术特色研究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主题研究。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威胁主题研究。许多评论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品特剧作中的莫名的威胁。如斯蒂文·盖尔（ Steven H. Gale）就曾将品特戏剧定义为“地域之争”和“威胁主题”。[34]学者多米尼柯·谢拉德则认为：“品特已把握住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实质，确实，我们都生活在灾难的边沿上。”[35]他认为，品特所要表现的不是那种氢弹爆炸所给人们带来的外在“威胁感”，而是一种不可言状的、震撼人类灵魂深处的威胁。与谢拉德的看法不同，斯蒂文·盖尔（ Steven E. Gale）的观点是，品特的戏剧不仅让人们意识到了现代世界无处不在的威胁，其更加深刻的目的是向观众展示这种威胁的根源：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感觉，而是来自人类个体本身。从本质上来讲，品特剧中的“危险”就是来自于人物的心理底层。[36]
部分评论家还注意到品特剧作中涉及了家庭主题。他们试图探讨品特剧作中家的象征意义及其道德含义。评论家迈克尔伦·万达（ Michelen Wandor ）说：“品特笔下的家多是些空壳子。”[37]著名导演彼得·霍尔也说，关于家，他从品特那里得到的感觉是冰冷无情的，是一种倔强而又充满仇视的目光，因为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深陷在不动声色的仇恨当中，难以自拔，看不到一丝爱的阳光和温暖。[38]品特的传记作者比林顿则试图从品特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去解读他的家的象征意义，认为品特家的感觉形成于他的童年时期所遭受的创伤。[39]皮科克与比灵顿一样，坚持从品特的人生历程当中寻找原因，认为品特剧作中的“家”反映了他与父母的关系，是他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与异教徒维维安·默切特（ Vivien Merchant）的婚姻，并最终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投射。[40]
在品特的部分著作中，表现出了对女性的关注。多数评论家认为，品特的女性作品表现出他的男子主义的主题。伊顺莎白·莎克拉丽顿在《品特女性人物的肖像》一书中写道：“对于女人，除了母亲、妻子和妓女这三个字之外，品特在其作品中难道还有别的可说的吗？我看是不多了。”[41]当然也有些评论家给出了相反的看法。维克托·卡恩（ Victon Cahn）就认为：“品特剧作中男女人物对立是一种权力主题：品特笔下的女子从不会退缩到传统女性的面具之下，也极少有谁会卷入养育儿女的家务活中。品特剧作中的女性从来不会让婚姻或家庭掌握住她们的生活……虽然品特剧作中的男性在体力上处于主宰地位，他们在情感的坚定上却不如女性。”[42]另一位批评家佩内洛普·普伦蒂斯也认为：“在品特的所有剧作中，《归家》首次给女性一个主宰性的地位，并使她赢得了某种可喜的东西，那就是自由。”[43]
在品特戏剧的政治主题上，评论家逐渐改变了品特戏剧通常与政治无关的看法，而认为品特戏剧的政治主题贯穿始终，但可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微观政治时期与后期的宏观政治时期。早期的剧作更多涉及的是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角力之争，因而是微观的政治，而后期的剧作所涉及的国家权力的内容，因而是宏观政治。奥斯丁·昆雷在他的评论文章《品特、政治和后现代主义》中就提出了这一看法，并认为品特早期作品中拒绝涉及具体的政治事件是因为他对于利用政治渠道、政治争论、政治行动来改善社会状况的方法的持严重怀疑态度，因而他更愿意探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44]另一位评论家阿拉盖（ Mireia Aragay）则认为，造成评论家们对于品特戏剧是非政治戏剧的看法是因为品特的后现代戏剧创作手法误导了观众，其实权力与政治在品特的戏剧中一直存在。[45]
